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案判断的方法论

法官判断类案需要有用作判断的方法论:步骤化的思维路径、综合性的标准与立基于实质内容的形式化方法。类案判断的方法论融合了鉴定式案例研究方法与案例推理方法。在区分案例类型的基础上,从法律争点出发,在待决案件与案例之间反复判断,最终在两案相似的前提下,法官将类案判断的结论适用于待决案件。有机组合法律争点、法律要件、关键事实以及法律关系框架,形成综合的类案判断标准。同时,法官类比案例事实,检验对比事实与法律争点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作出判断的实质理由,明确要点事实权重,完成比例与权重的综合判断。最后,进行反向排除检验,确定实质理由是否符合相关性要求,完成类案判断。

人工智能司法的运行困境与出路--以“要素式审判”为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但人工智能司法在运行中仍面临内生、外来的困境和质疑。人工智能司法开发技术的功能障碍、类案类判技术尚未发挥其应然功能、算法黑箱与法律决策透明性的天然冲突、人工智能不是“人”等窘境是人工智能司法运行中需直面的难题。要素式审判是指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抽取出该类案件的共同事实要素,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进行庭审并制作裁判文书的一种略式审理方法。引入要素式审判方法有助于缓解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的压力、提升类案类判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提高裁判文书说理以及心证公开的程度、增加“人情味”,从而提升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运行的效能。

同案同判:司法裁判中的衍生性义务与表征性价值

同案同判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司法裁判具有依法裁判和个案正义的二元性质,它们都是司法活动不可放弃的构成性义务,也都是法官的道德义务。同案同判属于依法裁判的衍生性义务,其含义本身就蕴含于依法裁判之中。这种义务虽然是司法裁判的一般性要求,但只具有初始性,始终存在着被其他更重要的理由所凌驾的可能。但是,同案同判具有"溢出"依法裁判之外的表征性价值,也即形式正义的可视化和可预期性的显现化。它并非实操的方法论原则,而是司法裁判之社会效果或者说司法公正的一种价值符号。

“同案同判”的性质及其证立理据

"同案同判"立足具体的个案审理与评价,致力于在复杂案件场合对司法裁量权予以限制和规范。就理由-规则的内容联系来看,从"同案"到"同判"的推论正当性必然立基于一个作为前提的一般规则。可普遍化规则为"同案同判"命题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其在普遍实践论辩中的固有地位使之成为支持"同案同判"的一般根据。司法的公共判断属性使法官应以"同案同判"为必不可少的裁判准则,由此保障司法结论的形成不能基于个人偏好,也不能是缺乏正当理由的任意决定。"同案同判"也是司法之所以为司法的组织要素或结构依据,已然规定在司法运行及其个案裁判推理的程序之中。无论是作为司法公共判断的约束性规则,还是作为司法活动自身的构成性规则,"同案同判"都成为法官应当履行的司法义务。"同案同判"成为司法义务并非法律义务,而是一种与司法职能特性和法官行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道德义务,是法官职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同案同判作为司法裁判的核心--一个基于系统论的描述

目前,关于同案同判和依法裁判的性质和地位之争源于人们对司法裁判性质的认知分歧,因此,需要通过一套关于司法裁判的描述性理论来化解此争论。传统的法律方法论对类比的界定过于狭隘,故低估了类比在司法裁判中的地位。系统论从功能上将类比界定为一种系统回忆机制,该机制使得系统对结构的重复使用成为可能。被如此界定的类比充当着法律适用的核心机制,所有涵摄实质上都是通过类比的机制进行的。相比于涵摄,类比更具基础性地位,这使得同案同判相比于依法裁判,更能准确地反映司法裁判深层的运作机制。一种基于依法裁判来解释同案同判的方案因错误地将涵摄和类比割裂开来,故不仅无法解释同案同判,还对司法裁判造成曲解。同案同判凭借其反身性的自我适用,成功地对法律规则的普遍约束力和依法裁判作出解释,并提供了一种以司法为中心的依法裁判观。

反思智能化裁判的可能及限度

人工智能为司法审判方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智慧法院的探索、互联网法院的建立让司法变得更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也开始运用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来统一法律在类案裁判中的标准和尺度。然而,在变幻万千的智能化时代,司法权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它仍然是一种在开放性的场域中依赖人类理性进行价值争辩和推论的活动。智能化司法采取的"简化裁判过程"和"消解价值判断"的双重策略均与司法的一般性质相悖。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只能发挥一种有限的辅助性角色,过度夸大甚至将其神化在现实中行不通。大数据预测在简单案件中或许能够实现同案同判的目标,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同案同判仍然要依赖人类自己的理性判断。因此,在智能化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中,应理性地审视人工智能的内在局限,防止司法裁判异化为仅仅以数据和符号为演算逻辑的机械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