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损害中参与度的概念厘清与司法适用

法医学上的参与度与侵权法上诊疗损害责任参与度的混同,使得参与度在司法实践中实质上发挥了责任划分的作用。法医学上的参与度是作了预删除的事实原因力,包括对可归责过失行为和特殊体质、疾病等不可归责因素的考量,但侵权责任不得因特殊体质、疾病等不可归责因素对损害结果发生的作用而减轻。鉴定机构向法院出具的鉴定意见,应该包括参与度鉴定意见、诊疗过错鉴定意见以及责任认定意见,由法院根据法学专业知识和具体案情判断是否作出必要的调整,从而合理确定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

“互联网+”医疗损害责任分担规则研究

“互联网+”医疗因运营模式多样,民事法律关系复杂,难以完全适用一般医疗损害责任规则而致其损害责任分担规则不明。应将是否具有直接医疗处置权作为该损害分担规则的判断基础,并运用风险分散理论填补被害人的损失:互联网诊疗模式下,由直接进行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承担责任;远程医疗模式下,会诊型远程医疗的邀请方作为直接的医疗处置权主体承担责任;共同诊疗型远程医疗,由共同作出医疗处置权的邀请方与受邀方承担连带责任;“互联网+”医院模式下,由执行医疗处置权的医师所注册的各个医疗机构承担连带责任;且赔偿后各方可根据相关协议进行追偿,同时允许医疗机构向有过错的医务人员进行追偿;第三方平台因技术原因而泄露、遗失病例或就诊等信息造成患者损害的,应承担责任。

法医病理学鉴定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鉴定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鉴定属于法医临床学范畴,法医病理学与法医临床学虽都属于法医学,但其鉴定方式、鉴定思路存在明显差异。法医临床学注重循证,法医病理学倾向排除。在涉及死亡的医疗纠纷时,首先要明确死亡原因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然后分析医疗过错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法医病理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死因,主要内容是尸体检验,只有通过全面系统的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包括病理组织学检查及某些特殊检查,死因分析结论才会准确。而提高对尸体检验重要性的认识,对于涉及死亡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鉴定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抗辩事由立法技术若干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解决医疗损害侵权的案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医疗行为是一个高风险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即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存在违法违规的过失行为,进行医疗活动也有可能发生患者人身损害的后果。立法者为了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规定了3种抗辩事由。但是在其立法技术上,第六十条却错误地使用了封闭列举免责事由,导致其在实践中运用得非常困难,保护医生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的实现受到很大的限制。

医疗机构过错推定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以《侵权责任法》第58条及相关条文为中心

《侵权责任法》第58条过错推定责任仅适用于第54条和第57条所规定的诊疗损害责任,并与第60条所规定的抗辩事由相对应;其被推定主观上有过错的主体是医疗机构,这种推定不可反证。第58条第1项所规定的是对实质意义上诊疗规范的违反,可以扩张适用于第63条所规定的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检查的情形。第58条第2项和第3项;其规定的病历资料包括主观病历资料和客观病历资料,其过错推定的正当性源于证据责任规则。

多所医疗机构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及分担

通过对一起先后就诊于两所医院的患者的医疗损害赔偿司法判例的分析,探讨多所医疗机构损害赔偿责任认定及分担机制。对于多医疗机构侵权损害赔偿案来说,首先要分别认定各主体在医疗过程中的过错、过错行为,损害事实及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明确多所医疗机构的侵权责任形态,是共同侵权责任,还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最后,依据各责任主体致害原因力大小确定各责任主体赔偿份额,而非盲从医疗鉴定结论。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尸检所涉问题的调查分析

在死因不明或对死因有异议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尸检是明确死因的“金标准”,对推动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以及解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的78件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的尸检率、死因认可情况、是否尸检及其对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影响,以及影响尸检启动程序的相关成因作具体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改善建议。

智能诊疗机器人侵权致害问题探析

新技术在推动人工智能向医学领域延伸之际亦导致智能诊疗侵权风险剧增。智能诊疗机器人法律主体资格难以证立、智能诊疗机器人因自身缺陷侵权致害举证难、产品责任与医疗损害责任无法有效应对智能诊疗机器人侵权致害等问题已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应采取细化智能诊疗机器人产品缺陷标准、确立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设定智能诊疗机器人专门账户或保险等方式,应对智能诊疗机器人侵权致害的风险。

152例护理所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及赔偿分布

目的:分析护理所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成因及赔偿分布情况。方法:纳入2008年7月至2015年2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护理所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152例,对其一般情况、科室分布、医院责任、损害结局、纠纷成因及赔偿进行分析。结果:我国护理所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占总体纠纷案例的2.7%;损害结局以患者死亡比例最高,占61.2%;护理所涉医疗损害成因发生率和平均实赔金额前三位依次是用药错误、病情监测不力和护理操作不当。结论:护理所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总体发生率不高,但所造成的后果严重,有必要从以往的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建立更完善的护理安全制度与体系,保护患者安全,为护理人员创造安全职业环境。

《侵权责任法》改革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成功与不足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制度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统一适用医疗损害责任的案由、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科学分类、确定适合国情的归责原则体系、统一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等方面,正确地处理了受害患者、医疗机构和全体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改革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规定举证责任缓和原则,没有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等,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等方法予以补充完善,以协调好受害患者、医疗机构和全体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好各方利益。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三论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是《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类型,关于责任分担的规则规定得不够完善,应当根据产品责任的一般规则以及侵权责任法的连带责任规则进行补充。血液属于准产品,应当适用医疗产品损害责任规则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消毒药剂构成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其缺陷的判定有一定特点。

人工智能视野下医疗损害责任规则的适用和嬗变

医疗是人工智能落地最早、发展最快也最特殊的领域,各国纷纷立法予以专门应对。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医疗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人工智能决策-医生验证复查"的模式将成为常态,这冲击着传统的医疗损害责任规则;人工智能的自主性等特征使得受害患者依现行规则寻求救济的难度大大增加;医疗人工智能的特殊法律定位及差别对待原则,也要求对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规则予以适当调整。在弱人工智能下,我国应增加过错证明的法定推定事项,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对医疗产品责任主体予以相应调整,设置缺陷证明的法定推定事项,并适当调整免责事由。在强人工智能下,我国应采行过错和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并通过设置医疗强制责任险、医疗产品强制责任险及赔偿基金对受害患者进行充分、及时的赔偿,实现风险的社会化分散。

病历“问题”对医疗损害原因力及损害责任认定的影响

病历书写错误、病历记录不及时、病历修改、病历资料矛盾、病历资料不完整、病历资料保管不善以及隐匿、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等作为常见的病历"问题",普遍存在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是患者及其代理律师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对医疗损害责任案例的统计以及医疗实践观察,从病历"问题"是否影响医疗行为,是否对医疗过失行为的认定有实质影响来分析病历"问题"对医疗损害原因力及损害责任的影响。通过探讨病历"问题"在医疗损害原因力及损害责任中的影响,有利于鉴定人缕清鉴定思路,便于法官判案时区分原因力,确认医疗损害责任。

医疗损害责任原因力的量化及损害责任的探讨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是解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多数鉴定意见会影响医疗损害责任的赔偿比例。为了合理分担医患双方之间的责任,提升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区分原因力大小与医疗损害责任赔偿比例十分必要。借助量表来展示医疗损害责任原因力的认定过程,量化医疗损害责任原因力,并区分医疗因素与法律因素有助于使鉴定人员专注于事实认定,法官专注于法律适用,以期达到更为科学、客观的鉴定目标,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传染病强制医疗所致损害的救济体系构建研究

传染病强制医疗造成的损害,不能简单的通过民事侵权诉讼予以救济。传染病强制医疗涉及患者个人权利与公众健康的平衡,其损害救济需要多方参与,即构建一套包含司法救济为基础、社会救济起重要作用、行政救济兜底的损害救济体系。司法救济解决传染病强制医疗过程中因为过错引发的损害,社会救济解决不因过错引发的损害或者受害者众多的情形,行政救济解决穷尽司法、社会救济后损害仍不能得到填补的情形。我国在食品安全、疫苗接种等方面的经验,对于构建该体系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