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变革是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其形成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时,文学批评生态被改造,文学批评话语及话语体系有了新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在根本意义上是新时期之初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念变化的基本体现,它实现了批评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彰显出一种时代性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格,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协和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体性等现代性价值诉求。这一变革有力地冲击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并为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包括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批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从晚清到五四:外国文学翻译走向现代之路

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盛况空前,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言说与实践》一书研究视角切中该时期多维的翻译言说与实践关系,披沙拣金,突破五四时期翻译史研究以言说为依据、默认翻译实践与言说一致的模式,使言说与实践的多维关系从隐身走向现形。一则见解高卓,从宏观视角对五四时期的译本作系统和整体考察;再则其探骊得珠,以《新青年》为典例,从微观角度探究五四时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传入盛况。引而申之,触类而长,其研究对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极具借鉴意义。

易代之际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张兵等著《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

探究明清之际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张兵教授等撰著的《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一书高度关注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有力推动了学界对易代之际诗歌研究乃至明清文学研究的进展。该书在时段定位、选题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特征明显,值得关注。该书在邓之诚、严迪昌等前辈学者的启示下,吸取和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聚焦明清之际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既能与学界研究该问题的热度相吻合,又具有鲜明的前沿意识,且能因时间定位的准确具体而使研究内容细致深入。书中聚焦具体的历史事实和诗歌文本,深入细致地探究了诗人心态的变化如何严重影响了诗歌创作和诗风走向。本书采用文艺生态学等研究方法,将明清之际的诗坛看作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生态系统,关注历史事件、文学社团、诗人群体、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等要素,在具体研究中又能将宏观和微观、群体和个案结合起来,进而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话语与中国学术(系列笔谈之文学篇)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学转向"这个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当时人们的理解是,它意味着当代西方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存在哲学关注的"生命经验"转向了语言符号本身。但由于种种历史的与学理的原因,对它的批判与否定是远远大于阐释与接受的。如果说它有所收获,那也主要局限在对此半通不通的文学界,如当时的先锋派作家就是从这里获得了进行语言试验与虚构游戏的理论基础。在时光流逝了近二十年以后,重温"语言学转向"是意味深长的。它决不仅仅是哲学研究对象的一种变化,更意味着西方哲学在现代语境中一个基础性的迁移。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传统学术对象有二:一是唯物论看重的客观世界,二是唯心论看重的主观世界。前者的理念是"存在决定意识",后者的深层结构是"意识决定存在"。哲学史上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讲得就是这两个基础之间的一次转换。从此以后,哲学研究不再围绕着传统的客观世界、而是开始围绕着主体自身旋转。这个旋转一直延续到西方现代哲学史,它的关键词也由康德的意识-心理机能转变为人的潜意识、无意识、原始本能,等等。"语言学转向"与此不同,它在存在与意识之外提出了另一个具有本体论性质的范畴,这就是既不同于客观物质也不同于主体机能的文化符号。以人类创造的文化?

新时期文学民族性建构之反思

中国新文学是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张力中发展的。新文学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建构文学的民族性。其理想的状态不是简单地确认和复归传统,亦非模仿和移植外国文学,而是在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下重构。它要以多种文化为参照系,穿越中西文化的壁垒,在人类性的高度上重新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对其进行取舍,以具有民族独特性的文学来表达具有世界共通性的文化精髓,达到民族性的借重和人类性的超越。新时期文学对此进行了自觉的实践,其成就和不足都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

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实践对于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新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拓展以及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加强,均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发展分期与历史定位""文学理论批评范式的转换""文学基本性质的多维认知""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文学批评实践与大众文化兴起"诸多方面既取得不俗的成就,又表现出明显不足。自1979年以来延续30余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已经结束,但其影响还将继续下去。

关于“新时期文论的变革与反思”的反思——与杨春时教授商榷

杨春时教授认为:新时期文论主要反拨了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本质观,建立了主体论和审美论的文学本质观。但是,主体性文论和审美论文论也有历史的局限和理论的缺陷,主要是在肯定主体创造性的同时,忽视了主体与世界的同一性;在肯定文学审美性的同时,忽视了文学的现实性。因此,在后新时期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主体性文论和审美论文论的建立者也进行了反思和理论重建,最终建立了主体间性文论和多维度的文学本质观。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实际上,新时期文论主要建立了审美意识形态文论,包含着文论的主体性;在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论并没有过时,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主体间性文论并没有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主导,受到了各方面的反思批判,主体间性概念本身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概念,也不能解决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大问题。

论新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发展——基于《收获》《小说月报》微信公众号的案例研究

新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传统发展模式陷入了困境。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一种新兴媒体,以其特殊用户群、交互式运作和宣传传播黏性等特点将为文学期刊突破边缘化、断层化提供了发展的新契机。本文以《收获》《小说月报》两大传统文学期刊微信公众号为案例,分析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结合与发展有其必要性及优势,旨在为文学期刊建设精品化、品牌化的新数字平台提供参考。

“网生文学批评”的话语权生成及其功能承载

互联网原生文学批评长期被学术界、批评界视作“不入流的事物”而选择性忽略,难以进入理论研究视野。但这种“网生文学批评”作为网络文学批评的“中间取向”却是互联网世界的主流批评,最能代表网民的主观好恶、审美趣味与价值倾向。它以技术赋权带动文学批评主体转换,以脱冕言说替代传统批评的严肃论述,以网络审判重塑在线批评价值标准,在颠覆中分享了批评话语权。这种“人民的”、大众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促进了草根批评与精英批评间的竞争互动,推动了小众性、个性化批评的兴起与多元化审美取向的共生发展。网生文学批评彰显了文学批评的真我立场、间性对话与锐利表达,促使文学批评向形而下评说、重经验判断、审美体验优先的方向转变。重建网络时代的批评秩序,应引导网生“新民间批评”融入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不断走向规范化、健康化。

《叔叔的故事》的文学史意义

《叔叔的故事》创作于1990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本,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解读。就其在新时期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文学史意义而言,该作品通过对两代人,尤其是两代作家的共同经历的反思,不仅以其表现形态上的高度复杂化体现了时代的文学变迁,而且以其达到的意识层次,宣告了"新时期文学"的终结。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文学语境

新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上的改革开放性质,使得精神分析学说得以传入并影响了相应文学语境。文学语境的变化,又造成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诸多方面的现代性转换。文学语境还进一步改变了学界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态度,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范围。

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四十年

改革开放是影响中国与世界的深远大事,是"二战后最重要的事件"。文学是时代的记录者、思考者和探索者。因此,对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关系的探寻,就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思想底色与精神背景,直接推动了色彩纷呈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流变。改革文学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以时代精神号角的方式为改革"呐喊",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更为重要和隐秘的是,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审美书写的叙事内容与精神主题,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精神理念与思想逻辑所在。21世纪新时代中国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将改革进行到底,而文学将再次担当使命与责任。

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

"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包括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与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两个方面。本文以"文革文学"话语为参照背景,通过对1976-1978年"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过程、"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状况的综合考察,对"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提出了新的看法。

古今中西视野下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的演变(1949—2019)

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在古今中西的视野中按“新中国(含‘文革’)文论”“新时期(含‘后新时期’)文论”和“新世纪(含‘新时代’)文论”展开其文论话语形成、转型和发展的演变轨迹。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标识的新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具有承担贯彻国家文化战略的文艺政策、明确指导新中国文艺的创作与批评实践的重要功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论在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下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新世纪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剧变与文论界的自我反思成为新世纪文论话语建设的发展动力;“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赋予文论建设的特殊内涵。

现代化语境中文艺批评的民族性追求——新时期内蒙古文艺批评概观之二

进入现代化语境的内蒙古文艺批评获得了开放的视野和多元的思想维度,不断从世界性文化资源中汲取研究文艺民族性的理论要素,使文艺批评形态焕发出全新面貌,推动着内蒙古文学艺术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崭新的美学魅力。新时期内蒙古文艺批评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对文艺民族性坚持不懈的追求。全球化经济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包括审美和艺术生态的变化,引起了批评者的格外关注。

后现代主义历史发展分期之我见

给后现代主义做时期划分虽有"难处",但"从教学上说很有必要"。文章采用四种撰写文学史模式之一,即出生—成熟—死亡过程式,将后现代主义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并认为20世纪50年代过渡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渗透存在主义之思,20世纪六七十年代鼎盛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兴形式试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颓势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更见倾向通俗。

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写作知识语境

在作为知识谱系的"80年代"中,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文学史编写是个能够以小见大的命题,它沉淀了新时期文学界有关"现代化"与艺术审美的想象。历史地看,在影响80年代乃至后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因素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以"回归五四"为目标的思想哲学根基。其次,是多元共生的新文学话语场态,包括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理论视野中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版图重绘;夏志清等人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扬;"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建构及文学研究"向内转"观点的提出;有关"纯文学"观念的构想,等等。此外,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失效,也直接影响到80年代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文学史写作。清理80年代文学史写作知识语境,是为了能够更客观地"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写作。

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研究检视

新时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对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的质疑与批评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进程。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在论争中恢复了主导地位,并在意识形态等基本概念的界定、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辩证关系、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审美意识形态论对文艺的本质作了系统深入的探究,较好地解决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的冲突,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形式与内容、情感与理智、表现与再现、人性与阶级性等矛盾关系,但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的融合等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新时期文论的变革与反思

新时期文论主要反拨了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本质观,建立了主体论和审美主义的文学本质观。这是中国文论现代转向的必要环节。同时,主体性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也有历史的局限和理论的缺陷,主要是在肯定主体创造性的同时,忽视了主体与世界的同一性;在肯定文学的审美性的同时,忽视了文学的现实性。因此,在后新时期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主体性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的建立者也进行了反思和理论重建,最终建立了主体间性文论和多重性的文学本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