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不起诉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对策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由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运行提出了新诉求。近几年,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不起诉制度内容正在扩充,不起诉率明显增加,但不起诉制度运行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当前不起诉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有适用率低、不平衡、不规范以及隐形不起诉等,致使其效能实现受到影响,困境的形成原因包括检察机关工作程序的限制、各类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对象和罪名范围的不足、不起诉制度适用的条件模糊。对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检察机关工作程序、扩大适用范围、规范适用方式等措施,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的刑事立案改革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诉讼推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以司法治理来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直接目标是改善办案方式,加大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力度和促进预防犯罪。实践证明,该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罪犯羁押和实现案件分流,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增强社会和谐,但其只适用于刑事立案之后的环节,是在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案件合理分流,而不能在刑事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分流,因而对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化、减少社会治理中的刑法依赖的功能有限。为缩小司法犯罪圈、避免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还应当在刑事立案环节同步改革,加大民事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树立实质出罪概念来保持立案的谦抑性。

“少捕慎诉慎押”的法理分析

自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积极致力于该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目前对于“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政策的落实也存在“少捕”“慎诉”与“慎押”的效应未能全面展开等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醉驾罪”“帮信罪”等体量较大的轻罪治理中,“少捕慎诉慎押”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该政策指向轻罪治理完善的宗旨不相符。基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应当在准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含义与明确其意义的基础上,认识该项政策的宗旨以及出台背景,分析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推动该项政策在轻罪治理中普遍、长期、稳定有效的落实。

“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及其应对

“裁量前提”“裁量基准”和“裁量方案”共同构成了起诉裁量权的基本建制,并分别回答了“什么情况下得进行起诉裁量”“据以作出决策应当考量何种因素”以及“起诉裁量决策所允许的最终方案”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起诉裁量制度的立法模式。我国“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集中体现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裁量前提”和“裁量基准”的去约束化,前者意味着执行层面突破“轻罪和未完成形态犯罪”的范围约束,后者表现为“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要件的模糊化处理,即在执行层面允许承办检察官在参酌案件情节、行为人情况以及公共利益等要素的基础上进行个案权衡。遵循“去约束化”的思路,有必要重新检视我国现有的不起诉体系的立法模式,并为起诉裁量权的扩张提供立法文本层面的规范理据。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认定的异化与匡正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心之一是“少捕”,“少捕”不仅涉及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而且深刻影响其实体权利。当前司法实践中诉前羁押率虽已下降,但仍需降低。在法教义学层面,贯彻“少捕”政策的核心要件是“社会危险性”。基于刑事一体化考量,“社会危险性”要件之认定存在实体、程序、证明三个维度的困境,阻碍诉前羁押率进一步降低。通过在实体维度限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及其解释性规定的外延,在程序维度重塑“社会危险性”审查结构、调整审查主体办案责任机制,在证明维度规范证据使用、明确证明标准,可以促使逮捕的适用回归理性,推动“少捕”政策的实现,继续降低诉前羁押率。

逮捕实质条件的理论反思——兼论逮捕实质条件的立法完善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国家不应该在宣布公民有罪之前羁押公民,但是,由于国家理性的限制,公民对于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配合义务。这一义务的承担不是针对任意一个公民。追诉事实的可能性条件的功能就在于将负有特定配合义务的公民与其他一般公民区别开来。同时,诉讼风险决定了国家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诉轻重不同的犯罪,追诉犯罪的严重性条件的功能就是在成本代价和惩罚犯罪的功利追求之间予以平衡。逮捕措施是程序性而非惩罚性措施,诉讼保障的必要性条件就在于准确体现逮捕措施的性质,从而具体实现逮捕措施的节约化。新一轮的立法修改,应该从上述三方面科学设计逮捕制度的实质条件,以实现羁押状态下等候审判是例外的通行原则。

国家介入的修复: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的运行逻辑

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有利于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助于提升司法为民的水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但在执行中也存在无法全面保障被害人权益,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的风险。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代表了一种国家介入修复的司法模式,其实质是将被追诉人事后积极补救的修复行为融入到社会危险性评价中,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从宽激励保障修复行为的履行。由于制度目标存在差异,赔偿保证金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制度是紧密联系但相对独立的关系。应当合理设定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确立风险评估机制、提存支取机制与促进双方和解机制,以实现少捕慎诉慎押,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并化解社会矛盾的目标。

“少捕慎诉慎押”的体制动力与机制障碍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涉及对个案中的逮捕、起诉和羁押条件进行裁量处理,而这些条件的制度基础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行时就已成型。近年来之所以主动调整,体制层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呼吁更加谦抑的刑事政策,二是科技发展为减少口供依赖、强化取保监管提供了条件,三是检察机关在2018年修宪后主动寻求扩大在刑事程序中的话语权。但在机制层面,应充分认识到“少捕慎诉慎押”与实践中追求认罪认罚、退赔与和解、成功起诉等目标常有冲突,且天然潜藏廉政风险,当前依赖目标考核的推进机制也不无缺陷。

轻罪羁押之惑与破解进路

犯罪结构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轻罪羁押率仍然偏高,羁押办案的倾向仍有所显现。轻罪羁押问题早已潜伏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之中,其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继续维持这种羁押倾向显然是对“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背离,同时也表明我国司法文明程度有待提升,长此以往也必将导致强制措施制度空转的恶循环。要破除流弊,就需要多措并举,切实转变司法理念,完善相应机制构建,消减非羁押措施制度空转,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轻罪羁押倾向,回归强制措施本质定位。

公诉权运行的外部监督:论公诉审查程序

公诉审查无外乎“诉讼条件是否齐备”和“公诉的提起是否适当”两项关切,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于1996年之后便无针对后者的实质审查。应否构建实质的公诉审查程序,取决于公诉门槛的高低,二者呈现边际替代率递增的负相关关系。宏观来看,我国公诉门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构建实质公诉审查程序的必要性将不断降低;微观来看,重罪案件对公诉门槛的变化具有相当的韧性,轻罪犯罪圈的扩张则呼唤审前过滤机制稀释国家刑罚权的溢出。在酌定不起诉制度被充分激活之前,可以考虑构建针对轻罪的实质公诉审查程序充当不必要追诉过滤的权宜之计。

少捕慎诉背景下裁量不起诉的比较法再探讨

有限的司法资源和不断增长的犯罪数量间的矛盾日益凸现,促使人们反思起诉法定主义一元格局的正当性,裁量不起诉也即起诉便宜原则应运而生。在美国,该原则主要体现为检察官裁量不起诉的权力。通过比较法分析可以看到,该权力在美国刑事司法运行中作用巨大且几乎不受制约。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酌定不起诉制度运行相当艰难,个中原因复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引入刑事诉讼法、中央提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背景下,确立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度扩张原则非常必要。

践行少捕慎诉慎押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中国实践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源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源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及少捕、少杀、少管制政策。推行这一政策,对于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地检察机关转变观念,提高检察官素质,发布地方司法文件,全面把握逮捕条件尤其是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遵循逮捕程序尤其是强化公安机关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证明责任,探索通过赔偿保证金提存等方式创造不捕的机会,探索逮捕案件质量保障机制和不捕说理等办案社会效果保障机制,切实降低了批捕率,实现了少捕。各地检察机关还采取多种方式,凝聚推进非羁押诉讼的共识,提升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质量,增强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到案的效果,促使公安机关自觉践行非羁押诉讼,免除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后顾之忧。通过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大幅度扭转了一押到底的局面,减少了不必要的继续羁押。

“少捕”的实践与纾困

作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入口”,“少捕”对于在审前阶段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刑事诉讼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最终落地“少捕”的政策目标兼具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支撑:《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改始终秉持着从严把握逮捕强制措施适用的态度;甚至可以说,积极刑法观的落地同样要求减少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回应犯罪治理结构的轻罪、微罪化。近十年来,我国审前羁押率总体呈下降态势,但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该数字仍存在较大下降空间;且“捕后轻刑”的现象多发,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新情况。阻碍“少捕”实践推进的直接障碍是对逮捕适用要件的把握存在偏差,且产生此种阻力的主要原因在于观念的缺位与制度的掣肘。需对此二者进行细致分析方能进一步扎实推进少捕政策的落实。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法治嬗迭与适用异难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从打击犯罪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以及最大限度节约司法资源的视角出发,是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嬗迭的集大成者。但就目前而言,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施行面临着“社会危险性”把握和适用不明晰、公民朴素报应观与司法工作人员“涉罪必捕、构罪必押”刻板办案思维以及对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理解和适用范围并不明确之三重异难。对此,权宜之计为建立以社会危险性为核心的量化体系、加强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互通互联以促成统一办案思维以及明晰本政策的具体适用范围。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助于司法人员转变理念,在逮捕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采用非羁押监管措施。受该刑事司法政策的影响,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展相对不起诉案件的范围,提高对犯罪嫌疑人适用不起诉决定的比例。这一转变对降低捕后轻刑率有积极作用,如果检察机关依法对案件做出如相对不起诉的终局处理,将减少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对其提起公诉时被法院判决轻刑的数量,进一步推动检察官在逮捕阶段主动适用非羁押监管措施的积极性,更加有利于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检察机关在实施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各个阶段的处置措施,探讨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检察机关应发挥的作用,包括审查逮捕阶段对逮捕率的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对暂缓起诉制度的借鉴和判后阶段对社区矫正的参与。

轻罪治理背景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面向与程序供给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日益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逻辑在权力制衡、持续审查、比例原则等三个方面得以展现,所具备的程序功能有利于释放轻罪治理效能、缓解轻罪治理末端压力、控制轻罪审前羁押溢出效应。在当前“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面临着审查主体的追诉倾向客观存在、审查程序启动困难、审查方式行政化、审查标准把握不规范等问题。随着“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深入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协商性司法等新特征。协商性司法在客观上可以减少审前羁押,非必要的审前羁押会对协商性司法的正当性产生不利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本身是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协商性司法为进一步发挥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提供了制度空间和理念指引。通过强化依职权主动审查、构建审查闭环,适度简化审查标准、明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把握参与协商的本质、纠正听证程序的异化倾向,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将更加贴近轻罪治理需求,为构建现代化犯罪治理体系提供必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