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卑己尊人的礼学思想初探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礼义道德,中国也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华传统经典中有关“礼”的论述是社会道德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论语·季氏》中讲:“不学礼,无以立。”明确指出礼在人的自我成长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是人与人交往中文明秩序的具体体现。《荀子·礼论》认为礼是一种能够“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度量分界”。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和限制,人的欲望就无法被满足,就会产生社会纷争、混乱和穷困现象。在古代中国,礼不只是体现为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聘礼等各种具体形式,而且还体现为一种行为规范和做人品格。《礼记·曲礼上》中讲:“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将礼界定为一种自我谦逊和尊重他人的行为规范,是对礼在实践中精神品格的高度概括。本文将从探究《礼记》中卑己尊人的礼学思想入手,挖掘中华礼文化的谦逊精神和内省品格,以期对我国今日的道德文明建设有所补益。

礼学视域下的《中庸》

《中庸》文本中存在着多处礼学痕迹,其本来就是《礼记》中阐述礼学思想的通论性文章。《中庸》从唐代开始背离礼学体系,学术重心转向“心性”。南宋朱熹从向内拓展和强调存养功夫两方面着手,最终完成了《中庸》从“礼”到“理”的转变。作为《礼记》文本的《中庸》是“礼”的总括性描述和哲理性表达,对具体的礼仪规范和伦理等级作了形而上的解释,从人情、政教、天道等维度深刻揭示了“礼”之于人、国家、社会的价值。“中”与“诚”在《中庸》中实是一体两面、似异实同的两个概念,中庸即至诚,是礼乐文化的哲学化表达,代表了由礼乐之道内化而来的终极道德。

鳌头独占,还是三峰并峙?——对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的两项文献计量学分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学是清代学术中成就最高的分支,而礼学是清代经学中成就最高的分支。一些学者认为仪礼学在清代礼学中独占鳌头,但对此问题的探讨比较粗疏,不够深入。文献计量学方法有助于此问题的探讨。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礼类六分法的基础上辨析相关概念,设定成就高低等于影响力大小,可以建立两个影响力指数模型:一、基于《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的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影响力指数模型;二、基于《中国古籍总目·经部》的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影响力指数模型。两项文献计量学分析都显示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影响力指数很接近,都表明清代周礼学、仪礼学与礼记学并没有呈现出某一分支鳌头独占的局面,而是呈现出三峰并峙的局面。

初唐的数学与礼学——以诸家对《礼记·投壶》的注疏为例

传世文献中有两条线索刻画了中国古代礼与数学的密切关系:一条线索是《周礼》所述"六艺"之一为"九数"(即数学),由此被后世学者逐渐扩展为数学是礼学或儒学的一部分;另一条线索是《左传》所云"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由此被理解为礼数与政治等级相关,并进而以数学安排之。从孔颖达与甄鸾、李淳风等对《礼记·投壶》的注疏看,两方对同一经文及郑玄注运用了不尽相同的数理解释。具体来说,有计算方式与结果、注疏体例与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尤其是前者通过书写计算,而后者使用算筹。基于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两方的差异具有一般性。因此,《周礼》所述更多反映了周代数学与礼学的关系,而后世的发展导致算经数学与儒经数学各自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并且后者与礼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左传》所云侧重关于政治等级的礼数,而未述其关于礼器尺寸的一面。汉代以降,投壶由礼仪向游戏渐变,出土实物与传世绘画印证了其形制的变化;诸家对相关经文的解释就逐渐偏离了实际,而转为相对纯粹的文本学术探讨。在初唐恢复古礼、注疏儒家、算家经典的历史背景下,数学与礼学的关系实际处于文本与现实的多重张力之中。

从《礼记·学记》看为师之道

《礼记.学记》作为先贤圣哲们阐述为师之道的经典之作,把教育作为“建国君民”之本;把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之本;把了解和把握教育教学规律、掌握并运用教学方法和艺术作为教师必备的素质,把爱生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作为师德的基本要求。《礼记.学记》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大学之师应为“经师”、“人师”、仁爱之师、善教之师。

《礼记·月令》的比较神话学解读——以仲春物候为例

《礼记.月令》是古人根据天象和物候来安排自己礼仪行为及社会生活的历书。其中的“鹰化为鸠”与远古女神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立陶宛民间杜鹃化鹰的传说为解释汉族“鹰化为鸠”、“鸠化为鹰”提供了线索。而句芒司命神不仅具有人面鸟身的特征,在原型谱系中和司生命与繁殖的地母神有象征性的认同关系,而且是生命、生殖、春天女神的化身。伏羲蛇身熊号与再生女神变化周期相关,它是生育女神的化身。比较神话学的视野、知识对上古中国丰富的礼书经典具有再认识的作用;古文献解读应提倡三重证据法。

儒家礼学精义的学术传承与《大戴礼记》的文体意义

《大戴礼记》的成书,是儒家礼学精义的传承在汉代的一种学术形态。《大戴礼记》作为杂记类文献,其选编的篇目涉及到礼学观念在衍生发展时所涉及的各种文体。《大戴礼记》的选编,向我们揭示了文体的嬗变与礼学精义的传承是同步进行的。对于《大戴礼记》所收篇目的考察,将使我们重新理解文体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外部的特征,也受其内在知识和观念扩展的影响。

从《礼记·学记》看中国当代教育的缺失

<礼记>是我国儒家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部礼文化经典之一,其中的<学记>一文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古人的教育观、为学之道和为师之道.本文从<学记>所述的为学之道,对中国当代教育的缺失做了一些思考.

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礼记·学记》教育思想与方法

《礼记·学记》是我国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教育专著。它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也蕴含着与教育相伴而生并始终与教育共存的教育技术的思想。本文从教育技术学的角度阐释了《礼记·学记》中蕴含的教与学的对立统一思想、教育评价的绩效与系统论思想、家庭辅助教育思想、教学设计思想和启发式教学思想等教育思想和方法及其对现实教育技术应用与发展的启示。

何以为师——管窥《礼记·学记》之教师素质观

教师承担着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任,是实现文化强国、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主力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对人才培养、民族和谐和国家繁荣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将我国第一部教育学专著《礼记·学记》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对《学记》中阐述的教师素质分别从知识素养、教学能力和育人能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宋代《礼记》学研究的新拓展——《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古今学者关于〈礼记〉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其名物训诂、礼义制度的诠释阐发，而对于《礼记=》学史则素少研究。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作为首部（礼记〉学断代研究新作，学术价值极高。该书分上下两编，40余万字。上编采用个案研究，共考察了宋代〈礼记》学名家20余位；涉及到相关文献数十种。

《礼记·学记》的师德观与当代教师荣辱观

作为中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教学理论的专著,《学记》论及了教育教学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教师道德修养的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师德建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

与《礼记·学记》相伴

教学相长,守望作为一名教师的幸福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在《礼记·学记》中说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教学本乃师之天职,教师的第一要务是教学生学,而在教学生学的同时教师自己也在不断汲取营养,不断积累经验,使专业技能变得更成熟,教得更好。但是我们的身边也存在一些教师——其教学方法陈旧,教学语言枯燥,虽有经验但无法跟上学生学习的需求及变化。

《礼记·学记》篇教师思想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启示

《礼记·学记》篇对教师有很多论述,对高校思政课教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教师标准方面,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思政课教师要努力提高本领,为人师的条件是知教之所由兴废,思政课教师要了解大学生的需求,解答大学生的困惑.在教师职业道德方面,思政课教师应该敬业爱生,长善救失,教学相长.在教师职业技能方面,思政课教师要努力优化教学语言,采用"和易以思"的启发式教学方法、问答法和练习法.

《礼记》与礼学蕴涵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特质之一,也是《礼记》与礼学的重要文化诉求。礼学的忧患意识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现实性与人文性为学派特质的儒家不仅忧患如何缔造和谐安定的社会政治格局,还对自然生态可否养育众生而忧心忡忡,而且为人类如何通过道德修养构建精神家园而深怀忧虑。《礼记》与礼学的忧患意识反映了原始儒家的文化自觉精神。

唐太宗与《礼记》学

唐太宗精通《礼记》学,深知《礼记》所蕴含的丰富礼学思想及其重大学术价值,于《三礼》中特别推崇《礼记》。学术上他常依据《礼记》经义与孔颖达、魏徵等大儒讨论礼学,以议定礼制;政治上他汲取《礼记》中的治国思想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初唐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生活中他注重践行《礼记》经义,以抵制社会奢靡之风;他的诗文创作,灵活化用《礼记》大量典故而不留痕迹;此外,他还大力表彰两汉以来《礼记》学者以勉励后学。唐太宗的积极推崇,大大提高了《礼记》的学术地位,是其名列《五经》的一个关键因素。

论《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

礼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评杨雅丽著《礼记研究》

以《礼记》作为重心 ,着重从文化学角度对礼学进行专题研究 ,是礼学研究的最聪明之举。《礼记研究》一书有如下特点 :一、纵横驰聘 ,游刃有余 ;二、笔之所至 ,广有新意 ;三、借助优长 ,填补空白。大量融汇有关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也是它的特点。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是当今礼学研究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