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odied Emotion--Turn from Traditional to PostCognitive Perspectives

This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embodied emotion addresses the aspects of the concepts of embodied emotion, the various theories or theses on the embodied emotion abroad and at home, some comment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re elicited and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future research topics on embodied emotion are proposed.

The Motives of Grammar A Review of the European Linguistic Tradition

远古的时候,在最原始的社会里,语言只是口里说的语言。到了社会组织比较发达,或是已经有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的时候,为了记录事情,垂之永久,书面的语言就产生了。书面语的产生,是和陶瓷、纺织、农耕、畜牧的发明同样重要的,都是人类进化史上划时代的创造。有了书面语,人们才能对语言进行观察。书写是一种复杂的操作,必需艰苦努力才能学到。因此,人们在书写的时候,不可能不注意到语言本身。语言学的产生,始于对语言本身的注意。因此,语言学是在书面语出现以后才有的;语言学在当时首先考虑的是书面的语言。 有了书写,就有文学作品的文献遗留下来;过了若干代,口头语言变了,而文献没有变。于是,它的语言显得古奥,后人看了不懂。有学者出,比较古今语言的异同,写出了帮助今人读懂古文献的指南,这是文法。产生文法的原因,最先是为了使后人能读懂有价值的古文献。公元前二世纪亚力山大城的希腊学者写出了欧洲第一部语法著作,其目的即是帮助人们研读古希腊的典籍。 文法还有另一个起因。人们既然用语言来议论事物,考虑问题,做出结论,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从语言本身去探索思维的法则和理性的模式。哲学家从语言的分析中找寻哲学上的答案,这是欧洲文法学的另一个动机。 两种探索文法的动机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传统:即为研究文学与文化而研究语言的传统和为研究哲学与逻辑而研究语言的传统。文章对此作了简略的论述。大体上,古希腊前期着重哲学与逻辑研究的目的;希腊后期和罗马时期着重于文学与文化的目的;中世纪后期(十二世纪)重又为哲学与逻辑的目的而研究语言。文艺复兴时期,又转而着重文学与文化;十七世纪的Descartes,Leibniz则探索语言的理性与逻辑。到了十九世纪,西欧各国学者用很大力量发掘本民族的早期语言与文献,兴趣又回到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目的与希腊罗马的文法家不尽相同。希腊罗马文法家的目的在于保存已知的古文献,使后人读之能懂;十九世纪西欧语言学者的目的则在于刊行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早期民族文学作品(古英语、古德语、古法语写的作品)。其次,前者阐述希腊、拉丁文法,在于立其规范,保存其 传统,后者分析各民族语言的早期形式,在于明古今语言演变的规律,特别是语音变化的规律;也只是后者,第一次以语言的口语形式(及其演变)作为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尽管所根据的是,也只能是书面材料。 十九世纪以后,这两种传统继续存在。在这里,作者提到(虽然不完全同意)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种哲学观点。印欧语系这一概念导致印欧人种(与印欧文化)的概念,这种概念,适应了十九世纪西欧帝国主义扩张的需要;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主义的亚利安人种优越的谬论,也是从这里脱胎的。与此相反的是人类共同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理论。后者认为,共同语法反映全人类共同的理性;这是对语言的一种理性考察,是从哲学观点研究语言这一传统的继续。这一种理论首创于Descartes,当前主张最力的是Chom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