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prose developmen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any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it is rel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alents. Once it become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 th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alcul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ang and Song prose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ight great 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

《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多层面分化促使生活于两大空间的人们在生存发展的价值判断、取舍基础上,出现了城乡“围城效应”,促成了城乡空间双向奔赴的文学书写。由乡向城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学而优入城的政治性和文化性流动、富而入城与入城而富的商业性流动、村民入城的生活性空间位移,由城向乡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文人归田梦的精神性奔赴、衣锦还乡的炫耀性奔赴、归园田居的生活性和精神性双重奔赴。唐宋城市转型释放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使得城市在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对于乡村的优越性渐趋加强。城乡关系逐渐失衡也带来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文学书写中相应地隐含了对城乡文化差异的认同。所以,城乡“围城效应”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双向奔赴,更是城乡在政治地位、经济方式、文化功能等深层次博弈的反映。

道举与唐代文人的文学创作

道经取士的道举制度自开元二十九年始,在唐代施行了一百多年。作为联结官方崇道政策与文人读书做官的关键环节之一,道举为熟读指定道教经典、深谙老庄要义的文人提供了一条仕进途径。分析有史可考的近三十位经由道举入仕的文人资料,可以发现他们的文坛交游涉及一些直接描写道举活动的作品,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则或深或浅地留有道教文化的印记。道举影响了这一文人群体的外在文化特征和内在精神品格,这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以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文坛大家独孤及为例,其文学创作的题材内涵与内容风格深受道举经历影响,而他表达个人思想和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则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文化精神。

唐代文学制度研究述略

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和积累,至今已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就理论发展而言,其理论经历了从“文学制度本体论”到“文学制度层位论”的动态发展过程,调正了“制度与文学”单向的研究范式,为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就研究现状而言,唐代文学制度各层位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外层研究重在关注文学的制度环境,缺乏对文学文体性和自身规制的讨论,内层研究重在挖掘文学的内在体制,缺乏外部制度环境的分析。

地理学视域下的唐代润州诗歌

在润州居留的唐代诗人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润州地理文化特征。润州自然环境助推诗人羁旅漂泊之情的抒发,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咏史怀古诗作呈现出深沉的感情基调,送别诗既具地理风貌又包含多重意蕴。

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浅论

龙门位于洛阳的南郊,它见证了古都的兴衰荣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唐代诗人宋之问、李峤、李白、杜甫、李贺等留下了歌咏龙门的佳作,从而建构了龙门的文学地理。唐代诗人的龙门书写,在初唐、盛唐集中表现为对盛世景象的歌颂赞美,在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重在“独善”“兼济”的志向抒发。龙门作为驿站又是相聚离别的场所,诗人失意宦游的伤别哀叹又构成文学主调。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的独特风貌,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论唐文“三变”史观与文学代际演变

文学“三变”说由《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专指唐文三变,这与宋人文学史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关联。追踪其源,又与汉人的三代文质观承接,宋人对韩、柳古文的赞述,是渊承《汉书·儒林传序》中汉人对孔子与“六经”的推尊,其核心是“一王法”思想由“儒林”向“文艺”的变移。唐文“三变”之“变”,关键在尊“统”,其中由道统到文统,由文统回归道统的交互书写,正是汉、宋两朝论儒术与文艺内涵的逻辑演进。而“三变”说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向,凸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代际演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汉代到唐代是中国辞赋文学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段,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说成型的时间,即由五宫体系逐渐演变成三垣二十八宿体系。辞赋文学从诞生的初期就与天文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既反映出古人独有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视。然而,天文学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天文学说的演进,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辞赋的天文书写会涉及到不同的学说以及概念,文本背后的知识面貌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的先决条件,而文本背后的纵深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如此,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把握和体会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观念。

承唐启宋的五代十国幞头形制及其成因

五代十国是幞头形制变化的重要时期,为研究该时期幞头形制的流变及其原因,文章通过图像与文献互为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在对该时期幞头形制进行分类分型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将其与唐代、宋代的幞头形制进行对比。研究表明:现有图像中的五代十国幞头形制主要可分2类17型。其中,圆顶顺风脚、圆顶长脚2型软裹软脚类幞头继承自盛唐;硬裹硬脚中的圆、方顶圆翅,圆、方顶翘脚4型继承自晚唐;其余11型为时代新创,成为宋代幞头形制发展的重要基础。该时期幞头形制在唐宋之际的流行更替、服用者身份从随意到规范的转变,表现出了清晰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脉络,具有承唐启宋的重要历史过渡价值。政治多元化的影响、世俗文化渐兴的推动和工艺技术发展的助力是过渡性产生的主要原因。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隋唐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隋唐文章60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与董浩《全唐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与董氏所收残章断句者;其三,与严氏与董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其中,尤以所存隋唐碑文完篇11篇为珍,分别为隋碑3篇、唐碑8篇,作者包括薛道衡、李德林、薛收、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隋唐著名文人。碑多涉隋唐动荡中的中下层将士,不仅补足了精英史观的盲区,更凸显隋唐之际文学之水平,值得深入探讨。

论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

晚唐五代侠义小说中的侠者形象是豪侠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个投影,活跃其中的豪侠之士充分体现了侠义精神,在这些侠士中,武侠世界中的侠女第一次大放异彩。这些卓越不凡的侠女的一件件侠义之举表现了洒脱豪迈的侠者风范,在中国豪侠题材小说史上达到了侠女形象创作的高潮,对后世侠女形象塑造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接受与批评:北周隋唐学者的庾信骈文观

自北周至隋唐,众多学者对庾信骈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深层次的发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具体来说,北周隋唐学者的接受视点主要集中于庾氏骈文的修辞造诣、行文技法及其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方面,偶尔兼及庾信的德行人品。当然,贬抑批评庾信骈文的言论亦不少见,尤其是唐初史家的论调最为尖刻,他们批判庾信骈文一意追趋藻饰声律,却忽略政治教化功能。北周隋唐学者对于庾信之作,无论接受还是批评,都体现出对庾信骈文文体的深度省思,对后世骈文理论与批评多有启示。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文本·文心·文论:《隋唐五代辞赋研究》的论域与方法

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体,刘伟生的《隋唐五代辞赋研究》即从题材、结构、话语等诸多维度对赋体文本展开论证,并对整个赋体体式的多元与多变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阐释。文学是心物交融的结果,文心关联着作者,该著善于探究赋家身份意识与创作心理,及其与赋作情志间的关联。隋唐五代赋学专论不甚发达,但该著善于发现与解读刘知几《史通》、李峤《楚望赋》及序等史书史论、赋序赋作中的赋论。该著能借古今中外各种批评方法,对赋作题材、赋体特性、赋家身份、赋论价值等作深入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盛唐诗歌中的胡儿形象

胡儿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象,在盛唐诗歌中形成了秉性差异极大的三种类别:其一,热切的颂美之情及强烈的自信心使诗人常将胡儿作为诗歌主要人物的反面对比对象,导致胡儿产生了巨大的形变,形成怯懦孱弱类胡儿形象;其二,诗人的胡儿认识越加理性及客观实际的变化,令其感受到胡儿的勇猛,乃至颠覆其胡儿观念,塑造出强悍勇猛类胡儿形象;其三,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有意无意地将其任侠精神投射到胡儿身上,形成了矫健洒脱类胡儿形象。这些胡儿形象丰富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提升了诗歌的情感强度,深化了诗歌的表现题材等,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王闿运的唐诗贬抑评价与其诗学趣味——以《唐诗选》中的负面批语为中心

通过对作品的负面评价,可以明确地捕捉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唐诗选》是王闿运毕生研究、选编、批点唐诗的成果结晶。从《唐诗选》里的评语可以看出王闿运在诗歌韵味、文体、伦理等方面的审美情趣,如追求真情景而反对空言、追求真诚而反对虚伪的诗韵追求,讲求文体新创和章句安排的文体追求,对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的坚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