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员直播带货的法律困境与破解之策

官员直播带货是互联网时代官员履行发展地区经济职责、优化政府服务的创新之举。然而,政务服务的创新诱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将直播带货这一商业活动嵌入公务行为尚处法律灰色地带,官员介入商品市场存在限制竞争风险,相关的实体与程序规则也存在欠缺。考虑到官员身份特殊且政府公信力有限,官员直播带货应被有限允许,并通过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加以约束。在具体规范方面,需制定启动规则化解限制竞争风险,完善广告义务与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设计程序规则约束官员权力,确保官员直播带货活动的合法、公正与透明。

有限政府理念下行政审批改革及绩效研究——以浙、豫、渝等省级权力清单为例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是新一届中央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的头等大事,也是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但目前关于省级层面研究较少。论文选取浙江省、河南省和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实施现状及其绩效,探寻行政审批改革的共性规律。研究发现:理念上,行政审批改革初步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呈现出有限、法治、服务和创新的特点;从实施过程和绩效来看,推动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带动了新增企业单位数和投资项目增长,激发了市场活力。据此,归纳出有限政府理念下,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权力分散和"因需施政",导致地方在行政审批清单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差异,还需纵深化和规范化。

构建新国家与良政政府

构建新国家实际正在成为新时期中国现代化政治领导集团以及中国政府的历史使命。其意涵在于重塑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点,修正国家的发展战略,健全社会的制度基础,在协同民智、民愿、民力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与此相联系,有必要建构与新国家相一致的良政政府,为此,又有必要首先确立新时期良政政府的基本典则规范:有限政府和开明政府。

国家教育行政权力清单的规范研究——以教育部行政权力为研究对象

权力清单制度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简政放权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通过对国家教育行政权力清单的规范研究认为:依法梳理、设定教育行政部门职权边界是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基础;教育行政权力清单不仅应包括在法律法规基础上梳理出来的权力事项目录,更为重要的还应包括与事项目录相对应的事项详单;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以责任清单的形式构建权力运行的内部审查机制以及权力被滥用之后的法律追究机制,以形成对教育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律威慑,确保其行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监管新政与行政法学的理论回应

随着党和国家大量监管政策的落地实施,一个融监管理念、原则和手段于一体的监管新政时代已经来临。聚焦监管规制的行政法研究进展迅速,理应为反哺行政法总论作出新贡献。在行政法理念上,监管新政引发的党政联合治理、多元主体共治和分级分类监管,蕴涵着党与政、政与社、政与企、政与民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公共行政观念亟待更新;在行政法原则上,监管新政为辅助性原则、合作性原则和效能性原则的生成提供了契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新谱系正在孕育之中;在行政行为法上,监管新政工具箱为行为型式化提供了丰富素材,刚性手段硬化、柔性手段软化和中性手段精化是行政行为法拓展的重要方向。面对监管新政的兴起,聚焦经济行政活动的积极行政法研究正逢其时。

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

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依法治理的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有机统一。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是由价值标准、职权范围标准、行政体制构造标准和运行机制标准四个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标准体系。当代中国建设法治政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行政的高度统一,以人为本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的高度统一,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高度统一,行政合法与行政合理的高度统一,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高度统一五项基本原则。

有限政府刍议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与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法治政治相适应。加入WTO后,我们更要适应经济发展,建立有限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表明了我国建立有限政府的决心。

论决策终身负责制的合理构造——基于行政法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决策责任终身制的实质就是责任的追责时效问题。行政决策领域实行终身负责,有助于强化责任政府理念,完善决策失误纠错和责任追究制度。我国正在探索的行政决策追责终身制尚不成熟。在行政决策失误应承担的责任的四种类型中,道义责任、政治责任以及内部行政责任的追究时效可以实行"终身制",而刑事责任、外部行政责任的追诉时效必须服从于法律的规定。党规可以设定严厉的决策责任终身制。在法治框架下,行政决策责任终身制的"顶层设计"必须重点解决终身制的适用范围、归责原则和问责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制度问责、法定问责和多向问责的目标。

论行政许可法对政府的诠释

2003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这部法律的颁布施行,是中国政府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适应WTO规则,与世界接轨的客观要求。这部法律对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将产生巨大影响,它为我国政府作出了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高效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等的崭新诠释。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

有限政府是在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经济而导致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和财政负担沉重等消极后果的背景下开出的治疗无限政府顽疾的一剂药方。但是这种有限政府却越来越不适应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和公众日益增高的对政府绩效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合理的选择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能够充分履行社会赋予的责任和职能,并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高效能的有效政府,因此,中国行政改革的关键是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府,而不是小政府。

新兴行业行政规制的正当性与界限——基于打车软件行业的现实主义观察

新兴行业基于社会利益需求而产生,在意思自治的法律空间里成长。由于新兴行业冲击原有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秩序,由此引发行政规制。从打车软件行业行政规制的过程可知,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规制具有内在正当性,但这种规制不可避免具有负外部性,很可能影响乘客整体利益的实现,阻碍社会新兴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这种行政规制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基于行政法治思想,新兴行业行政规制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注重法律依据、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手段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平衡考量新兴行业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达成两者平衡,促使新兴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东亚模式”的行政学审视:有限政府的缺失

有限政府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定位相互依赖,缺少任何一个层次的呼应,都是不完整的。从这一角度观照“东亚模式”可知,它与有限政府的要求而言是缺失的,这将使其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论基层政府法治建设的定位及其发展方向

在国家行政体制中,各级政府的地位和性质不同,承担的任务不同,管理方式和方法亦有所区别。 基层政府是连接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政府”、“前沿政府”。基层政府法治建设的推进, 不仅关系到基层政权的稳定,而且关系到整个执政党地位的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基层政府制定法规范 应有法依据并符合上位法,必须对各阶层的利益和各方面的呼声真正予以的“综合考虑”,实行民主立法和科 学立法。法治社会不仅需要法治政府,更需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积极配合政府行政 的推行。诚信政府和诚信社会、诚信公民都是法治社会真正实现的重要保证。而对诚信社会、诚信公民的培育,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与型行政的推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肩负着异常重大的责任。要建 立经常性的、规范性的制度,使基层政府的责任得以制度化、法律化,同时要对各种权利救济途径进行创建、协 调和整合,形成更为完备的权利救济体系。

行政改革的路向选择:建设有限政府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突显了建设有限政府的路向选择。建设有限政府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 ;有限政府体现了使政府的作用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原则 ;有限政府比无限政府更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建设有限政府 ,需重塑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职能 ,突破政企不分和落后的行政审批制度。

宪政理论的代际演进与均衡的行政权

在以有限政府理论为精神核心的古典宪政主义的指导下,传统的行政权观是一种单纯有限的行政权观;随着宪政理论的代际演进,新宪政理论应运而生。基于此,在建设法治政府的今天,传统的行政权观也应演化为有限与积极、有限与有效、有限与开放、有限与诚信相结合的均衡行政权观。

中美地方行政单位对比与翻译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结构,行政管理采取隶属性质的层级式行政区划方式。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采取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模式进行管理。中国行政区划单位和美国地方政府单位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名称的英译存在一些误解和误译,如果对此没有充分认识,容易导致翻译和跨文化交际失误。论文通过对中国行政区划单位和美国地方政府单位进行对比,旨在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差异以及名称上的可译性限度。

论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以法治政府为视角

中国政府正处在向法治政府演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行政法不仅起源于这个过程的起点,而且是推进这个过程的主动力。法治政府的演进轨迹折射了行政法的运演过程,法治政府的逻辑外现有有限政府、理性政府和责任政府,而中国古代有关行政的法律制度仅仅停留在纯粹的行政管理层面,完全没有法治政府的价值趋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

从行政许可法透视新型政府观

本文结合我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透视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立法层面上分析了建立法治政府、有限 政府、服务政府的新型政府观。

一站式行政审批系统研究与设计

针对目前电子政务物理实体型"一屋式"服务模式的不足,设计了基于网络的"一站式"服务构架,介绍了一站式行政审批系统的关键技术。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地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