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导向、国有企业配合度与债务风险——基于最优杠杆率偏离度的检验

国有企业债务风险问题及“平台化”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探究政策对国有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有助于政府更有效地制定财政政策,引导国有企业规范融资行为,降低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笔者运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拟合的最优杠杆率构建杠杆偏离度指标,以“四万亿计划”政策措施为例,深入探讨了政策导向促使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形成的机理。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展现出对财政政策更高的配合度。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更积极地进行融资活动,导致实际杠杆率高于最优杠杆率。机制分析表明,提高政府补助和降低融资成本是促使国有企业配合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策冲击后原本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杠杆偏离度更大,进一步扩大了债务风险;而经营范围与政策内容关联、与政府关系更紧密、市场地位更高的国有企业融资意愿也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持续融资扩大了债务风险,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而低负债的非国有企业融资后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提高,体现出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据此,提出引导国有企业稳健经营,优化资金配置效率,精准施策等政策建议。

限购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上市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完善住房市场体系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议题,限购政策作为政府稳定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手段,对房地产企业以及住房市场体系建设均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利用2008—2013年与2015—2021年上市房地产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两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上市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限购政策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上市企业的杠杆率,但第二轮限购政策的效果不显著;对债务期限结构进行区分后,发现第一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上市企业短期杠杆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限购政策显著降低了行政级别最高的直辖市房地产上市企业的杠杆率,且对非国有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限购政策推动了房地产上市企业去杠杆的同时,也抑制了房地产上市企业“脱实向虚”,降低了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

非金融企业宏观杠杆率波动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

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和上市公司数据,在识别数量型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基础上,采用局部状态依赖投影等方法,从宏观、微观角度研究了企业债务负担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宏观杠杆率处于高杠杆期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比民营企业更大,对实际GDP、实际投资的促进作用也更大,并且更容易引发通胀;相对于高杠杆企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低杠杆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效应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规模较小、更年轻、现金持有更少的企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强烈。

战略性新兴企业ESG表现、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基于杠杆率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9-2021年A股上市战略性新兴企业面板数据,对战略性新兴企业ESG表现、企业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之间基于杠杆率的门槛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当战略性新兴企业ESG表现越好,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越注重环境社会责任担当,能够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可能性越高,从而企业能从信贷类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中长期信贷越多,缓解战略性新兴企业融资困境;②战略性新兴企业获取中长期信贷后更能对周期较长的研发投产创造产能绩效,进一步提高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能力,同时中长期信贷过多会导致企业杠杆率过高,企业还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企业绩效持续下降。进而找寻到一个适度杠杆阈值来约束企业杠杆率增减,使得企业在此参考杠杆阈值内将企业中长期信贷作用最大化,以此获得企业绩效最大化。

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基于杠杆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代理成本和预防性动机的角度出发,本文研究了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且基于产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做进一步研究。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结果表明:首先,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当风险偏好提高时,企业价值也会增加;其次,杠杆率对风险偏好和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即随着风险偏好的提高,杠杆率会增加,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与非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相比,风险偏好对企业价值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及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较为完整地探讨了风险偏好影响企业价值的逻辑,从杠杆率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风险偏好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渠道,细化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企业投资与财务决策具有重要启示。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提高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及杠杆政策受到极大的关注。本文将2005—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相匹配,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提高是否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70.24%;东、西部地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66.62%和71.09%,而中部地区两者呈线性负相关;地方国有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最优阈值为82.32%,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不显著;非ST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最优阈值为70.75%,ST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线性正相关。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优化企业资产和融资结构、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杠杆政策等对策建议。

房地产企业杠杆率、房价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厘清房地产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文章基于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发现房地产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U”型关系,拐点在77.35%左右;房价水平对房地产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房价的上涨能削弱房企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空间视角分析显示,其他省份房地产企业杠杆率上升能够发挥“警示作用”进而抑制本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监管部门应合理监管房企杠杆率水平,并结合房价调控政策灵活实施房企去杠杆率政策。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对于不同的企业性质而言,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基于2015—2019年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融资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挤出影响较大,国有企业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企业杠杆率具有门槛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杠杆率位于不同区间时,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融资行为,企业也要控制自身的杠杆率,共同防范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政府补助对稀土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杠杆率的门槛效应

稀土新材料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建设国防科技工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被世界各国列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被予以重点支持。本文以2012-2020年中国稀土新材料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超效率DEA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杠杆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稀土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稀土新材料企业中更为显著;杠杆率在政府补助与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杠杆率低于第二个门槛值时,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小,当杠杆率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不再显著。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杠杆率选择与经济效率提升

在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提升效率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通常高杠杆率被认为是制约经济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由此去杠杆成为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式。本文运用修正的MM理论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杠杆率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基于WIOD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库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杠杆率与制造业企业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当没有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时企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优杠杆率相对较高;当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时企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优杠杆率相对较低;杠杆率与企业经济效率之间的内生性会高估杠杆率的估计结果。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中国制造业企业经济效率提升和结构性去杠杆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抑制了高科技企业R&D投入吗?——基于认证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认证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将债务水平与债务-资产期限结构配置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充分考虑两者的内生关系,考察债务期限结构错配对高科技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杠杆对高科技企业后期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呈减弱趋势;“短债长用”类错配对高科技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正面促进作用,而“长债短用”类错配则抑制了R&D投入;债务杠杆与债务期限结构配置之间存在影响R&D投入的正面交互效应,交互效应的存在强化了债务杠杆的负面影响和债务期限错配的积极作用,采用“低杠杆”加“短债长用”错配组合,更有利于促进高科技企业R&D投入。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与企业杠杆率

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是其“多元化”投资战略的主要形式之一。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能够提升企业杠杆率。机制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通过发挥挤压效应和抵押效应进而提高企业杠杆率。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中更显著。在区分长期杠杆率和短期杠杆率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表现在长期杠杆率方面,同时该提升作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本文提出企业应当加大研发创新,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政府监管部门完善系列政策避免制造业企业盲目进行房地产投资而导致“企业空心化”。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及其有效性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研究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0.0113和0.013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四两拨千斤:高管递延薪酬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治理效应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急需提振经济的情况下,一刀切的去杠杆政策可能对经济有所“误伤”,在实践中一直应用却被理论研究忽略的高管递延薪酬制度能否成为国企杠杆率的精准治理机制值得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高管递延薪酬显著降低了国企杠杆率,有直接治理效应;同时,其能与去杠杆政策协同,对国企杠杆率产生协同治理效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递延薪酬制度是国企杠杆率的有效治理机制,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效果。

金融资产配置、企业经营风险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出发探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并考察企业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总额越大,企业杠杆率水平越低。(2)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降低了企业杠杆率;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逐利”动机显著,提高了企业杠杆率。(3)企业经营风险在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中起到了强化的调节作用。(4)短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杠杆率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更加显著,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加显著。

货币政策、企业投融资决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将所有权异质性引入企业投融资决策模型,并借助融资成本、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和杠杆-收益错配三组概念将货币政策、企业融资决策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融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下,得出货币政策对企业资产负债率,进而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基本推论。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决策、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但无论货币政策宽松与否,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始终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的主要推动力。由此,本文认为“去杠杆”相关政策应警惕所有权异质性带来的扭曲效应,其核心或着力点应当放在国有企业一端;而货币政策则应保持适当宽松,以“宽货币、紧信用”缓解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蓄能。

增值税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杠杆率差异的视角

我国增值税改革持续深化,增值税减税的效果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产品供需存在弹性,企业无法将增值税税负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并且不同企业面临的借贷市场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增值税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问题显得较为复杂。本文针对企业投资决策建模,发现增值税减税会增加企业投资,但杠杆率较高企业由于借贷市场受到约束,投资水平的提高弱于杠杆率低的企业。本文基于2016Q3-2019Q1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显示,2018年增值税减税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水平,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借贷市场的传导机制减弱了增值税减税政策对杠杆率较高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杠杆率之于企业升级:垫脚石抑或绊脚石?——兼论去杠杆压力

我国企业面临着既要降低债务以实现“去杠杆”的风险释放目的,又要合理利用杠杆以完成“企业升级”目标的两难选择。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探明杠杆率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并进一步剖析“去杠杆”压力。在此基础上,选取2010—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杠杆率通过企业创新能力、运营效率和风险承担渠道对企业升级形成“倒U形”的影响,即存在适度则促进的“垫脚石作用”和过度则抑制的“绊脚石效应”,且这种关系并不存在明显的企业和杠杆结构异质性的差异。与此同时,“去杠杆”压力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上市公司还具有加杠杆空间,进而赋能企业升级。然而,也有小部分企业杠杆率高企,去杠杆压力凸显。其中,国有企业的“去杠杆”压力明显大于民营企业,企业的长期债务和商业信用借款的“去杠杆”压力明显小于短期债务和银行借贷。因此,应积极落实国家“去杠杆”政策,并根据企业特征和杠杆结构的类型实施差异化监管策略,从而更好地发挥杠杆对企业升级的驱动作用。

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挤出”效应大于“储蓄-维稳”效应,总体上增加了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非国有工业企业金融化对其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2)作用机理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资产渠道和收益渠道作用于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工业企业金融化——主营业务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收益占比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3)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减弱,且国有工业企业的门槛值要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增强。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