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ssland Management in China:Countermeasures to Reverse Degradation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Part 1 provid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changes in China＇s pastoral animal husbandry and grassland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1980s. Part 2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of inappropriate property rights demarcation, misuse of fencing and fragmented grassland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adjusting the demar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prudent use of grassland fencing and restoring joint management by grassland village communities. Part 3 identifies problems in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cluding a complicated scope of compensation, short duration of compensation and lack of simple and clear objects of supervision,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ensuring compensation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livestock, focusing compensation on professional herders and 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by diverse stakeholders. Part 4 reveals that China＇s grassland monitoring is yet to focus on pasture property right holders, overlooks the determinants of grassland change and fails to bring into play the role of village communities in grassland monitoring,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conducting livestock monitoring in pastoral village communities, monitoring the value added of grassland ecosystem services and creating a ＂three-in-one＂ grassland monitoring team and disclosure system.

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数据和知识产权的客体之间存有共性。二者的保护基础理论相互融通,并且企业数据权利与知识产权权利结构相近似,这为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基础。检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保护模式的有限性以识别现有制度与企业数据保护问题之间真正无法重合的地带。构建和完善企业数据保护规则须对企业数据进行类型化结构,基于类型化区分和场景化差异探寻不同保护路径。从解释论角度而言,对于无法纳入既有法定权利范畴的企业数据权益,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未被类型化权益,关键在于客观审查数据使用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从立法论角度而言,可参照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制赋权化路径,将规制焦点建立在对企业数据的利用行为上,对利用行为进行类型化提炼,建构一种以禁止权和报酬权为核心的不完满的控制权和有限度的排他权。

企业数据财产权的制度构建

企业数据作为日益重要的新型无形资产,其商业价值与财产内涵凸显。企业数据财产权保护相比于行为规制路径具有诸多制度优势,契合企业数据的财产权客体属性,能够得到劳动财产权理论、激励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支撑。然而,传统物权、知识产权等既有财产权方案不足以为企业数据提供全面且恰当的保护。为此,有必要以企业数据为客体创设一种独特的财产权,对具有相当数量内涵、承载实质性投入的企业数据赋权保护,由企业数据制作者享有控制、使用、经营、收益等专有权能与禁止权能。同时,为促进企业数据的开放共享,对财产权客体对象、保护期限与权利范围施加必要的限制,构建公益与私益的平衡机制。

论数据财产权的权利限制

数据财产权的概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在具体的权利建构上尚未形成共识。保护和限制是权利的一体两面,现行研究偏向于正向确权保护,忽视了反向权利限制的功能与价值。考虑数据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二元性,数据价值实现需要流通和利用的特殊要求,以及数据治理由个人主义走向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引入权利限制制度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在功能定位上,宜采用赋权使用模式,肯定特定使用人有权使用,从而合理配置数据二次利用利益。在内容建构上,一是公共领域的保留,将数据财产权的客体限定为经过处理的衍生数据;二是权利行使的限制,保护数据来源者、在先权利主体和其他特定主体的利益;三是禁止权利滥用,对自我优待和拒绝许可进行特别规制。

侵害人格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酌定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兜底方案的酌定赔偿对于解决侵害人格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纠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酌定赔偿应遵循检索递进的启动原则,在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与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确定时,始可由被侵权人申请启动或由法院依职权启动。酌定对象不涉及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具体应在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中选择较高者作为酌定对象。为尽可能地维护酌定结果的客观性,酌定赔偿的路径选择应作如下区分:若是存在拟制的许可使用费等客观标准可供援引,则应优先选用,并以此为基础再作调整;否则,也应以客观酌定因素为主,主观或其他酌定因素为辅进行综合考量。

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基于生态产权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的考察

通过对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概念界定及其相关制度梳理,认为生态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是促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关键制度。但从当前两种制度的演进和实施路径来看,产权界定不够明晰、交易权安排不统一、交易权的配套制度不完备是生态产权制度的突出问题;相关政策多而立法规定少、补偿标准较难制定、补偿方式较为单一是生态补偿制度的突出问题。因此,应该从明确生态资源产权、完善生态产品交易机制的角度来丰富生态产权制度,从推进生态补偿制度法制化、健全生态补偿标准的角度来丰富生态补偿制度,以此拓宽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民法典》背景下误认抚养中的财产损害赔偿

误认抚养纠纷的财产损害赔偿并非典型的婚姻家庭纠纷,亦非纯粹的抚养费用返还,其涉及诸多的价值衡量判断。既有纠纷解决路径均立足于偏差的法律概念,导致实践效果存在规制范围狭窄或缺乏妥当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困境,该论断同样可见于中国相关裁判实务的累积。通过修正误认抚养纠纷的法律概念和规范内涵、考察抚养人被侵害的权利属性可以发现,抚养人的财产损失系经过亲子身份关系传递或触动所致,实际上源于亲子身份关系的侵害。因此抚养人被侵害的原权利为身份权,恰当的救济路径应为身份权保护的侵权法路径。《民法典》第112、第1001、第1045和第1182条共同构建起身份权侵权请求权体系,为抚养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提供适宜的请求权基础,该体系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务可能性,能够为抚养人救济提供妥当的法结论。

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对社会责任报告可读性的影响研究

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展示社会效益的关键窗口,可读性较高的社会责任报告则是投资者获取增量信息的重要渠道。那么,社会责任报告可读性是否会受到盈余管理的影响?以中国沪深A股2006—2020年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与社会责任报告可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读性将显著降低;高管薪酬能够强化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读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同时,异质性检验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与社会责任报告可读性之间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盈余管理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读性的影响在强制披露的企业中更强;除了可读性之外,盈余管理程度还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相似性产生影响。当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时,企业当期社会责任报告与上期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相似性越低。研究结论为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投资者进行信息甄别提供了参考。

侵犯公民财产权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探讨

财产权受公权力侵害,在多个国家已被纳入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范围。近年来,公民财产权受公权力侵害主张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案件数量激增,种类扩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公民需求,我国应考虑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重大财产等逐步纳入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范围,此举不仅具有抚慰被侵害人的功能,还能够节约司法和行政资源,以有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从而助推法治国家建设。

权利法定视角下著作权兜底条款的适用进路

当前的著作权兜底条款存在学理定位不清与适用机理不明的问题。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廓清权利法定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的本来面目。知识产权法定应作设权原则来理解,而非功利主义权利观的替代表述,其规范目的在于证立知识产权的绝对权属性。著作权亦须遵循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具体包括权利类型法定和权利内容法定。以规范目的为评价标准,著作权兜底条款不违背知识产权法定。在规范适用方面,著作权兜底条款是隐藏的法律漏洞,需根据规范目的限缩法条文义后适用。在法院援引兜底条款为裁判依据时,需从规范的适用条件、解释路径及适用效果等方面来综合判定。

合同无效后恢复原状请求权之性质

返还财产与折价补偿作为恢复原状的具体方式,其性质在理论上多有争议。返还财产请求权不论是采原物返还请求权说抑或不当得利请求权说还是请求权竞合说均有无法解释的缺陷,合同无效后财产返还制度与物权法、不当得利法所要实现的价值追求并不一致。折价补偿作为财产返还的补充形式,亦是如此。返还财产请求权以及折价补偿请求权应均是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均属于类合同请求权。

产权性质、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腐败行为发现的可能性将上市公司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显性腐败,高管高薪可以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天生与政府存在亲属关系,这种抑制作用要弱于非国有企业;(2)对于隐性腐败,高薪并不能起到抑制腐败的功效,并且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研究

本文从我国耕地保护主要问题的辨析入手,认为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和地方政府的制度扭曲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个理论命题:一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其主要表现在耕地保护产权不清、耕地价值不完全、制度没有对耕地保护产权界定和耕地保护制度扭曲;另一是耕地保护机制创新——构建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并对这一机制构建提出了基本的思路。

土地发展权、农地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

土地发展权是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农地征用补偿除了支付农地所有者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价格之外,还应该对土地发展权给予补偿。此外,由于当前我国农地对于农民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这决定了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必须有更宽广的边界。

地权细分及可实施性与采矿用地制度改革

采矿用地制度的核心是采矿用地的产权界定、让渡、使用和定价。当前采矿用地制度存在供地方式单一、产权配置错位、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受限和产权未细分等问题。采矿用地改革试点在产权细分和可实施性方面做了很大改进,为采矿用地制度优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下一步,采矿用地制度应向地权细分、保障矿业权与土地产权正当权益的实现及提高名义产权与实践产权一致度的方向迈进。

非公有制林业发展中的产权问题浅析——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研究之三

产权问题是我国林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我国的非公有制林业目前在林地和林木的产权上还受到一些限制,从而导致非公有制林业经营主体本应享有的山林产权变得不完整,并由此引发了其他一系列问题。为此,必须改革林木的限额采伐制度和收购及运输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山林产权流转制度,以期消除山林产权受限问题,从而促进我国非公有制林业的健康发展。

有效激励还是以权谋私:超额高管薪酬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高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搜集了201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的超额薪酬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关系,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高薪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超额薪酬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证明国企中高管高薪的自利性,但该现象仅在地方国企显著;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相对国企而言更具激励性,但激励效果十分有限;超额高管薪酬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受产权性质的影响,证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高管激励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为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同时反映了基于激励动机的股价崩盘效应。

“小产权房”的分类治理策略

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制止"小产权房"建设,但由于这些政策缺乏实质性的整治措施,再加上"小产权房"业态多样、利益关系复杂,"小产权房"的建设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本文在剖析"小产权房"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小产权房"治理路径,包括"小产权房"治理的制度建设和现实手段。"小产权房"治理的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小产权房"治理的现实手段采用分类治理的策略:要遵循"明确房屋建设状态、判断是否符合规划、确定占地性质、了解房屋用途"的思路,并针对不同类型治理路径给与差别化的政策供给。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理论基础分析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能够协调主体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有力的推动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从各相关学科中提出了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产权理论、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外部经济效益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平理论和生态伦理理论7个具体的理论作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建立的理论基础,全面论证了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商品化权之反思与重解

新设商品化权的提法存在失当性,与现有民事权利体系形成冲突,应对商品化权概念进一步解构,按客体对象细分出更小的子权利概念,将其纳入传统的民事权利体系当中去,以获得民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综合保护。作为权利集群的商品化权具有一定的价值正当性,但也应受言论自由、在先权利、合理使用和权利穷竭等方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