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史诗中“赔命价”习惯法研究

《格萨尔》史诗中记载着禁猎禁山规定、军事制度、盟誓制度、刑罚制度等丰富的习惯法,其中刑事处罚方面又有赔偿、驱逐、监禁、讽刺挖苦及悔罪道歉等方式。本文以“赔命价”习惯法为主题,首先简要论述了“赔命价”(stong)一词的含义及其产生与发展,指出“洞”是指发生命案或人身伤害案件后,侵害人向受害人及其亲属赔付的财物金钱等,认为此习惯法源于藏族固有的赔偿习俗和藏传佛教信仰体系;其次探讨了《格萨尔》史诗中记载的“命价”赔偿规则和特点、刑事调解的基本程序等,认为当时的“赔命价”习惯法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赔偿项目较多,盟誓在命价制度实施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且“赔命价”赔偿规定与现行《民法通则》和《刑法》中的部分规定相一致,调解纠纷的程序也与现今的刑事案件调解流程相似。另指出《格萨尔》史诗中出现的诸多赔偿项目名称同帕竹和藏巴汗时期的法典内容相同,认为《格萨尔》史诗中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藏族传统习惯法的珍贵资料。最后,结合《格萨尔》史诗中的具体案例,分析了命价赔偿制的社会功能,提出此习惯法对化解矛盾纠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抚慰和调节人心、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举止以及增强法律意识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吉尔伽美什》与《荷马史诗》生死观比较——从主人公与亡魂对谈出发

《吉尔伽美什》与《荷马史诗》与亡魂对谈的情节皆展现出原始时期先民们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和对生命的思考。面对死亡,《吉尔伽美什》中通过恩奇都的亡魂,讲述了彼岸世界的情形,表现出对于死亡的惶恐。而《荷马史诗》中通过奥德修斯与诸多亡魂的对谈,表现出古希腊人对于生命价值的重视和对死亡的坦然。面对生命,《吉尔伽美什》通过认知与探索得出死亡的必然性。而《荷马史诗》认为个体价值的彰显是达到永恒的方式,英雄们都在践行这一观念。总的来说,《吉尔伽美什》中的生死观表现出对于生与死对立同体的思考,是人与自然初步分离时期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荷马史诗》中的生死观则表现出古希腊人更为强烈的主体意识。

海子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殊相

海子的抒情诗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歌唱外部困境和内部激情之间冲突引发的“生命的痛苦”。海子的“大诗”是绝望诗学与幻象的探索,是处于构想与实现之间的未完成的文本操作。海子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探索,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先河。

撮泰吉:祭祀化的祖先崇拜与形象化的彝族生命史诗

撮泰吉在彝族文化事项中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祭祀表演,它产生于贵州威宁县洛戛彝寨。撮泰吉祭祀活动,是一种集祭祀、祖先、神灵、迁徙、耕作、种子、生殖、丰收、史诗、欢庆、祭扫等信仰与一体的文化混合体。同时撮泰吉祭祀活动的古老性和传承沿袭,又透露出作为戏剧表演的古老,它与祭祀活动的紧密相偎,可以看出彝族戏剧发生的轨迹,这也是不同民族戏剧发生所经历的共生过程和普遍性规律。

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应该说,我国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崇高审美域,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设置及战争场面的描绘等都突显了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给予受者以"狂喜惊异"和"高兴、娱悦"的审美感受。

史诗的崩溃与日常生活的深入——从海子到安琪

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精英文化,随着90年代的经济转型,也发生了根本性质变,英雄史诗时代步入终结。海子和安琪分别是两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诗人之一。海子的史诗写作抱负,蕴含了历史理性主义的幽灵;而安琪则是在历史理性主义即将解体的背景下,以碎片化的史诗模式,见证了史诗的崩溃。她在实现由史诗写作向生活写作的转型的同时,灵魂深处仍然在延续着她的最基本的人性基因:视诗歌为生命的诗歌英雄主义、诗歌所寄寓的理想主义。

西南少数民族迁徙史诗述略

不少民族都曾发生过规模不等的迁徙,由此而产生了迁徙史诗。迁徙史诗是西南少数民族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多维度、多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西南少数民族迁徙史诗反映了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面临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敌对的势力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艺术地再现了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

沉潜于创作长河型的“心灵的史诗”——论无名氏的《无名书稿》

在被视为“生命大书”的《无名书稿》中,无名氏企图于外来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外,为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文化生命寻找一条拯救和改造之路。在创作方式上,无名氏凸显现代知识者的“情感”写实,称他的《无名书稿》要写一部“心灵的史诗”和“20世纪中国人心灵的革命史”,即为人们展现和剖示以现代知识者印蒂的精神探索为旨归的心路历程。印蒂有着“见山甩山”的魔鬼般性格,为追求生命的“圆全”,上下求索,历尽磨难,而最后终得正果,这显示出中国现代知识者精神探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家国史诗 人生悲歌——评齐邦媛文学回忆录《巨流河》

介绍了台湾著名作家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认为其是恢弘的家国史诗与沧桑的人生悲歌。指出,《巨流河》写尽了中华民族饱受异族凌辱、战乱与分离之苦;写尽了家的颠沛流离与生离死别;写尽了人世沧桑与人生感怀。

货币交换与生存博弈:“小麦史诗”主题解读

弗兰克·诺里斯在"小麦史诗"中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小麦生产、运输和销售中所发生的经济事件作了真实记录,对经济事件引起美国人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巨大转变和反映该时期美国经济价值体系中货币交换与博弈生存进行了客观描写。诺里斯在小说创作上继承并发扬了美国小说家对社会重大事件特别是经济事件及其影响给予关注和前瞻的传统,进而深刻反思了他所处时代美国人的价值取向。

史诗的诱惑和“章回”形式的误读——也谈莫言的《生死疲劳》

文学创作需要经受不同视野的解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写事盖过了写人,过多的事件堆积和太多的人物出场影响了对人物性格的深层挖掘和刻画,对于传统文化理念及传统章回小说也存在着误读,未能找到与所描写内容更为和谐一致的表达形式。中国当代作家对于中外小说传统需要更审慎的吸收与对待。

追寻救赎的生命史诗——论徐言于小说的宗教文化底蕴

文学作品是由语码符号组成的 ,但并非是一个平面的图式 ,而是包含着不同的层面 ,最深层面的符码往往规范着文学作品的意蕴和美学风格。徐言于小说最深层面的符码即为徐言于立足于宗教文化对人生与世界的独特理解 ,它极大程度上抟塑了小说中追寻救赎的生命意蕴和史诗美学。本文试图从这个途径来把握徐言于小说 ,力图还之以更深入、本真的徐言于。使人们重新认识徐言于小说的思想、美学价值 ,为重写文学史做点扎实的工作。

雪漠的《白虎关》:悲怆与绝望的女性生命史诗

雪漠的《白虎关》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活的西部农村妇女形象,通过她们无助的忍耐,无望的寻找生活出口,固执的坚持作为妻子和母亲而忽略作为女人的故事,为读者描写了一部西部农村女性的生命史诗。突出表现了西部农村女性在面对生活的磨折时所体现出的忍耐、精神上对自我的寻找以及对生活的体悟和思考。但是,作者饱含的悲悯情绪和人文关怀也让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在思想上超出了她们的文化身份,无形中拔高了她们的思想认识,赋予了太多超出她们文化背景的体悟和哲思。

从英雄本色看《荷马史诗》的审美价值

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古希腊的时代精神和美学理想,而这种精神和理想的心理背景,则是对人的力量的积极乐观的肯定,对人生命价值的赞颂。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审美价值所在。

邢慈静《芝兰室非非草》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邢慈静是明代末期直逼李清照的才女,山东临邑人,一生运交"华盖"。由早年书香门第的千金落魄到晚年寄居娘家的寡孀佛子,其间的一切人生经历和体验,全部包含在晚年主刻的《芝兰室非非草》木版诗集中。该诗集寥寥41首诗,清晰的(地)反映了她三个阶段迥然不同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堪称她的自传"史诗",也集中体现了邢慈静卓尔不俗的诗歌艺术。

从“智力的空间”到“博大生命”——1980年代长诗写作理念的迁移

"史诗"或曰"现代史诗"的探索是朦胧诗的分化现象,也是朦胧诗前、后期过渡阶段艺术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创作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有较为丰富的诗学成果的遗留,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对第三代诗人产生了较大影响。四川的整体主义(宋渠宋炜、石光华)、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可以看作这一探索的余波,骆一禾、海子的"大诗"探索则为"史诗"注入了性灵、血性,深化了这一探索的精神内涵,也丰富了其题材和艺术形式。

探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玛纳斯》史诗的人生目的问题

《玛纳斯》史诗中关于人生目的的内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解放被压迫人民作为人生的目的,提倡一种同情弱者、解放弱者的英雄观;二是尽好义务,不出＂坏名＂而留下＂英名＂,提倡一种注重社会声誉的价值观;三是对作为＂善＂的形象的英雄人物的赞誉,提倡一种积极向上、勇于抗争的人生观。

景颇族生殖崇拜探析

景颇族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生殖崇拜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创世史诗、“目瑙纵歌”和人生礼仪等方面。如创世史诗中突出强调了创世祖和造物母对世间一切事物尤其是人类自身的创造和繁衍,“目瑙纵歌”中通过讲唱创世史诗来重温祖先创世繁衍的功绩,再一次凸显了景颇族的生殖崇拜文化。为了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生殖崇拜文化的熏染,他们在雌雄目瑙示柱的交合、绘制太阳、月亮、乳房、花果等图形上处处彰显着生殖崇拜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生殖崇拜的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于景颇族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承载着他们传统文化的人生礼仪中呈现了浓郁的生殖崇拜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