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涉罪企业合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是企业合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得以完整实现的必然要求。企业合规刑行衔接关涉刑事合规整改监督评估衔接、合规不起诉后的接续监管衔接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规建设衔接三个方面。为保障刑事合规企业合规预防功能、激励功能的充分实现,检察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加强理念沟通、操作配合,优化刑行衔接机制,推动涉罪企业及关联企业、行业企业的合规建设。

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部署要求,具有确保反腐败格局中职能责任的依法履行、确保反腐败法网密织及流程贯通、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时代价值。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亟需从理论上回应“结构平衡说”“监察中心主义说”等学术争议。其一,构建以监察执法为主导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结构形式。应当从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责定位来深刻把握腐败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差异,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其二,明确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体责任。该主体责任是建立在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及相关执法特定机构和人员所承担的法法衔接职责和义务。其三,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与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如证据审查认定、审判信息通报配合等,以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如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案件移送等,其要旨是通过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制约,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介绍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存在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表明保健食品市场仍然存在监管盲区。分析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如备案系统不完备、电商平台的审查体系不严密、经营者的安全责任难以落实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按功能类别与风险级别优化备案管理模式、搭建合作监管路径完善平台的审查体系、引入行政和解与衔接行刑责任落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等建议,以期对现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长江保护法》实施下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创设性提出多领域、跨区域、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管理机制,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最终司法保障,贯彻落实“最严”生态法治观。因此,行刑衔接是长江最严保护中不可避免的一大难题。实体法层面,《长江保护法》与《刑法》设置罪名之间存在部分脱节、案件性质判断标准模糊空白。程序法层面,公安机关职能交叉混用、检察机关监督力度不足。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配套立法、强化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设立跨行政区域检察制度等解决对策,从而保障《长江保护法》顺利实施,实现对长江流域的最严保护。

法治化背景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是切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现有档案法规体系存在地方性档案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档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存在大量空白、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的缺陷,亟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修订老旧地方性档案法规、推进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完善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用数智化路径解决知识产权行刑衔接问题是我国司法实务的探索方向,然而行刑衔接数字平台的低利用率现状映射了我国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路径存在困境,如何通过数智化路径有效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堵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需在明晰数智化路径的辅助定位后,从信息平台数字化、法律规则标准化、平台功能智能化方向着手解决行刑衔接数智化难题,破除不同机关间的数据壁垒,并建立统一的法秩序顺畅案件在不同机关的移送路径,同时建立犯罪线索发现模型等平台智能化功能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的堵点,以期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间的高效率、高质量衔接。

“两法衔接”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融合研究

2023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统筹考虑“两法衔接”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对接的需要,将行政反向衔接工作调整为行政检察部门牵头负责,行刑反向衔接成为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主要线索来源。但在实践中,“两法衔接”较重视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正向衔接,对司法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关注不够,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待研究解决。应明确检察机关“两法衔接”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凝聚执法、司法监督合力,完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以推动行刑衔接和检察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轻罪治理中行刑反向衔接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轻罪治理实质化不可忽视。轻罪治理不仅关联到司法机关,同样涉及到行政机关,因为轻罪治理并非一味地从宽处罚,罚当其罪是轻罪治理实现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根基。因此,行刑反向衔接属于联通行为人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桥梁。然而,行刑反向衔接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行政机关该罚不罚、检察机关对行刑反向衔接的动力不足、检察意见精准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以体系化视角实现轻罪治理、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及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等方式化解以行刑反向衔接实现轻罪治理实质化的堵点与难点。

构建“四个衔接”机制强化施工船舶配员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安法》)是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母法。用《海安法》推动解决海事监管重点难点问题,是海事系统做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以在施工船舶配员监管中构建《海安法》“四个衔接”机制为例,探索加强“法法衔接”,推动《海安法》落地落实。

论行刑衔接中行政执法证据的使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打破了传统证据法学在证据合法性认定上必须有适格取证主体的硬性规定。为了限制大量行政证据无序进入刑事司法领域,立法从行政证据的准入范围和使用方式上进行了控制。然而实践中为了片面提高办案效率,办案人员仍通过各种渠道规避法律,将大量本应重新制作收集的言词类行政证据直接混入刑事证据体系来认定案情,给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带来较大风险。从完善我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长远未来出发,一方面应淡化行刑衔接中取证主体作为证据合法性必备要件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应逐渐完善传闻法则、关联性法则以及合法性法则等证据规则,从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方面提高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门槛,实现行刑衔接的高效科学运转。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理论基础

《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行政执法证据的刑诉运用提供了依据。理解适用该条文,不仅要关注现实必要性,还需论证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上的正当性。实体法层面,是因为行政、刑事法律的调整对象有交集,行政违法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差异,构成要件的认定可共通;程序法层面,是因为我国实行违法、犯罪二元追责机制,犯罪事实往往先从行政执法中探知,违法和犯罪竞合时刑事程序被前置;证据法层面,是因为证明资源的稀缺性和证据的客观关联性。行刑证据的衔接运用,是中国特色话题,在国外的一元追责机制及证据规则体系中,证据没有转换运用必要。法理正当性要迈向程序正当性,在构建和运用行刑证据衔接运用规则时,应注意证据衔接规则与行刑程序衔接机制的区分,公安司法机关要恪守程序正义底线,并注重当事人的司法权利保障。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实证分析——以新疆为例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实践中被简称为"两法衔接"机制,它是当初为了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个环节脱节的问题而在改革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其现实意义重大。但是在新疆等地的调研可见,在"两法衔接"机制的改革探索中也暴露出了诸如责任不清、效率不高及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而总结各地改革中的问题与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立法,明确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势在必行。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二元格局及其法治后果——以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的经验为例

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之间存在两种迥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模式促成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实践的合作-对立二元格局。部门间的组织合作体现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的“案前”联合,而部门间的组织对立则表现为人民检察院与执法部门的结构性冲突。上述二元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组织原因。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目标责任制下容易达成共识,它们为完成相近的目标任务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人民检察院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却缺乏监督手段,在监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容易与监督对象形成紧张关系。食品药品监管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二元格局产生了复杂的法治后果,形成了司法扩张和执法失范,并造成了法律监督失灵。研究表明,法律的运行会受到行政和司法体制机制的直接影响,体制中的跨部门合作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自2001年建立以来,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有权机关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其实施的法规政策,也尝试建立了许多实施机制及措施。但是,法规政策的频繁出台,使得"两法衔接"机制陷入泥沼与混乱之中。如不对此进行修补,"两法衔接"机制极易异化为侵害公民权利的工具。

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刍议

构建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对深入推进依法治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水事违法案件处理实践中,我国还存在以罚代刑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水事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进一步增大了水事违法案件发生的可能性。按照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治水方针的新要求,水利部门有必要加快推动非法取水罪、水污染罪、破坏水工程水文设施罪等涉水犯罪的立法进程,构建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为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提供基础支撑。

“两法衔接”之功能与价值分析--基于法治中国建设全局视野下的考察

"两法衔接"的本质在于对我国宪法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架构及其主导下的权力分配、运作机制做进一步权力划界、理顺和深层次调整,对我国现行权力运作实践、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建立和完善"两法衔接"在当下深入推进开展的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为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领域"有案不移、以罚代刑"这一执法顽症,有效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追诉提供"治本"方案;它具有对权力运作机制中的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双向规制作用,有助于准确厘清和合理确立打击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过渡、升格的"数量"与"质量",从而实现承载相异使命和追求不同目的的部门法之间兼顾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维护社会秩序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它符合人类社会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有利于释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自的优势和长处,提高执法效率,发挥"行刑合力",从而实现追求形式合理的效率与实质合理的公平正义之双重价值目标;它契合当下深入推进开展的司法体制、政治体制、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要求,顺应权力分立、制衡的权力运作理念,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国家法治战略目标。因此,应予肯定和坚持并逐步完善和深入推进两法衔接机制建设。

执法资源有限视角下的行刑衔接程序问题研究

近年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受到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理论界的共同关注。行刑衔接程序分为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公安机关受理移送案件以及检察机关对案件移送的监督三个环节,均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完善行刑衔接程序,应当遵守有限执法资源合理配置原则和"不法行为适度容忍"原则。具体制度方面,建议建立案件线索制,将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相结合,建立提前介入制度,建立行刑衔接工作信息共享平台。

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环境“两法”衔接机制

环境"两法"衔接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应有的内容与法治保障。但目前我国环境"两法"衔接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移案程序复杂、证据衔接不畅、检察监督乏力、信息共享低效等突出问题,极可能阻滞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以生态保护优先、生态整体主义、环境协同治理为理论引领,通过实行环保警察制度、规范证据收集和转换、创建由检察机关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明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限度、搭建制度化的信息交互平台以健全环境"两法"衔接机制,提升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