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秩序——刑罚的伦理价值目标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秩序,人类的文明进程也就是对秩序的追求过程。从伦理价值目标的主体需要性、至善性和刑罚的惩罚本质属性看,刑罚的伦理价值目标为体现个体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秩序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国家在实施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时应该以这一目标为宗旨,不断实现公民自由,充分体现社会正义,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

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研究

针对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为其寻求适合的替代手段是目前世界刑罚的革命性改革。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罚金刑、社区服务和缓刑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这些替代措施被证明对教育改造罪犯,实现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中国确立罚金刑替代短期自由刑制度,并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社区服务刑,完善中国现行的缓刑制度,以合理地应对轻微犯罪是十分现实的。

刑罚社会功能化视角下刑法立法观的反思与重塑

积极主义刑法观与消极主义刑法观并无根本冲突,双方均存在着包括缺乏体系性思考在内的一系列共通问题。在研究范式上,两派均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刑法理念,试图借助法律系统内部的自由保障功能评判立法得失。因与立法机关对刑法的社会功能期待存在偏差,这种做法难有成效。造成认知偏差的原因在于未能站在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层面,对刑法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功能进行反思。为扭转这一局面,应重视刑法的行为规制功能,正视刑罚的社会功能化变迁。为此,在思想基础上,应放弃个人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解,接受至善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在具体举措上,应构建一套以实现刑罚的积极一般预防功能为导向的立法论研究体系。刑法立法论研究应能提供一套科学的评判标准,以实现对自身研究及立法权的放而不纵。

论管制刑的废除

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管制作为我国所独创的一种限制自由刑,其雏形出现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解放区得到广泛使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对其仍予以保留。但经过几十年的刑法实践,管制刑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已消失,使得管制刑的适用率极低,近乎“名存实亡”,加之管制刑的存在有损于刑法体系结构的科学性,因此,有必要将它从刑法中废除。

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研拟和审议,刑法改革再次引起了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社会发展、刑事政策调整和弥补刑法缺陷的需要,我国刑法应当树立"维护社会和谐,贯彻宽严相济,促进刑法科学、进步"的改革目标,注重贯彻人权保障、民生保护、宽严相济和面向国际的现代理念,循序渐进,不断加强死刑和自由刑制度改革,同时积极完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民生的刑法保护和反腐败的刑法规范,努力促进刑法立法的全面完善。

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问题及其化解

《刑法修正案(九)》对异种自由刑并罚予以立法层面的明确规定,折射出立法者对数罪并罚原有空缺的格外重视。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规定回应了实践所需,并试图针对性解决长期困扰理论与实践的棘手问题,但是修正案的现有规定并不能做出理论层面的合理性说明,隐藏在异种自由刑并罚中的刑罚失衡及其逻辑非自洽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异种自由刑并罚仍然应当以限制加重作为其适用的基础原则,并以重刑为基准进行异种刑之间的刑罚换算,在整体性视域内合理对待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折算,从而妥当解决并罚制度遗留的现实弊病,最终实现异种自由刑并罚适用时的规范化运行。

论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刑罚意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刑罚目的的不同追求直接决定着刑事制裁方式的选择。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加重犯罪所需要的成本来制止犯罪,从而得到最佳的刑罚效益。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刑事制裁方式,以最合理、最小量的刑罚成本投入,最大限度获取刑罚效益,始终是一个难题。从刑罚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刑事司法活动成本减少、效益增大,进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

狱内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及其实现

行刑社会化的含义虽十分广泛,但狱内行刑社会化因较集中体现了自由刑与社会化的冲突而具有代表性。纯粹理性意义上的自由刑的本质应当仅仅限于将犯罪人限制在特定的活动空间里,但在实际执行时却必然产生种种负价值。行刑社会化作为执行自由刑宽和化的措施必然有利于消减这些负价值。累进处遇居于行刑社会化中心地位。我国狱内行刑社会化的横向分类重点在对监内罪犯的再次分类,建议以自然标准、犯罪标准和人格标准逐渐推进。纵向分级建议取消特严管理甚至一般严管并加大宽管的力度,其特宽管理可以考虑建立开放式监狱和半自由刑制度。操作上主要包括设立省级和狱内分类中心、将监狱分隔为普通管区、宽管区和特宽管区三部分以及实现罪犯的区际流动。

增设社区服务刑的必要性及立法设想

社区服务刑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也是适用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社区服务刑应当定位在主刑的位置,对应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人可以考虑适用。社区服务的劳动场所应具有非赢利性,所提供的劳动项目应具有公益性,拒不完成社区服务的应易科监禁。

管制刑的困境与出路

管制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它的出现与存在符合国际上刑罚发展的总趋势和潮流,然而,当前该刑种却面临着监管缺位、惩罚性弱、适用率低等诸多困境。为此,提出可行的、建设性的对策。

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学说与刑罚本质理论

刑事古典学派有两种类型,即旧派相对主义和旧派绝对主义。前者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其功利主义的意志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刑罚本质问题上达到了功利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统一;后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其意志自由理论则以唯理论为基础,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意志自由作为犯罪与责任能力的基础,没有割裂刑罚报应中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结合刑法修正案(八)探析我国刑罚结构改革——以刑罚轻缓化为视角

我国刑罚结构是以死刑、自由刑为中心,属于重刑结构。刑法修正案(八)彻底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在完善刑事处罚体系,对刑罚进一步轻缓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此次修法也给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带来一些新问题,因此,还应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削减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和增设轻刑刑种等,对刑罚的设置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德国终身自由刑的历史、根据与适用

德国终身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它发展到今天与刑罚人道化息息相关。死刑的废除并非它成立的自然依据,它的正当化恰在于它可以满足不同的刑罚目的要求。立法者对它的构造也经过宪法法院周密的审查,从而让其合宪性不再产生争议。它今天所具有的假释规定,是合宪性争论为刑法完善带来的一个附随后果,是对“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宪法要求的严格落实。假释条件之一“特别严重的罪责不要求继续执行”,创造性地让罪责程度在绝对刑的执行上得到了考虑与反映。假释后的考验内容和附随条件的设定,充分考虑了犯罪人个体情况,具有一定的精准性。

康德论死刑

作为现代人权哲学的奠基者,康德明确主张死刑制度,其论证体现了高度的理性精神。他通过形而上学的阐明而确立了死刑制度的先天根据,提出了具有必然性和确定性的关于惩罚的公正性原则,有力地反驳了死刑废除论的经验性论证。根据惩罚的公正性原则,康德主张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他坚信,先验自由作为人的内心的一种道德能力,能够引导人性朝着善的方向发展,因此,死刑制度终将存而不用。

对盗伐林木行为行政处罚完善的思考

盗窃行为的行政处罚一般都设定了自由罚,主要是基于处罚的威慑力和执行的方便。《森林法》对盗伐林木行为没有设定自由罚,导致在执法实践中遭遇一些困难。盗伐林木行为虽然侵犯了两种客体,但其核心特征还是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属于盗窃行为的一种,应该设定自由罚。另外,行为罚"补种"遭遇执行困境,应该取消";赔偿损失"不属于行政处罚,无需在《森林法》中规定;"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应该取消;罚款数额与林木价值挂钩的规定给执法活动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应取消罚款数额与林木价值挂钩的规定,直接规定罚款的额度即可。

渎职罪中剥夺公职资格刑之提倡

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罪的刑罚仅限于自由刑,而没有资格刑的相关规定。在渎职罪中规定剥夺公职资格刑,不仅是我国法制史的传统,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在刑法中应当规定剥夺公职资格的相关刑罚,才能够更有效地防止渎职行为的发生。

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立法的若干思考

对罪犯适用假释是刑法轻缓化、行刑社会化的必然要求,假释制度的完善对于刑罚改革也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在1997年刑法典的基础上对假释的对象条件、实质性条件、限制性条件、假释犯的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补充和修改,这对于完善假释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国的假释制度立法在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基于进一步发挥假释制度的功能和刑罚目的之考量,我国的假释制度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地加以完善。

罚金刑的使用及其救济

罚金刑顺应了世界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有效弥补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在我国人民财富积累渐多的今天,有适用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但罚金刑的优势只有在单科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我国立法中有关罚金刑的规定大多为并科使用,单科罚金的使用量很少,这和世界发达国家罚金刑的适用现状是不相吻合的,也不利于罚金刑作用的发挥。故我国在立法和司法中应增大罚金刑的单科使用,同时为了弥补罚金刑单科使用时缺乏强制力的弊端,用罚金易科自由刑的方式来救济。

社区矫正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社区矫正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刑罚个别化,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在我国也有广泛的施展空间,对于犯罪人的改造、重新回归社会大有益处。但在实践过程中,还需要一系列相关的制度保证。本文讨论了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探源,在我国发展的基础以及需要完善的方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