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思考

涉法涉诉信访作为信访的重要部分,有其自身的特点、产生原因和化解方式方法。分析涉法涉诉信访的特点,探寻涉法涉诉信访的成因,对于有效开展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切实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保障社会大局的稳定,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对策——以H省等多地调研为分析依据

将涉法涉诉信访从普通信访中剥离之后,应当加快立法,将这一制度系统化和规范化。和其他信访相比,涉法涉诉信访和诉讼程序、司法制度等问题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通过政法机关内部的自律自查可以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大部分问题,但也有一些复杂问题,政法机关无法自己解决,仍然需要外部支持,应当和地方党委、政府良好沟通,形成合理的问题解决机制。

涉诉信访与法治的中国路径--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背景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我国当前治国理念之表达,也是促使法学界重新审视法治的中国路径之契机。而涉诉信访就是我们在探究法治的中国路径时所必须正视的一个典型问题。它是我国一段时期以来诉权与司法权之间的扭曲关系、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制度设计、诉讼审判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纠缠不清之状况的反映和产物。应借助和谐社会的理念,对涉诉信访这一中国的特有制度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将其整合为我国法治进程中更为积极和谐的因素,促使诉权与司法权形成良性互动,诉讼审判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得益彰,彼此促进,把强调实体正义与追求程序正义有机地统合协调起来。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与对策初探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高发的根本原因;而现行信访制度的不完善则是直接原因;司法权威缺失,历史文化传统、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的缺失以及政府公信力下降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高发的外因。应强化信访职能,整合信访资源,构建和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的各项制度,如党政领导信访负责制、涉法涉诉信访监督机制、诉访分离制以及信息沟通、交流和反馈机制等,以较好地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涉诉信访的法理思考

基于法律的肯定、传统文化的影响,涉诉信访在我国一定时期内仍然会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途径。但涉诉信访冲击着司法制度,也是与法治的推进相背离的。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仍需通过涉诉信访缓解社会冲突。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应以法治终结涉诉信访。

从治理到法治：涉诉信访应对机制的嬗变

涉诉信访这一概念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总结而非理论研究的建构,因其与司法程序内在机理不同而发生。涉诉信访虽然旨在救济权利,但由于其冲击司法程序,有损司法公信,影响社会秩序而产生应对的必要性。当前涉诉信访的应对机制可归纳为治理模式,表现为应对主体的多元化、应对依据的政策化、应对方式的能动化、应对内容的行政化。涉诉信访的治理模式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的效率和秩序目标,但存在诉访不分、程序不畅、难以终结等问题,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基本价值。涉诉信访的应对机制应从治理模式转为法治模式,从根本上化解上述难题。

直诉与涉法涉诉信访之比较

通过诉事形式、对象、程序、功能等方面的比较可知,中国古代的直诉与当代涉法涉诉信访之间既有外部的差异,也有内在的相似性,相似之根源即古今相类的权力结构。就此而言,直诉即中国古代的涉法涉诉信访。基于此,学界可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视阈下从制度合理性、程序与实体、权力制衡等进路展开对直诉制度的研究。

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一直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对于某些基层领导干部来说,信访好比一个"烫手的山芋"。为此,实现皖北地区涉法涉诉信访的法治化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是前提条件;突出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关键环节;明确主体责任,健全信访长效机制是难点;强化监督作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是保障;培养公民法律信仰,增强公民法治意识是目的。

涉诉信访困境及破解思路

涉诉信访是我国目前极具争议的制度,涵盖了民意表达、监督司法、解决纠纷等多项功能,通过对涉诉信访制度成因及其制度困境的分析和考察,提出了以"法治化"破解涉诉信访困境的基本思路。

涉诉信访的程序性设计

涉诉信访的程序性设计包括诉讼性和非诉讼性程序设计两方面。涉诉信访作为信访的最主要方式,其程序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更在于通过这种程序性设计,使民众与行政司法人员形成一种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实现进行意识积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合法财产损失群体的信访问题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部分相关利益群体的合法财产受损,因为相关损失补偿的法律法规的缺失,他们的合理诉求难以满足,由此出现了新的"非访"、"闹访"、"缠访"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解决此类问题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完善法律法规,出台详细的补偿规定以及推行农业保险制度,对群众的合法财产进行补偿和保障;其次,严格依法处置一切以信访为借口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严格依法办事更好地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司法危机下涉诉信访若干问题再检视

自涉诉信访命题被提出来之后受到高度重视。涉诉信访区别于一般的行政信访和涉法信访,有着自身特点,其产生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涉诉信访的产生和高发是实用功能主义司法的需要,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对司法权产生了某种侵蚀,消耗司法权威。涉诉信访在传统司法程序外构建一套化解与终结程序是无奈之举,目前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妥善处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在保证法院独立性下涉诉信访如何终结需要研究。

涉法涉诉信访的现状及其法治化路径

我国涉法涉诉信访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相关案件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信访数量持续上升带来极大的信访压力,无理信访、闹访的现象愈发突出,危及社会秩序,影响国家和政府机关形象。建议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构建,加强监督提高政法机关办案质量,构建完善的涉法涉诉信访民意表达机制,加强党政联动、构建治理涉法涉诉信访合力,健全司法救助体系,解决群众问题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推动涉法涉诉信访的法治化,使涉法涉诉工作全面迈向法治的轨道。

涉法涉诉信访之案件成因、制度困局与破解之道

外在的制度性诱因和内在的观念性诱因促成了当下持续攀升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此类信访不仅打破了司法救济的最终性,人治色彩浓厚,而且因处访机构众多、效率低下、处访程序失范、救济成本高昂等屡遭诟病。但在司法公信力低下、权利救济机制尚不健全的今天,相比终止信访的救济功能而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改善现有信访制度,使其适应我国转型期的特殊需要,似乎来得更为妥当。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研究

涉法涉诉信访总量放大、强度增强直接关系民生民权的质量,且严重关涉法律权威和社会安宁。一般说来,信访体制越有作为,法律规则即愈加疲软,司法权威也愈将弱化。从追求良法善治的目标出发,理顺信访体制与司法体制的关系,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程,乃是化解信访和司法困局的长效之策,也是提高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更是缓解信访压力的重要选择。

涉诉信访的“问题化”逻辑与治理之道

涉诉信访在当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因此成为全社会的攻关对象。但是,直观地将涉诉信访问题看作主要是司法部门自身问题产物的观点是不周延的,也不利于寻求有效的对策以应对之。对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应采取系统论的分析进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机构系统化处理社会纠纷流程的实证分析中去发现涉诉信访问题的真相:信访问题不过是弱势群体民生困境的制度性反射。因此,应以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应对涉诉信访问题。

论我国涉法涉诉信访的本土成因

在我国,涉法涉诉信访的产生由来已久,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法律现象和文化现象,其发生的背景不仅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源的影响,且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利益冲突息息相关。究其本土成因主要为：传统社会的思维惯性、实用理性的价值基础、转型社会的利益冲突、政法体制的传统诱因和成员利益的表达限制五个方面。只有追根溯源,探求涉法涉诉信访的本土成因,才能为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源泉,实现涉法涉诉信访源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