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南”“北”与诗人的自我树立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对屈原所作的阐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暗含了作者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基于此,从王国维在1907年前后的事业和学术变化出发,对《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前人的阐释视角:此文写作的动机根植于王国维在这一时期经历的由南入北、进京任职这一人生转折的现实之中,同时也与他因填词而产生的文学抱负有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王国维对屈原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体认。

透过“地方路径”重写“文学中国”的深切探索——评李洪华著《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

李洪华先生撰著的《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是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江西当代文学史。该著以历史流变和作家作品为重点,多角度展现江西当代文学新生态,将1978至2018年近四十年江西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展现出来;该著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在“史述—文本”与“时间—空间”架构中,客观而真实地对江西当代各文体文学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该著严谨科学的写作理念与沉潜从容的写作态度,氤氲着主体与现实的浓郁对话,它有效地拓展了江西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是一次透过“地方路径”重写“文学中国”的深切探索。

试论曹学佺金陵怀古诗的人文地景意象

曹学佺入仕为官后不久被外放南京,在此度过了专注山水和诗书的十年。曹学佺的金陵怀古诗多作于仕南京期间,虽然数量较少,也不是其涉猎最多的诗歌题材,却具有曹氏的个人创作特色。诗歌中多类型的人文地景意象的使用与曹学佺本人的缘佛生活相结合,使其金陵怀古诗带有鲜明的晚明时代色彩,也是曹学佺的士人观、文学观和人生轨迹的呈现。

2022民间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及其当代价值的探求

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有学科建设的宏观思考,也有对不同地域、群体个案鞭辟入里的阐述,尤其是在民间文学文本研究、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反思与讨论、本土学术话语的梳理,以及民间文学当代价值的探寻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缺失与不足。虽然难以一一铺陈所有的研究成果,但这些领域的研究概貌呈现了本年度民间文学在固守本学科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创新性发展。

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观分析《青木川》英文译本

阐释学作为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因此翻译理论家又逐渐发展出阐释学翻译观,以进一步剖析、指导翻译研究和实践活动。陕西乡土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其所在的地域环境为依托,通过一系列丰富的人物形象、众多的自然景观和乡土风情的呈现,经过作家的生动描述和想象,勾勒出的一幅幅美轮美奂的文化图景。该文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观为理论基础,以陕西乡土文学作品《青木川》英译本Greenwood Riverside为分析案例,从信任、侵入、吸收、补偿4个分析步骤,对译者翻译译文时用到的处理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归纳文学作品外译时文化现象的处理策略,旨在推动我国乡土地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论新时期串场河文学的地方史书写

新时期串场河文学中地方史元素极为丰富。以内容分,大体有社会史书写、风俗史书写、自然变迁史书写、人文史书写四种类型。其总体特征可归纳为:高度的纪实性,革命话语、人性视角与传奇色彩的融合,哀挽与期盼交织的情怀。地方史书写强化了串场河文学的地域印记,由于作者的“存史”追求,文学作品成为具有相当信度的历史文本。

地方志的使用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深化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关注的是文学的地方性,与具有地理属性的地方志有着天然的契合。在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地方志能够提供更为全面且精确的文学家数量;在探讨地域文学的风格时,地方志能够展现文学演变的规律和轨迹;在方志的序跋和风俗志等的记载中,可以考察出文学对地域形象的塑造。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方志不仅是一份静态的文献资料,而且其所提供的“方志性”研究方法已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工具。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论金代后期洛西文人群体的创作与文学中心的形成

金代历史上的两次迁都,将金朝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金代后期,一批文人选择在嵩州一带,包括卢氏、内乡、陈州等地的洛西隐居,逐渐形成了“洛西文人群体”。他们在洛西地区交游唱和进行文学创作,既表达了归隐之志、抒写了闲居之乐,又在慨叹时局之中暴露了隐与仕的矛盾。这一群体虽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共同的风格旨归,但这一文人的群体性流向使得洛西成为金代后期的又一个文学中心,与首都汴京文学中心交相辉映、大放异彩。

论中国文学经验的概念化

文学理论作为外来的知识范式,与中国古典文学及其研究模式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导致该领域不仅排斥西方理论,而且排斥理论本身。无论“理论”一词的含义如何变化,中国文学理论仍应聚焦于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其核心是中国文学经验的概念化,即经由抽象、建模将混沌的感性经验转化为概念,借助概念来澄清疑难问题、划定讨论的边界。中国文学经验的概念化面临着重重障碍,但也存在多条路径。抵制文学经验的概念化进程,必然导致理论的自我取消。只有秉承对于逻各斯的信念,把文本从各种语境中剥离出来,中国文学理论才能真正起步。在中国文学的人文科学化进程不可逆转的情况下,西方文学理论如何本土化,中国文学经验如何概念化,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地方路径表达——黄景忠《潮汕新文学论稿》

从中国每一个地方的文学出发去理解中国文学,是文学与文化研究“空间意识”的深化。《潮汕新文学论稿》对1917年新文化运动至今的近一个世纪的潮汕文学发展进程进行述评,展现了潮汕新文学风貌,厘清了潮汕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揭示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代感。《潮汕新文学论稿》不仅仅是对文学现象的分析,更是对文化的深思与反省,书中挖掘“地方性”中蕴含着文学与地方文化的深层精神联系,体现着强烈的文化主体色彩,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认同,加深对文化的自觉。书中用美的眼光、美的笔调来看待文学作品、审视地方文化,体现出作者的文艺素养和美学追求;文艺评论作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消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能更好地提升文艺作品质量,提高地方文化软实力,更好地发挥基层学者文艺评论的阵地作用,引领文学创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吉林民间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转向

吉林民间文学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文学地理学作为研究向度,爬梳吉林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厘清相关概念,从吉林民间文学的研究现状入手,探讨吉林民间文学向文学地理学研究转向的可能性。文学地理学向度的吉林民间文学研究,一方面,将进一步丰富吉林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也会给吉林民间文学资源的挖掘利用提供学理支持。

空间隐喻与风格暗指——文学地理学“自然气候”视野下的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

文学地理学中的“自然气候”范式,强调了自然气候在文学风格形塑中的核心作用。斯达尔夫人之后,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对自然气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鲜有关注。在当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以自然气候为视野考察国内文学地理现象仍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语言风格彰显,正是自然气候深刻影响文学风格的典型。从语言风格对这一作家群体的地域化身份界定,本质上是通过“空间隐喻”方式所达成。“空间隐喻”是指这一作家群体将四川多雾气候的地理特性,以“空间隐喻”的方式“映射”到其作品语言中,形成一种语言风格的地理学暗指。正是这种地理暗指,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才具有一个能被界定的同一身份。

从《青木川》英译看乡土文化意象对外传播的“舍”与“留”

陕西乡土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陕西乡土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对外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也最难把握的就是作品中对文化意象的翻译。文章基于长篇小说《青木川》的英译本Greenwood Riverside,以译介学的相关理论内容作为框架,从“舍”与“留”两个维度,对译文中文化意象的处理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归纳文学作品外译时文化意象的处理策略及其蕴藏的文化内涵,旨在推动陕西乡土文学更好的走出去,提升我国乡土地域文化的海外接受度。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

作为一种新提倡的文学批评方法与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新方向,文学地理学批评建设需要关注这样十个关键词:文学的地理基础、文学的地理批评、文学的地理性、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地理空间、文学的宇宙空间、文学的环境批评、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文学地理空间的限定域与扩展域、文学地理批评的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如果思考并准确地界定了以上十个关键词,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研究实践就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

"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地理边界又比较模糊的文学,就是"地域文学";反之,其内部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并不一致,二者之间的融合度并不高,其地域性并不同一,其地理边界又很清晰的文学,就是"区域文学"。对于"地域文学"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据作家的籍贯,还应同时考虑作品的产生地以及作品所写的题材等要素。"地域文学"是在特定的时空产生并发展的,它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关于"地域文学"的研究,应该是文学史的方法和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并用。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修正

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对于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对文学发展的认识以及对文学构成形态的理解,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产生于"劳动"被认为是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发生于"游戏"被认为是古希腊思想家的观点,长期以来少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也少有人怀疑过它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然而,我们在研习文学史的过程中,在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程中,却发现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神话与传说、散文与诗歌,与人类的"劳动"、"游戏"没有什么联系。正是因此,我们才提出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与人类早期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的观点,提出文学发生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主张,由此而形成各不相同的地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由各地方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而形成了所谓世界的文学。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场域与媒介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前承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转折,后启60年代文学的兴盛。此时期文学杂志的"民营"状况,副刊非一统的存在状态,都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出现了裂隙,并使得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最大程度地影响文学生产。此种历史境遇中的文学传播,使政治高压下的20世纪50年代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也使台湾文学的乡土性、本土性得以延续、流布。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看做文学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