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马家窑文化彩陶纹样的应用及创新

以马家窑文化彩陶纹样为基础进行探讨,对市场上相关文创产品的应用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指出了纹样运用方式较简单、文化传播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对马家窑彩陶纹样本身进行纹样形式、色彩、图案以及文创产品方面的创新,以便深入研究马家窑彩陶纹样的应用。

从大千世界到内在心灵——五代文人的人生模式与文学书写

五代之际的文人因频繁的朝代更迭、混杂的分裂割据、多重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等环境,不得不面对“登仕”或“归隐”的命运选择,并由此形成了复杂的人生择向和模式。因此五代之际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也呈现了与承平时代不同的镜像。盛唐气魄和复归雅正的文学理想成为消逝的风景,时代的讽谕之音和超脱的文学境界逐渐卑弱,衰世体验下的情理冲突和内在心灵的转向成为五代文学特有的书写空间。尽管五代文学没有出现慷慨激昂的变风变雅时代气象,但也着实体现了易代之际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和内在声音。

理念偏颇、标准错位和话语失范——关于当下戏剧批评学理品格之不足的反思

当下的戏剧批评存在学理品格的不足:文学本位的戏剧批评体现出批评理念的偏颇,话剧定势的戏曲批评彰显出批评标准的错位,而习焉不察的话语偏差则折射出语言表达的失范。反思这些问题,有助于优化戏剧批评的话语体系,从而使戏剧批评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功能。

认知模式影响国外文学作品的接受和解读

该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中国文化认知模式对国外文学作品接受和解读的影响,以及如何促进跨文化阅读和理解的发展。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综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等多种方法,该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文化认知模式的特点,并探讨了它对国外文学作品的解读、评价和接受产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读者在接触国外文学作品时往往受到自身文化认知模式的影响,对作品中的文化元素和主题产生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评价和解读。该文针对这种差异性提出了相应的分析和建议,旨在促进跨文化阅读和理解的深入发展。这一研究不仅为文学翻译、跨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进一步探索文化认知模式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有益启示。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新世纪文艺批评形态的走向与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批评话语概述

这里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批评话语的概述:20世纪90年代文艺批评虽然"众声喧哗",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呈现出多元话语的文艺批评形态;"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回归古典","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将成为新世纪文艺批评的主导形态话语形式。

诗化描述与理性论述:《文心雕龙》书写语言的两种模式

《文心雕龙》作为具有文论和文学双重性质的著作,其文论与文学双重成就的取得与书写语言密切相关。本书书写语言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诗性描述式形象化语言,二是理性论述式理论化语言。描述性形象化语言主要体现为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大量的比喻及典故运用等;论述性理论化语言主要是对理论观点、概念范畴进行阐述诠释,具有明晰性、逻辑性及简约性等特点。由于两种书写语言各有利弊,刘勰采用交互并用之法,取长补短,不但使"体大虑周"的文论思想得到明晰透彻地阐释,而且赋予了本书丰富深厚的文学韵味,从而使《文心雕龙》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乃至世界文论史上最具文学性和审美色彩的文学理论宏伟巨著。

跨界融合:图书馆文创工作的发展新常态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和设计下,文创已成为图书馆工作的新内容。整个文创产业成功的跨界融合实践,对图书馆文创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跨界融合将成为图书馆文创工作的新常态。图书馆文创跨界融合发展的模式主要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每一种模式的构建需要一定的内部基础保障和宏观层面的活动开展、平台建设等培育。

主位推进模式在文学语篇分析中的应用

主位推进模式是文学语篇构建的重要形式手段。文学语篇比其它类型的语篇呈现出较为复杂的主位推进模式,常常是多种模式的交叉配合使用;主位同一型、主位派生型、述位分裂型和延续型是文学语篇中最为常用的主位推进模式。主位推进模式在文学语篇的构建和解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恰当的主位推进模式可以帮助作者实现其语篇目的;利用主位推进模式对文学语篇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刻理解语篇内容以及作者组织语篇信息的方法。为了从更高的层面上来描述和分析语篇中的主位推进模式,还引入了句群主位的概念。

文学活动中主体性问题的当下思考

主体性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关注和探究生成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当下形态是当前思考文学活动中主体性问题的一种根本性要求。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建构应该遵循和符合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的;在此目的论视野下,才能更为合理地进行流动的、多样的同时也是时代性的主体性的建构。在以上总体思考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并参考学界的有关认识着重强调与之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文学需要高扬人的主体性;其二,需要对文学主体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问题给予深度关注。

新世纪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格局、问题意识及方法范式

新世纪以来,文学史理论研究出现了转型性质的变化,产生了一批新术语和新观念,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形态的文学史研究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新格局。问题意识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是形成这种格局的基本前提。当下全球化的进程为多元民族文学在交流与融会中逐渐凸显文学理论所具有的一般共性与地方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也为差异互见的中西理论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前提,全球化语境是影响当前及今后文学理论发展和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理论研究中,要注重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意识,凸显中国文学自身的精神特质,培养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建构具有民族特质的文学史哲学的理论体系。

“梁祝”母题的起源、传播及文艺样式考论

在梁祝传说的形成、流传与变异、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许多核心的、稳定的"母题",诸如女扮男装、爱情受阻、殉情化蝶……这些故事情节在目前通行的各种版本的梁祝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大都存在着。从母题学的角度对"梁祝"文艺展开考察和分析,一方面可以研究"梁祝"在生成、演化和变异的过程中,容纳、形成了哪些作为最小的叙事单元、持续存在的"母题";另一方面能够探讨"梁祝"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和文化娱乐样式的"母题",如何穿越时空和文艺样式的壁垒,最终形成洋洋大观的梁祝文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两条路径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梳理出"梁祝"经典化的历史路径。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方言成分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方式及相关问题——以当代江西作家作品为考察对象

方言成分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方式表现为如下不同层次 :直接选用方言词语和语法格式 ,这是多数情况 ;方言成分与相应的共同语成分在语篇中前后出现 ,形成语义复现 ;方言成分“升格”为作品的描写或议论对象。上述方式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对方言的敏感和判断力、语言规范化意识等相关 ;泛地域的方言成分 ,不利于作品语言风格的统一和地方特征的突出 ;方言成分的有效运用 ,可补充共同语的表现力 ,可提升方言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西汉天子文学侍从的身份特征及其创作形态

天子文学侍从是西汉文学家的主体类型之一。西汉统治集团要"润色鸿业",众多文士希冀以文求显,双方意趣相契合,因而形成特殊的文学群体。天子文学侍从既有共同的群体身份特征,也有各异的个体身份特征。他们得到的官职不同,出身、经历、升迁途径各异,掌握的知识体系也各有不同。有的善经学,有的喜纵横家言,有的"不根持论",彼此的人生追求、审美取向都存在差异。在留下的传世文学文本中,既表现出西汉天子文学侍从"应命承制""润色鸿业"的群体话语特征,又充分彰显不同创作主体"依违谲谏"的个性特征,不同的文学文本也显示出各异的艺术风格。

宋代公使钱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

宋代公使钱的基本功能是为地方官员提供日常招待与宴饮经费,其福利属性使宋人视之为君主优待文士理念的直接体现。公使钱为宋代各地频繁举行的公务宴饮提供财力支持,使众多经济实力有限的中下层文士得以接触声妓宴乐,从而有机会参与到词的创作与传播活动中来。与此同时,公使钱所具有的优抚色彩又降低了文士在参与公务宴饮时被指纵情声色的道德风险,遂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经济赞助与心理庇护的双重效用。公使钱对宋词的促进并非制度设计者之本意,但可由赵宋君主优待文士这一政治生态获得解释,其中显示出的正是传统时代政治形态决定经济生活、进而作用于文学形态的特殊"传动"关系。

丰裕化社会的去经典化阅读

从文学生活史的角度来看,在经典文学时代,由于“文化稀缺性”的存在,造就了阅读的经典心态,促成了强调思考性与深刻性的神圣阅读方式。但随着丰裕化社会的来临,出现了文化生活资源超量供给局面,文学消费与社会阅读方式发生了时代性变迁,以获取信息为主要目的的阅读方式——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的阅读逐渐流行,并呈现出强烈的去经典化的倾向,由此导致了所谓的经典危机,并伴随着“经典焦虑症”的生成与扩散。

“后现实主义”——今日俄罗斯文学的一道风景

后现实主义文学,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当代俄罗斯文坛上发育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她已覆盖自"30后"至"80后"好几代俄罗斯作家,呈现出一拨又一拨且有多种类型的艺术探索,显示出独特的哲学取向与美学追求、艺术定位与诗学特征,已然构成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一种有气势成气象的文学思潮,而在实现着其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超越。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范式,它拥有独具的世界观、独特的人生观、独到的意义观。既反思记忆中的历史又直面当下现实的文学叙写,既有所解构也有所建构的艺术写生,在生动地体现其别具一格而新人耳目的探索路向,在深刻地展现其积极介入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化功能。

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

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文艺学研究中出现了“终结论”、“取代论”、“过时论”、“边界论”等新的问题。认识到危机和问题的存在,是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基础和前奏。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迎接文艺学范式的革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