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问题探析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逮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因素的设定,将我国逮捕的功能定位为羁押候审功能,从而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诉讼保障性三大评估因素,并从评估模式、评估主体、评估方法等内容探讨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体系。为真正发挥逮捕在刑事诉讼中的应有功能,使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得以发挥良好效果,还应加强对辩护权的保障并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少捕慎押的理念澄清、实践反思与完善路径

少捕慎押是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强制措施诉讼保障中的适用问题,慎诉是公诉裁量权的扩大问题,少捕慎押是程序出罪,慎诉是既有程序出罪也有实体出罪。少捕慎押应定位于强制措施政策而非仅仅是逮捕羁押政策,核心不是“少”而是“慎”。侦查阶段是刑事羁押的起点,刑事拘留、提请逮捕、延长羁押期限以及非羁押措施执行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少捕慎押的适用应在侦查、起诉、审判整个诉讼过程中被全流程监督,少捕慎押适用需要平衡公正与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等价值,解决司法机关考核指标差异、“以捕促认”与“技术性认罪”矛盾等难题,消除公安机关取证路径依赖、信访维稳、新型犯罪治理等阻滞因素,尤其要注重从源头完善落实,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立案阶段分流、拘留羁押入口把控、社会危险性证据收集、不必要羁押变更、非羁押强制措施落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研究

如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要求,降低审前羁押率、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是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2986个起诉书样本和583个不起诉书样本进行分析,审前羁押方面,帮信罪治理存在审前羁押率较高、逮捕条件适用存在偏差、强制措施变更不及时的问题;相对不起诉适用方面,还存在不起诉率较低、裁量标准尚不统一的问题,不同的裁量情节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偶犯、自首、悔罪、坦白、退赃退赔、初犯和在校学生身份,而被告人认罪认罚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不大。对此,应当坚持权利保障的轻罪治理观,全面、动态地把握帮信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社会危险性,促进其他非羁押性措施的完善;探索建立细化统一的裁量标准以强化相对不起诉的出罪力度。

延安时期少捕、慎押的历史考察及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保护劳动力的客观需求、先进的革命政治理念与边区法制人物的积极推动,是延安时期产生少捕、慎押司法观念的主要因素。陕甘宁边区以形式灵活的立法确立了少捕、慎押的法律规范,并通过严格逮捕程序、明确羁押要件、推动刑事和解等方式,有效降低刑事羁押人数,形成了少捕、慎押的红色司法经验。当代刑事司法中应当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契合社会需求,完善不捕、不押后相关配套制度规范,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程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使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行稳致远。

“少捕慎诉慎押”的法理分析

自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积极致力于该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目前对于“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政策的落实也存在“少捕”“慎诉”与“慎押”的效应未能全面展开等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醉驾罪”“帮信罪”等体量较大的轻罪治理中,“少捕慎诉慎押”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该政策指向轻罪治理完善的宗旨不相符。基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应当在准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含义与明确其意义的基础上,认识该项政策的宗旨以及出台背景,分析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推动该项政策在轻罪治理中普遍、长期、稳定有效的落实。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逮捕审查的合宪性调控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被追诉人的逮捕适用,这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兼具诉讼行为与基本权干预的双重属性,但司法实践往往仅将逮捕作为单纯的诉讼行为对待,忽略了逮捕的基本权干预性质。作为一种基本权干预措施,逮捕适用应当依序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以此实现正当化证成。基于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刑事诉讼立法将其规则化于逮捕条件中,形成了平面的审查框架。这种规则化看似清楚,实则遗留了不少问题。平面框架在实践中存在着实体偏向、逻辑不清、结构封闭等弊端,无法确保逮捕适用的正当性,构成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实的重大阻碍。问题的解决应当回归基本权理论,通过比例原则内含的阶层秩序划分逮捕审查层次,并将逮捕立法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构建层次明确、结构开放、思路清晰的逮捕审查体系。

论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目的在于构建良好的司法生态,适应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的结构变化,落实人权保障、审慎用权的要求,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重要抓手,可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救济,有利于及时恢复被羁押人正常的权利状态,保证审查程序的公正性。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需要从审查程序的内容、标准、责任、构造等方面着手,精准把握、统一适用审查羁押措施的条件,以社会危险性为标准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可量化审查,转变既往的错误办案观念,构建正确羁押观。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刑事检察现代化背景下认罪认罚不起诉完善研究

刑事检察现代化背景下,检察机关大力推进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不起诉率大幅攀升,不起诉案件数量的扩大也带来一系列后续处理问题。通过对认罪认罚不起诉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认罪认罚不起诉工作成绩斐然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当立足检察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从拓宽附条件不起诉在认罪认罚中的适用、运用数字化手段做好刑行衔接工作、规范运用多类型非刑罚处分措施方面对认罪认罚不起诉的适用提出制度构建建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成熟定型推进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的基层检察实践——以B区检察院三年实践为样本

B区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转变司法理念,为基层检察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政策配套措施、人员考核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多元主体间司法理念的不协调,制约着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下一步,要针对实践中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法治共识,进一步提升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运行实效。

司法审慎意识深化进程的检察实践研究

以西部地区地级城市Q市检察办案数据为样本,对1979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案件受理数、不捕率、不诉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由此发现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得出五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慎刑”思想应当受到重视;三是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条件更加成熟,应当抓紧历史机遇期加大加快推进;四是“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落到实处需要立法支持;五是应尽快搭建中西部向浙江等先进省份学习的桥梁。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进程中,法律的僵化和司法机械化的弊病一直以来都是造成冤假错案和诉讼负累的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制度作为一项独立检察权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下,通过梳理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现状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分析酌定不起诉与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关系,分析酌定不起诉中的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解决酌定不起诉与行刑衔接的问题,探究酌定不起诉的独立价值、法治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充分运用其法治原理促进人权保障、提高司法效率,同时有助于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

重罪案件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探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制度改革的理念要求。以司法实践中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现状为视角,分析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表现特征及产生原因。基于司法实践发展需要,宜从更新办案理念、转变重刑思想,注重矛盾化解、强化沟通协调,明确审查重点、提升研判能力,接受外部监督、加强请示汇报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对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作用发挥有所裨益。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认定的异化与匡正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心之一是“少捕”,“少捕”不仅涉及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而且深刻影响其实体权利。当前司法实践中诉前羁押率虽已下降,但仍需降低。在法教义学层面,贯彻“少捕”政策的核心要件是“社会危险性”。基于刑事一体化考量,“社会危险性”要件之认定存在实体、程序、证明三个维度的困境,阻碍诉前羁押率进一步降低。通过在实体维度限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及其解释性规定的外延,在程序维度重塑“社会危险性”审查结构、调整审查主体办案责任机制,在证明维度规范证据使用、明确证明标准,可以促使逮捕的适用回归理性,推动“少捕”政策的实现,继续降低诉前羁押率。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首先要深刻理解其基本内涵,充分认识该政策对改变长久以来办案习惯和转变传统司法理念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厘清少捕、慎诉、慎押的适用条件,做到区分不同案情灵活适用,防止僵化运用。此外,对于刑事执法司法过程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遇到的实践困境和难点,比如思想认识不到位,“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危险性判断缺乏客观认定标准等问题,要结合实践对应检视,找出行而有效的举措,破除办案理念陈旧等制约因素,真正做到“不破不立”,从而助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有效实施,落实“轻轻重重”的办案要求,实现“司法为民”的办案效果。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强制措施制度回归诉讼保障功能,应对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深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规范其适用范围并遵循一定的原则,其实施路径包括正确把握逮捕的条件;进行实质化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用好、用足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理衔接以及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重要作用等。检察机关作为捕诉职能的承担者,是该政策有效施行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纽带”作用。时机成熟时,应当对该政策进行延伸,形成“少拘少捕慎诉慎押慎判”的系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

国家介入的修复: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的运行逻辑

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有利于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助于提升司法为民的水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但在执行中也存在无法全面保障被害人权益,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的风险。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代表了一种国家介入修复的司法模式,其实质是将被追诉人事后积极补救的修复行为融入到社会危险性评价中,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从宽激励保障修复行为的履行。由于制度目标存在差异,赔偿保证金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制度是紧密联系但相对独立的关系。应当合理设定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确立风险评估机制、提存支取机制与促进双方和解机制,以实现少捕慎诉慎押,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并化解社会矛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