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基于房贷差异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基于CFPS两期整合数据考察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集中在-0.459~0.225之间,整体脆弱性水平较低。相较于非正规借贷家庭,正规借贷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更低。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高,而非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低,这两类农村家庭的低额度正规借贷组中有很大部分家庭的生计可持续能力很高。回归结果表明,正规借贷额度每提高1个单位,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降低12.1个百分点。相较于房屋正规借贷额度,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降低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屋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均可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型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但房屋正规借贷在该机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引导农户合理使用正规借贷资金,开发“房贷+”金融产品,细化农村金融帮扶策略的对策建议。

银行融资下中小企业保险购买决策研究

本文考虑了一个由制造商(中小型企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构成的供应链金融系统,并在传统银行融资、保费外生以及保费内生三种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探讨了有限信贷与信用保险对制造商生产运营决策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信用保险能够有效缓解有限信贷对制造商的融资限制,并降低制造商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然而,信用保险模式相对于传统银行融资模式而言并非是完全占优的,例如,在保费外生情形下,过高的保险费率将迫使制造商放弃信用保险以避免高额保费成本。研究表明,相对于保费外生模式,保费内生模式下制造商高额度的投保行为更难以缓解市场风险,这给制造商带来的管理学启示是:制造商在保费内生模式下进行过高的信用保险投保意义较小,即制造商只需要将投保额度设定在能够使银行放宽贷款限额至满足最优生产产量的水平上。

高利转贷罪的扩张适用与限缩路径

高利转贷罪是存贷犯罪体系中的一种过渡性罪名,设立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时代。随着金融市场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对本罪的司法适用应当秉持更为严格审慎的态度,而与之相反,对本罪定性要素的扩张解释使其司法适用呈现扩张趋势,这与刑事立法目的、刑法谦抑性、平等原则、体系解释相违背,应当从界定“套取”行为和“信贷资金”,并以“造成重大损失”为客观处罚条件3条路径对本罪的适用进行限缩,阻止高利转贷罪的扩张适用,维护立法目的与司法实践的统一。

对高校贷款管理的思考

面对高校的贷款热,文章阐述了高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在资金来源不足的形势下科学贷款的必要性及特点,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分析了高校贷款的适度规模,介绍了科学测算偿还贷款能力的方法。明确提出了要高度重视贷款额度的可行性及还贷能力,加强对贷款资金的管理,严格还款计划,提高贷款资金的使用效益,做好贷款风险防范工作,为高校事业的稳步发展做好资金保障。

贷款额度、违约率与小贷公司收益:鲁省观察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使用山东省2013-2015年66家小额贷款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每笔贷款额度与公司收益率和违约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平均贷款额度与收益呈倒U型关系;贷款额度的边际收益受公司违约率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门限关系。一旦违约率高于门限值,贷款额度与收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原因是当高于相同的违约率门限值时,贷款额度与违约率正相关,此时提高贷款额度会加剧违约率的上升,侵蚀公司的收益水平。小贷公司应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在遵循“小额、分散”的原则下,制定合理的贷款额度,使其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稳步提升收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董事会独立性与银行债务融资契约研究--基于2007～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其独立性直接影响到其职能作用的发挥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水平,进而影响公司债务融资契约。本文以2007～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和独立董事规模比例两方面研究董事会的独立性对银行债务融资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会导致银行债务期限结构缩短,而对银行债务规模没有显著影响;而独立董事和银行债务契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与盈利能力研究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业务结构紧密相关,论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从资产负债业务结构的差异来分析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差异。由于目前国内各商业银行在大多数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上大同小异,决定一个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关键可能在于其业务结构的差异。反映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包括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净利差和利息收益率等指标,而成本收入比作为一类占营业收入百分比的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本文主要采取成本收入比率和净资产回报率作为考察变量。通过对中国部分上市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与盈利能力研究,贷款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产品类型结构和存贷款期限结构决定了商业银行的收入空间,而存款的期限结构,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活期存款比重对商业银行的成本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论银行信贷资产非安全性生成的一般机理

以行为金融学和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分别从银行体系的主体缺陷、客体缺陷、信息不对称、金融制度、经济环境五方面分析银行信贷资产非安全性的一般生成机理。这对探寻防范和控制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措施具有实践意义。

骗取贷款罪新论

在立法上,骗取贷款罪先后经历了由作为贷款诈骗罪的规范补足到理性回应金融监管政策进行限缩适用的立法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后,有必要重新审视骗取贷款罪的立法旨意与司法政策,防止矫枉过正。信贷资金安全应是修改后客体的具体内容。本罪系结果犯,在基本罪层面不可能是行为犯或危险犯。本罪虽有诈骗犯罪的一般属性,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需单独设定骗取的行为构造以及认定规则,防止扩大化。在基本罪层面,应对构成要件要素做“减法”,成立犯罪的法定构成标准已然有变。应当立足“损失(数额)”与“情节”的二元定量因素,重构与基本罪、加重罪相适应的立案追诉标准。应当根据最新修正规定,从骗取行为、贷款目的、造成实际损失、通知后及时还款等方面,充分为骗取贷款罪开辟正当、合法的出罪通道。

解决国内公立高校负债问题的途径

目前国内公立高校集体陷入债务难题,一些院校已采取措施解决负债问题,如政府拿出财政资金直补高校贷款,进行土地置换,通过校办企业和校办产业筹集办学资金,变短贷为长贷等,但这些措施都存在一定缺陷,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本文从政府、银行、高校自身等不同方面提出解决国内公立高校负债问题的途径。

化解我国银行不良资产:一种新途径的探索

我国银行存在着大量不良资产且不断增长,严重危害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根源主要是产权制度缺陷和信息、交易成本问题。本文在分析现有解决方案及其不力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并说明了通过促进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投资合作能解决产生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源问题,且这种投资合作有其内在可能性和外部可能的激励机制即有其可行性。

信贷数量管制与利率市场化的挤出效应——基于2013年贷款利率下限放开的准自然实验

在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时中国中央银行对信贷数量仍然保留管制,研究在信贷数量管制条件下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是否对民营企业融资行为产生挤出效应,有助于科学评估贷款利率放开的微观经济效应。基于2013年贷款利率下限放开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由于信贷数量管制的存在,具有政府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融资便利效应在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后进一步放大,从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行为产生挤出效应,致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杠杆率不断分化,且以上挤出效应在市场化进程较低、政府融资越多的地区更显著。由于非正式金融的再配置效应,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对民营企业正式融资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对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研发投资没有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这说明,在不改变信贷数量管制的前提下,单一取消资本价格管制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的积极效应。

民间借贷民事法律纠纷若干问题探讨

民间借贷是指没有官方批准的金融机构参与的借贷行为。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的规定尚有不足之处,由此导致司法实践对某些纠纷的解决存在分歧。企业的借贷主体资格应当得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承认。借款人自愿支付高额利息的,贷款人有权受领而不构成不当得利。还本付息期限未约定的,该项债权的诉讼时效应自借贷合同生效日起算。

柔性财务管理下短期信用贷款额度测算的研究

信用贷款作为吸引优质和有潜力客户的有效手段,其保证银行竞争优势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通过研究在柔性财务管理下,短期信用贷款的额度确定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能为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短期信用贷款提供可行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对银行短期信用贷款特征的剖析,总结分析了短期信用贷款额度测算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贷款工作实际情况,依据柔性财务管理的理论,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以信用风险可控为目标,以财务分析为贷款额度计算基础,以特征分析为贷款额度调整基础,进行短期贷款额度测算方法设计。

商品房按揭贷款与资金的时间价值

论述了商品房按揭贷款中，置业者应正确认识贷款本金的偿还是按复利计算时间价值的，正确对待贷款购房中的“杠杆作用”。为置业者在住房贷款中，贷款数额、贷款方式、还款时间、还款方式的确定提出了建议。

银行信贷组合损失的计算

本文介绍贷款组合损失的计算方法。首先介绍在二项分布下通过蒙特卡罗模拟计算贷款组合损失的方法;然后推导二项分布假设下随着组合规模的增大,贷款损失趋近的极限计算公式;最后得出利用损失分布极限公式计算应提资本的公式。

关于林权抵押贷款贷款期限的探讨

从林农经济利益角度出发,运用经济分析和数学推理的方法,引入生物生长模型,在分析林木蓄积、林木资产价值和贷款资金的时间价值基础上,确立合理的采伐时间和最佳的采伐时间,进而确立可行的贷款期限和最低贷款期限、最佳的贷款期限。以马尾松为例,进行实际计算分析,得出可行的贷款年限为8～19年,8年为最低贷款年限,19年为最佳的贷款年限。

乡镇企业投资收益与可接受贷款利率探讨

本文探讨了乡镇企业投资收益与银行贷款利率间的关系。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资金的稀缺时，乡镇企业应在不同的财务风险下，选择适当的、可接受的最高银行贷款利率，合理地把握筹集资金的度，以确保乡镇企业的投资收益。

地方政府房地产限购限贷限售政策的效应评估

对2008~2017年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房贷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在当月即能降低房价增速2.86个百分点,效果在8个月后达最强,20个月后失效;首付比例要求提升10个百分点后,2个月即可降低房价增速0.62个百分点,在4个、7个季度后分别达到最强效果和失效;限售强度提高1档,会在3个、4个月后显著降低房价增速0.8~1.2个百分点。限购强度提高1档,在14个月后才能降低房价增速0.5个百分点,在16个、24个月时分别最有效和失效;人均供地增加10%,18个月后才可稍微抑制房价增速,在30个、38个月时分别最有效和失效。

基于ELES模型的‘限购’和‘限贷’政策效果分析

通过将住房“限购令”分离为“限购”和“限贷”两种房地产调控政策,建立了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的城镇居民住房需求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了这两种政策各自对城市居民住房及其它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限贷”政策总会对居民的住房以及其它消费产生影响,而“限购”政策仅在收入房价比高于某个阈值时方生效.通过对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参数进行估算,发现2010年时“限购”政策仅对我国二线城市有效,对于一线以及绝大部分三线城市都无效,而2016年时“限购”政策对大部分一线、二线城市均未生效.据此,指出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不应一刀切:而应采取“因城施策”和“因时施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