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共同体视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考量

西方伦理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隐含着人与自然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经过“现代性”的建构,确立了“控制自然”的西方伦理话语,预制出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无法统一的生态伦理困境。我国是“后发现代性”国家,缺少一些实际的治理现代化经验;但在解决生态危机这一问题上,拥有丰富的伦理文化传统资源,经过“现代性”的自主重构,创造性地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理念,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伦理考量,形成符合中国伦理文化特征的生态伦理观念、原则和实践方式。在“生命共同体”的中国伦理文化语境视野下,生态伦理不再是处于割裂状态的两难选择,而是融入社会生活中的有机整体,遵守生态道德规范,遵循生态正义,养成生态德性,达到尊重自然与完善人自身的内在统一,为文明的顺利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和伦理考量。

缓和医疗中的伦理学问题

随着医疗理念的更新,缓和医疗已成为生命终末期患者照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其所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日益凸显。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缓和医疗伦理学相关研究,旨在梳理缓和医疗中5个关键的伦理学问题,包括讲真话、预立照护计划、维生干预的使用、缓和镇静、安乐死和协助死亡与缓和医疗的关系,为缓和医疗实践提供了伦理学视角,以期帮助从事缓和医疗的专业人员加深认知,更好地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高质量照护,同时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于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诸多差异,它的基本原则和生命伦理学应有所不同。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自主、不伤害、公正、友善五原则可视为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病人利益主要是指病人生命和健康利益,是由医生根据医学科学允许度、医生的经验和病人实情决定的;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原则的落实,首先需要医生和医院对此有真切的认识,同时也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和国家的财政支持;将目前实际上已经被倒置的医患利益关系纠正过来,是既艰难又十分迫切的,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假以时日,这一目标是应当而且能够实现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美好生活的伦理意蕴

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表达,既契合了人们对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衡量标准,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主体生存的核心关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人的时代书写,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个人道德的完善以及社会公平与秩序的实现,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美好生活的伦理向度主要表现为在人的现实需要中刻画美好生活的伦理现实性,在社会有机体中描绘美好生活的伦理整体性,在历史演变中凸显美好生活的伦理具体性。

论中国传统德育视角下高校师德师风长效机制的建设--基于对儒家道德的分析

儒家的“道德”概念具有特殊内涵。道是德的客观依据和根源,德则是对道的认识、体悟并内化于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倾向。道本原于天,实质是指天地的创生本性和法则,此道统体万物,但有不同层级的体现。儒家的道德教育实质即是关于道的教育,是以传道为目的,其实践宗旨在于追求万物的生生。这种教育在现实性上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宇宙生态层次上的生命教育;社会层次上的“亲民”教育;个体层次上的“爱人”教育。这种教育立足于“道心”的培育,在方法上侧重心性修养与礼法规则相结合。通过把传道教育事业内在化为切己的生命实践活动,儒家亦建立起师德师风的长效机制,这对当今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具有重要启发。

新时代民众精神富有“坐标系”的构建与形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更为丰裕,解答人的精神困惑、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精神富有,成为新的时代命题。作为实现精神富有的主体力量,人的精神生活内容和精神(生活)动力,构成了精神富有的坐标系。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消费性、建设性、创造性的精神生活,作为人对自身精神生活内容的获取、追求与创造,构成精神富有坐标系的横向内容维度。现实性、发展性、价值性的精神动力,作为满足基本的个人现实需要、指引正确的群体发展方向、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要驱动力,构成精神富有坐标系的纵向动力维度。和而不同、永无止境是精神富有的未来样态。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使人民精神生活内容充沛,实现精神富有动力充足,有助于形成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论工程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工程科技创新必须以相应的工程伦理规范及核心原则作为价值指引。所有国家工程职业领域伦理规范核心原则都包含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工程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层面的广义工程共同体,应在跨文化、跨地域生态文明建设中达成和践行工程生态文明责任的工程伦理行动。

论食品安全权的权利伦理基质及其价值

在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的价值谱系中,食品安全权因其与生命权、发展权以及健康权、怯弱权等的密切关系而有其既基础、本源又核心、根本的价值意义。作为一种集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于一体的基本人权,食品安全权既是一种源自人最内在、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和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关怀。生而为人必然具有对生命的珍重、对健康的珍惜,此则构成人最为内在亦最为强烈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生命本身和健康的脆弱性又使人产生了与生命权和健康权相契合的怯弱权。生命权、健康权、怯弱权内在地要求食品安全权。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食品安全权既是生命权的价值诉求,也是怯弱权和健康权的集中表现。食品安全权因其特有的基础性、本原性权利诉求和价值追求必然成为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以及人本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价值大厦的“拱心石”和“顶梁柱”。

“非意向性”现象学中存在“意向性”吗——米歇尔·亨利情感性伦理学中的意向性问题探析

亨利生命现象学是一种内在的情感性伦理学,并且他的生命现象学通常被冠以“非意向性现象学”的称号。本文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意向性在亨利的情感性伦理学中是否缺席或者是否有其应有的位置?在情感性和意向性两个相互关联项中,亨利本人及其后世的解释者普遍强调情感性在其生命现象学中的核心地位,而意向性一般不被重视甚至被忽略了,这造成理解的困难甚至误解亨利的现象学。有必要在亨利激进现象学的框架内分析情感性和意向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充分挖掘这种现象学的资源,以进一步扩展其意向性的含义。尤其在伦理学的背景下,当我们问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时,将情感性的生命转化或表达为意向性的生存的问题似乎是一个核心问题。意向性在亨利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并不仅仅限于它是绝对生命的转化或表达——尽管聆听生命之言,或“第二次出生”仍然需要承认绝对生命,然而仅凭这一认识本身并不足以立即回答“我应该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在实践哲学领域或者伦理学领域,意向性所起的重要作用是第一性的。

人工智能“复活”逝者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

近些年来,人工智能“复活”逝者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普遍关注和讨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构的虚拟生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试图保持与逝者沟通交流的愿望,但也会引发深刻的伦理风险。虚拟生命的应用可能侵犯逝者隐私和尊严,也存在不当使用以及恶意使用的风险。同时,虚拟生命可能影响用户的心理健康,阻碍用户完成一个成功的悲伤过程,技术方面的因素也可能使用户反复受到伤害。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科技企业、科技工作者与用户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应当各尽其责,共同努力防范虚拟生命的伦理风险。

基因编辑的民法伦理边界

基因编辑在精准医疗、改善人类健康方面意义重大,同时也存在巨大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风险。基于民法视域讨论现代生物医学背景下的生命伦理,可以发现,基因编辑在生命平等、代际平等、社会公平和人类发展等层面存在潜在风险。因此,在技术安全性得以确认的基础上,应将以人为本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设定为基因编辑的民法伦理边界。

人造子宫育儿技术的伦理困境与解决路径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造子宫育儿技术逐渐成为现实。人造子宫育儿技术在帮助自然生育困难夫妇实现生育愿望的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对胎儿和母体健康、生命伦理、家庭和社会等方面。解决该技术的伦理困境需要实现生命权与社会责任、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平衡;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强化伦理教育和公众意识形态引领等。这样,才能保证人造子宫育儿技术在符合科学、符合伦理的范围内有序使用。

高中阶段进行生命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及策略探讨

生命伦理教育是当前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从新课改下核心素养的要求、高考试题中生命伦理观的呈现及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等方面,调查并论证了高中阶段进行生命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并就相关策略进行了探讨。

道德共同体何以可能?——一种塞拉斯的方案

在探讨道德共同体形成可能性问题上,塞拉斯并未遵循经典方案,围绕“是”与“应当”的关系展开讨论,而是直接将“我们-意向”视为基本且初始的伦理意向。这种方法既避免了以现实但偶然的情感为起点,也避免了以普遍却非现实的先验法则为起点。塞拉斯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哲学的核心任务并非为从个体走向道德共同体奠定根据,因为真实的主体直接就是共同体内的一个成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包含了我们对彼此关系的普遍理解,道德共同体的形成与伦理世界的构建是同一进程的两面。塞拉斯的立场挣脱了“是”与“应当”关系构成的枷锁,凸显了人本的精神,也为解决“我们为何必然成为规范的道德生物”这一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独特见解。

学校道德教育的美丽风险及制度防范——基于公共生活伦理的分析

以伦理的视角看,公共生活受陌生人伦理和契约伦理的支配。陌生人伦理排斥道德情感,契约伦理过分注重个人权利和形式合理性,导致美德丧失了存在的空间,本该具有崇高性的道德在公共生活中被拉向了底线水平。当前学校的道德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盲目迎合公共生活底线要求的趋势,造成规范主义的突显和美德的消解。正因每个主体(学生)进入制度化的公共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才呈现出公共生活之于学校道德教育的“美丽风险”。学校道德教育的美丽风险具体表现为:公共生活默认的规范主义对道德教育的侵蚀;道德教育崇尚的美德在公共生活中的消隐。公共生活伦理视域中道德教育的危机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内部问题,更是制度伦理的问题。要摆脱学校道德教育制度化趋势的负面影响,就要健全“扬善”的制度功能,强化“正义”的制度建设。

生命哲学视域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伦理思考

柏格森作为生命哲学的代表,其所倡导的生成式生命观,为个体生命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所构建的生活观,对个体生命的利益共联赋予极大的关怀和爱,其所宣称的直觉体验生死观,为个体重新理解和领会自我生命开辟了伦理学独特视角。在生命观、生活观、生死观视域下,认为生命哲学体现了医患关系本质的价值延伸,其生命观在于唤醒生命意识,是实现医患社会价值的有力支撑,其生活观在于培养生存能力,指向医患间利益共联的独特属性,其生死观在于激发内在动力,找到重新理解和感悟生命的伦理秘钥。同时,借鉴天津某医院处理医患矛盾的实践经验,提出构建未来和谐医患关系的几重思路:加强医患沟通共情,精准服务医疗实践;辩证客观对待医学,做好患者期望值管理;注重人文素养培育,助推医学人文的落地;健全医疗体制机制,强化利益共同体建设。

由礼成俗: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民间化与生活化

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的精神渊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认为礼仪制度具有“两面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德实践剔除了封建礼仪的落后成分,发展了传统礼仪形态,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从本质、结构和功能上实现了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统一,体现出鲜明的科学性与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建设要打通国家主导和民间实践的双向互动机制,使之在“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道德生活中落细落实,达到“由礼成俗”建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理想效果。

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伦理意蕴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趋势。新时代,经济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鲜明主题,其蕴含着丰厚的经济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以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从资本之外探寻发展动力、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协调发展为伦理要求多重维度。探索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伦理之维,利于开拓中国发展观的道德新境界,建构中国发展伦理价值规范体系,加速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基因编辑技术的界限与伦理的关联性探究

基因编辑技术以其革命性对人类生活产生了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但其风险性也让人们心生恐惧,为此,必须为基因编辑技术划定研究与应用的界限。具体界限可以从人们的伦理批判性思考中得到有力的诠释。或许可以说,人们对生命、责任、力量等方面的伦理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划定界限的依据。由此而言,基于技术与伦理内在关联性的维度,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所以,对于有效规制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来说,伦理方面的相关举措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从理论智慧、制度完善、个体践行等方面,通过多方主体的协同努力,积极引导人们形成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伦理感知,促进基因编辑技术的良性研究与应用。

基于不同维度的河流伦理内涵解析

不同维度的河流伦理内涵揭示了人类与河流之间的关系、道德准则以及河流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概念。黄河生命的提出标志着河流伦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领域,通过建构河流伦理,可以增强人们对河流生命的认识,有效指导河流的治理和管理实践,促进人类与河流的和谐共生。指出了河流伦理的重要性,强调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尊重和保护,以及人类与河流共同生存的意义。同时,从黄河生命概念出发,探讨了河流作为有生命、有价值、有权利的主体,在文化、生态和价值方面展现出的伦理内涵。研究显示:河流伦理的研究和实践对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不同维度深入关注和理解河流伦理的内涵有助于实现人类与河流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和共生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