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日本国志·礼俗志》校读札记

本文以《日本国志·礼俗志》的征引文献原件(日本汉籍)《秇苑日涉》和《江户繁昌记》为依据,分别纠补了黄遵宪的(礼俗志)志文讹误,以及新出陈铮点校本的失误,以祈给研究者提供信实可靠的资料依据。

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显涉讥讽”辩证

在北宋“乌台诗案”中,国子博士李宜之非任言官,却上疏弹劾苏轼所作《灵壁张氏园亭记》“显涉讥讽”,历来备受学者诟病。实际上,李宜之时任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官,负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且《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创作于淮南东路所辖之地宿州,李宜之弹劾苏轼有其制度依据,并非完全无端构衅。但是,李宜之认为《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显涉讥讽”则不足取信,是对文章主旨的误读与曲解。御史台审讯之时,苏轼也明言此文并无讥讽,且御史台认可其言。大理寺根据御史台的“供状”依法为苏轼定罪,也未将此文视作罪证。李宜之的弹劾在“乌台诗案”的具体审判过程中并未产生实质性作用。

戚继光剿抚苏阿普事功及遭史志湮没原因

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任命李超专剿苏阿普,进捣其大巢香寮土楼,歼灭其主力,命令李超与耿宗元互为犄角,追歼苏阿普残部,迫使苏阿普请降。戚继光审时度势接受苏阿普请降,将其安置在香寮附近,却被立功心切的地方官生事捕杀而重燃战火。戚继光安置苏阿普之举被俞大猷认为并非上策,戚继光剿抚苏阿普事功被定为最末,实遭非议与边缘处理。《明世宗实录》未提戚继光剿抚苏阿普事功,影响《明史》书写,实遭选择性失忆处理。

“志”与“情”的相互独立——以异性词人苏轼、李清照为例

“志”“情”两种文学范畴的区分在宋代呈现出更明显的文化分衍现象。诗、词的对立刺激了以往“志”“情”合一的状况。这两种文学范畴的互相独立,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以性别比喻不同文体或风格的重要根源之一。从异性词人苏轼与李清照的词论与词作切入分析,不难窥见,“志”的主体宣扬、社会意识与宏大审美都具有男性化的色彩,而“情”的客体宽慰、个体意识与优雅审美也具有女性化的色彩。“志”“情”各自展现着自己的文学特征,又归源至每一个主体的“心”处。

《黄帝内经·素问》所载术语“络”的英译研究

系统梳理和分类《黄帝内经·素问》中术语“络”的定义和内涵,对比分析李照国、文树德、倪毛信3位译者的《黄帝内经·素问》译本中术语“络”的英译,总结出以下英译策略:应准确分类“一词多义”,追求术语翻译标准、简洁、统一;以“经”译“经”,充分利用副文本完善医学、文化、哲学多维度内涵的传播;灵活运用音译加括号夹注、意译、增译、脚注等翻译策略。

论苏轼的茶禅与易理

苏轼对茶的理解和对禅的兴趣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虽然他没有刻意去修禅或体悟禅境,但在涉茶的诗词文赋中时时体现闲适、幽寂、清欢等空灵境界,处处盈溢东坡“吃茶去”的禅门感悟。东坡爱茶禅,也爱易理。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所附《曾纮说》考辨

《曾纮说》作为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外附录的文献之一,对该本陶集的断代和陶诗的研究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曾纮说》附入陶集卷外,当始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林栗江州刊本《陶渊明集》。曾纮所引宋绶之言在校勘学上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曾氏眼高手低,落实到具体的校勘实践,如其关于《读<山海经>》其十“五字皆讹”之说,又极为荒唐可笑,其擅改陶诗和《山海经》文本的做法,亦极不可取。曾氏论陶诗之言,属于对东坡诗论的公然剽窃。《曾纮说》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在陶集刊刻史和传播史以及陶诗接受史与研究史上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其谬种流传,恶果至今未除。而试图清除这一恶果,乃是文章的主要目的。

反思“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及其研究实践

“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阐释拓展、广泛运用三个阶段。这一概念较早在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使用,认为它先由历史学提出、后被民俗学继承和发扬的看法并不准确。从民俗学对“礼俗互动”的研究实践来看,目前相关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其中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视角渐成主流。民俗学研究“礼俗互动”需要比较视野和理论关怀,但目前所做有限,须加强相关探索,在提升这一学术分析工具阐释力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其学术价值。

文本还是实践?——对《“礼俗互动”概念的学术价值及献疑》的回应

礼俗互动是跨学科的学术论题。回应潘斌教授对礼的历史性与中国特殊性的强调,期望有助于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今天,探讨礼俗作为一对理论范畴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理论潜力与价值。礼的历史性并不是固定化礼,相反,承认礼的历史性不仅意味着承认它与过去的联系,更要承认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礼俗互动不是礼和俗作为两个独立的、具有固定边界的领域之间单向或双向的交流互动,而是始终处于彼此对照依存、转化相生而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礼俗的互动相生构成了一个动态性转化的机制,在从俗到礼、从礼到俗的循环实践中,既实现了礼的教化作用,又充分地包容了多元差异的文化实践,实现了多元性与一致性的动态转化与辩证统一。与礼俗相关的讨论,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人类文化包容多元性与统一性的更多可能性。

“礼俗互动”概念的学术价值及献疑

张士闪等人提倡“礼俗互动”概念并加以推广,可以纠正中国民俗学、社会史研究等领域的一些偏颇认识,体现出当代学者在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方面的自觉和努力。不过民俗学者所言“礼俗互动”,对“俗”的重要性的强调要远高于“礼”,更多呈现的是“俗”对于“礼”的“自下而上”的作用,而忽视“礼”对于“俗”的“自上而下”的作用。一些民俗学者对礼、俗以及二者关系的界定比较宽泛,缺乏“历史性”;在进行礼俗关系的研究或“礼俗互动”概念的论证时大量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缺乏说服力。作为一个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礼俗互动”在民俗学等既有学科论证的基础上,还需要以经学、礼学的眼光来加以检视并丰富其内涵。

也谈“礼俗互动”及相关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礼俗互动”说引发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和民俗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然而学者们在“礼”“俗”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上,以及“礼俗”概念的范畴与性质界定上,往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礼”与“俗”具有交融性或交叉性,并非国家礼制和民众文化间的截然对立;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礼俗”,存在贵族礼俗、士族礼俗、官僚礼俗、庶民礼俗等多种类型;礼俗是历代各级统治者“以礼化俗”的产物,发挥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作用。《仪礼》作为礼学重要原典,有其独特的行文方式和意义非凡的礼意元素,对后世国家礼制与庶民礼俗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苏轼词对李白的接受

苏轼在词中多次表达和李白同游的意愿。苏轼词对李白的接受,从简单化用李白的诗文、事迹到体验李白的心境,再到引李白为知己相励相慰,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苏轼词对李白的接受也和苏轼本身对李白的接受以及苏轼对李白的评价有关,他们作为唐宋两朝文学巅峰的代表,在命运、心境、才情上有一定的相似处,苏轼不仅对李白有很高赞誉,也有身心相随、跨越时空的共鸣。苏词对李白有一定的承继。

论李贽对苏轼“诚同”人格的接受

李贽作为晚明苏轼接受的代表人物,不仅对苏轼的文艺创作、哲学思想颇有独到见解,更深入苏轼的人格层面加以品评和取法。苏轼与李贽的人格以“诚同”为共性,是无外在先验条件决定,不受任何功利因素影响的情感互通。人格存在境界上,苏轼达到了情理圆融之境,李贽则在情理冲突中无法解脱;但在求真厌伪的原则上,二人没有高下之分。

从焦竑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

焦竑与李贽交往颇深,焦竑对李贽人格心态、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运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焦竑与李贽撰写、编纂以及评点等文献材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李贽在人格心态与学术思想方面发挥了焦竑注重自我的一面,形成了其狂者人格与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焦竑在《焦氏类林》中呈现出的对人物真性情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贽的《初潭集》,使得“真”成为李贽的一种重要审美倾向。焦、李二人在尊苏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共性,呈现出对苏轼小品文文体的重视与对挥洒自如的文学风貌的推崇。研究证明,焦竑与李贽的交往与影响使得焦竑成为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重要开启者。深入考察焦竑对李贽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认识晚明性灵文学的发展过程,对进一步厘清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体重指数和腰臀比与血糖、血脂、血压的关系

[目的]探讨重庆地区成人不同体重指数(BMI)和腰臀比(WHR)与血糖、血脂、血压的关系及其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聚集性。[方法]选择重庆市两社区中老年人群2883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成人超重与肥胖标准,对BMI和WHR与血糖、血压和血脂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超重及肥胖总检出率35.73%,腹型肥胖率31.84%。随BMI升高,空腹血糖(FBG)、甘油三酯(TG)、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水平逐渐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明显降低;且糖尿病、高血压、高TG、低HDL检出率亦升高。超重和肥胖人群高血糖、高血压、高TG和HDL降低的危险性分别为正常人群的1.70、1.87、2.99、2.29倍。与正常组比较,超重与肥胖人群有任意1、2、3、4种危险因素时的危险性分别是2.15、3.84、6.23和24.90。[结论]超重与肥胖增加成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聚集性以及获得多个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控制超重和肥胖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免疫力素对小鼠L6565逆转录病毒的作用

目的:观察免疫力素对小鼠L6565逆转录病毒模型的治疗作用,以探讨其治疗艾滋病的可能性。方法:用小鼠L6565病毒感染出生24h内的乳鼠建立模型;以RT-PCR法测定血浆病毒载量;流式细胞术测定CD4+和CD8+细胞的百分数,计算CD4+/CD8+细胞的比值;镜检计数外周血白细胞、红细胞和骨髓有核细胞数;测定脾脏、胸腺的重量并计算脏体系数。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血浆病毒载量较高,CD4+细胞百分率、红细胞和骨髓有核细胞数以及胸腺系数显著降低,而白细胞数和脾脏系数显著升高;与模型组相比,免疫力素在1和10g·kg-1剂量下血浆病毒载量显著降低,条带亮度较暗;免疫力素0·1,1,10g·kg-1剂量组均显著升高模型动物CD4+细胞的百分率、CD4+/CD8+比值、红细胞、骨髓有核细胞数以及胸腺系数,降低脾脏系数。结论:免疫力素不仅具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而且对免疫功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提示其对艾滋病可能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李素云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经验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属于中医"肺胀"、"喘证"、"痰饮"、"水气"等范畴,主要是痰瘀阻肺所致,发病主要与外邪侵袭,肺、脾、肾三脏失调密切相关。李素云教授强调需临证时分清标本缓急,辨明邪实正虚之主次、脏腑气血阴阳之偏虚,用药配伍严谨,疗效颇佳。

优秀女子铅球运动员李梅素训练研究

通过个案分析法对我国优秀女子铅球运动员李梅素多年系统训练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李梅素的训练是典型的多年训练范例,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其经验说明,多年训练应该遵循田径运动员成长规律,通过全程性的合理规划与阶段性系统安排与衔接,可最终达到保持优异运动成绩,延长运动寿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