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视角下基层负担过重的结构性困境:理论与个案分析

基层政府负担过重问题近年来引发了政策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现有文献从科层体制、形式主义、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展开研究。我们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基层政府负担问题置于历史变迁背景之下,从国家权力下沉及其背后的国家建构策略的变迁视角出发,重新反思这一问题。通过对L镇机构改革及其实际效果的深度个案分析,本文发现这一旨在强化乡镇政府能力、减轻其负担的改革却未能有效强化乡镇政府能力反而加重了其负担。究其原因,在于机构改革本身存在放责多于放权、乡镇无力承接放权以及运动式治理削弱专业化治理,以及村两委自治能力不足等。本文结合制度漂移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其背后机理,并探讨了其对国家建构微观策略的理论意涵。

基层创新负担:现实形态、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基层负担主要包括任务加码、监督规范和治理创新三种产生情境,其中治理创新可能通过流程化简为繁、职责化无为有和任务执行化夷为险三种路径增加基层负担。基层创新负担的生成源于基层治理评价的模糊性,创新成为评价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指标,由此形成了争先—强制、应激—配合、学习—合作、授权—松散四种纵向府际关系,不同府际关系中的创新负担形态和结构化程度存在差异。基层创新负担会增加基层治理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基层常规任务边缘化、权责失衡结构化、监督规范过密化和基层负担外部化。实现高效能的基层治理创新,一个可能路径在于建立目标均衡、内容适当、分工明确的集成创新体系。

敏捷治理视角下基层数字负担的困境与破局——基于Y市“基层一张表”数字减负的研究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被认为是减轻基层负担、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但实践中数字系统冗杂、数据下沉困难等数字负担亦随之而来。敏捷治理理论注重技术的赋能价值,旨在采取灵活、协同、多元参与等手段快速响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为基层数字负担破局提供了新视角。基于敏捷理念灵活性、协同性、回应性与参与性的特性,基层数字负担破局可从数据治理能力、条块协同能力、权责对等程度和专业分工程度四个维度展开。Y市“基层一张表”信息系统通过打造数据底座、赋能部门协同、规范任务派发、强化政企分工等措施,较好地减轻了基层数字负担,实现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数字系统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基层数据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各部门间数据“网络式共享”,明确各级政府的权责分配,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共建,是有效化解数字负担的内在要求。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有限性”及超越:基于适配困境的考察

迈向数字秩序的基层治理,如何应对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秩序与规则转变,如何进行多主体参与的确权与履责重塑,以超越数字赋能的“有限性”,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与挑战。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中“价值有限性”“结构有限性”以及“功能有限性”的理论性解读,深入剖析实践中基于“目标价值—业务标准—技术应用”的三维适配分析框架,发现技术驱动与赋能延伸在“人与数”“管与治”“整与碎”方面造成了多方供需失衡与规则失配,导致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向“数字负担”演化。应通过理念上重构数字生态价值规范、制度上构建标准化体系、业务上完善系统保障对接、技术上优化基础数据回流共享机制的多维协同耦合策略,不断完善“价值”与“技术”同频的基层数字治理。

基层负担实证研究的知识图景与理论基础

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繁重经历是社会治理中的热点话题。基于中英文期刊2001—2022年相关文献,本文对基层负担的研究特征、概念类型和理论基础进行总结分析。研究表明:基层负担研究快速增长,已有研究侧重于乡镇和村级行政组织的负担,更为关注扶贫、乡村政策、环保、机关事务等政策领域的负担;基层负担涉及职能扩张、中心工作、内部管理多种类型;理论解释更为多元和精细,研究设计更为完善,国家与社会关系、技术治理和制度逻辑构成基层负担解释的理论基础。已有研究很好解释了基层政府负担普遍偏重的现象,但在概念的清晰性、负担表现差异化的解释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未来的研究应当清晰界定负担的概念内涵、建构不同基层政府负担差异的理论解释,将“时间”视角带入基层负担的研究之中。

基层减负背景下基层档案中心在档案规范化中的效用研究

随着国家对“基层减负”政策的深入推进,档案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其规范化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在明确基层档案工作在减负过程中阻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档案规范化的具体作用路径。并以基层档案中心为核心,探讨如何通过社区、行政部门和居民三方的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档案规范化的效用,以实现档案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基层治理的质量和效率,为基层减负提供创新思路和实践方案。

差序同构:中国政府纵向职责体系的结构形态

科学完善的纵向政府职责体系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政府纵向职责体系从外观上看是“上下一般粗”的形态。事实上,经过历次职能转变、职责优化和政府机构改革,纵向政府职责体系开始呈现“差序同构”特征。渐次形成的职责体系圈层网络,中央政府位于圈层中心位置,其职责要求作为原则性规则为地方政府所遵循,即“同构性”;不同于政府职责范围自上而下逐渐递减,地方政府履事责任的清晰度与行政链条长短呈正比,即“差序性”。纵向政府职责差序同构形态有利于确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上下贯通、实现有限资源有效整合、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诉求。

基层政府负担的致因与消解: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破解基层政府负担过重问题,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基层政府负担过重的实质是环境变化下的组织适应性不足。借鉴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观念与结构交互分析框架可以有效解释这一现象。观念现代化变迁诱发民众治理诉求增多,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目标赋予民众诉求强标识,使其转化为政府治理的强刺激。面对基层治理任务增多,职责同构与科层制的交织使资源不完全下沉成为主要适应性策略,但它并未有效改变基层治理的资源配置状况,反而一定程度上带来考核过度、过程监管冗繁、执行灵活性压缩、台账管理异化等问题。因此,消解基层政府负担的关键在于突围职责同构与科层制的交织,使基层政府的法定治理资源可匹配治理任务。相应的治理路径是构建轴心辐射式治理,它通过法治化授权机制促进治理资源匹配性下沉,进而带动结构重构,强化“块”的统合能力,使基层政府成为名实相符的区域治理中心。

非常规任务得以执行的“适配—对接”:基层减负的自下而上进路

随着基层政府职能与所处环境的变化,非常规任务与专职任务、专业化运作之间的张力也日益凸显。通过对东部某市X街道职能部门完成非常规任务的过程分析发现,基层政府可以通过“适配—对接”机制在平衡张力的基础上执行非常规任务。“适配—对接”机制包括贯通责任传导、适配主轴资源、整合串联要素,以及显性化对接任务四个步骤,在完成上级部署的许多创新性工作的同时,保证了基层政府内部主轴例行化体系尽可能少受到影响,从而在治理实践中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平衡。“适配—对接”机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减负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行政体系提供了一个压力排解出口,然而,也会导致向上传达治理能力信号时的虚高,提高上级政府预期,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加大基层治理与竞争的压力。

为基层减负赋能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毫不妥协,全面检视、靶向纠治,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党中央也连续5年对“为基层减负工作”进行了专门的部署和推动。地面工程建设监督中心在胜利油田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高度重视为基层减负这项工作,不断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找根源、抓整改,逐步在价值流、管理流、业务流和监督流建立健全了为基层减负赋能的长效工作机制,使基层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主责主业,取得了较好成效。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改革的特点与实践——以北京市顺义区“双减”工作实践探索为例

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提升教学质量,一直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工作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教育领域减负政策,并经历了以教育部下发首部教育减负政策《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为标志的起步时期,到将减负目标融入到课程改革目标任务中共同落实的发展时期,再到确立减负问题为社会问题,倡导各部门协同发力,全方位教育减负的新时期三个阶段。“双减”是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和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项重大教育改革。“双减”政策摒弃过去的线性思维,不仅关注课时、作业、考试等问题,同时强调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北京市顺义区在认真分析“双减”政策颁布后北京市贯彻落实的总体情况特点后,聚焦学校教书育人主体作用发挥,从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课后服务提质增效、课题深度研究、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有效落实“双减”政策,践行立德树人初心使命的实践探索。

关于中小学教师减负的理性思索

中小学教师减负是中小学学生减负的前提与条件。假如中小学教师的负担不能得到有效地减轻,中小学学生减负就很难达成。中小学教师减负涉及减什么负、减谁的负、减哪些负与怎么减负的问题。中小学教师减负主要指减轻部分专任教师的分外负担与过度负担。这些部分专任教师包括:统考科目教师、主科教师、跨科教师、跨头教师与大班额教师等。归纳起来,需要减的负有: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与应付事情多等。中小学教师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重要举措包括:明晰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时间、修订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改革中小学教师职务评定制度、逐渐减少中小学统一考试等。

关于农民增收减负途径的深层次思考──兼论农民增收减负的制度基础

农民增收减负问题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重大 问题。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不少增收和减负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是治表之策，效果并不理想 。实质上农民增收减负的治本之策在于农业制度创新，包括户籍制度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创 新、农村财税体制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等。其中，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是关键， 其他制度创新是条件。只要制度创新能彻底到位，我国农民的增收和减负问题将能从根本上 得以解决。

发展农产品加工 实现农民减负与财政增收的统一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条件下,发展农产品加工是实现农民减负和财政增收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农村农产品加工发展现状的剖析,提出大力发展我省农产品加工的基本思路。

现代型诉讼中的证明负担减轻——日本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构造处于实质上的不对等状态,因此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往往无从举证。减轻该方当事人证明负担的方法,既有改变证明责任分配框架内的举措,亦不乏自由心证范围内的办法。一系列努力和尝试都反映了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理念下证明责任制度的没落,证明权概念的上位。

我国半个世纪“减负”问题的历史回溯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生负担与减轻学生负担问题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所关注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一直到跨入新世纪的今天,回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减负”历程。今天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学生负担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对我国半个世纪“减负”问题的历史回溯与思考,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学生的负担问题,提出和实施有效的“减负”应对策略,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与思考价值。

教师知识“提质减负”的作用机制研究

中小学校在进行课业"减负"时,还要确保教学"高质","提质减负"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价值追求。教师知识是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课业负担的重要因素,其建构程度会导致学生对同一内容的正确理解和合理内化付出不同的认知与情感努力。其中,教师知识外化为教学行为并作用于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构成其"提质减负"的结构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建构不良的教师知识不利于课堂提质和课业减负,建构完善的教师知识则有助于课堂提质和课业减负;教学实践中的"学究谬误"和教师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也会对教师知识"提制减负"的作用功效产生正向或负向催化作用。

“减负”后西安市部分中学体育开展的现状

运用调查访问的方法 ,对西安市 13所学校的 5 5 0名学生的问卷分析 ,结果表明 ,“减负”后西安市一些中学体育课教学、课间操和课外体育活动等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从而提出转变观念 。

基层负担难题从何得解——基于条线下沉视域下的解释

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长期性问题,工作负担加重和减负悖论带来的负向反馈为基层干部培养和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扰。在中央大力推动基层减负的背景下,基层负担难解的根源并非简单地在于工作过载,而是源于条线下沉过程中的压力传导异化与机制设计缺陷。其中,压力传导、队伍分异以及作风障碍要素的相互嵌套是基层负担的本质特征,机制层面的规划滞后化、担责错位化、标准模糊化以及反馈逆向化则成为基层负担得以形成并且难解的内在逻辑。对此,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问题驱动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强化,开展对基层负担的精细化"双向"治理,从而疏通党和国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