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俄国文学的新旧语体之争

19世纪初的俄国有一场关于新旧语体的论争,非常类似于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白之争。论争一方以希什科夫为代表,坚持俄语的旧斯拉夫语体系,反对引入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新语言新词汇新概念,且认为这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保存民族性问题;另一方以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为代表,倡导并在创作中实践语言革新,减少旧斯拉夫语的使用,简化语法,引入外来语等。前者支持者集中于“俄语爱好者对话”社,后者形成“阿尔扎马斯”文学社。两派均希望以自己的主张为原则,实现统一的俄语文学语言;而普希金融合了“高级语体”与“低级语体”,“古典”与“现代”风格,逐步实现了现代俄语语言的统一,因而被冠以“现代俄语语言之父”,从而使其后世作家将俄国文学带向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利剑”与“绳结”——成仿吾文艺思想的旨趣及其建构管窥

成仿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别树一帜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利剑”与“绳结”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旨趣与鲜明特质。作为“创造社”的三元老之一,他在指认新文学三重使命的过程中,原创性地阐发了“社会—审美”二元式文学功能论。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先驱,他在介绍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秉持“执两用中”的态度,创造性地阐释了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同情”与“超越”。成仿吾文艺思想历经从“个人关怀”到“社会关切”的发展转向,在某种程度上确证了现代文学的社会化与大众化取向。总体上看,成仿吾是沉浮于时代风潮中的激进者与建构者,在多元思潮涌现的社会图景中生发了兼具独立品格和灵性的文艺思想,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译者行为互动关系分析

本文借用译者行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互动关系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结合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实例,分析了译者行为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证明人本路径译者行为研究的个性化特征、分析方法和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对于解决问题与解释现象的普适性和解释力。

现代师承与文学社团的“合作”与“抵牾”——以“后五四”时期鲁迅与青年的关系为中心

现代文学社团的出现从文学制度层面宣告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巨大差异。文学制度从章程、刊物、出版、机构运作等几个层面保证了文学社团的现代属性,但部分文学社团的成员却由传统人际关系影响下的师徒、同门、同乡构成。从师承关系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文坛大师”的鲁迅在“后五四”时期并未消极隐退,而是借助其影响力找寻“同路人”,积极培养和扶植莽原、未名等文学社团,并从批评和翻译两个方面对弟子的文学活动进行引导。但是,“五四”的反权威意识和对话语权的争夺使鲁迅很快面临弟子和追随者们的“倒戈”,这种关系的破裂体现了文人师承在面对文学制度的话语力量时的式微,这一冲突背后隐藏的是“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继承“五四”传统时的认知差异与代际分化。

文心无语誓愿通——论王鼎钧散文的北美新移民书写

王鼎钧赴美后的写作一方面指向自己的“中国经验”,表达对故乡兰陵的乡愁美学。他对待故乡的态度是辩证的,既有单纯地对故乡风景和人的怀旧,又有对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科举制度、人伦关系的反思,带有国民性反思的况味。另一方面,他也书写自己的“北美经验”。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他的散文不断触及新移民华文教育、人际交往差异等问题,体现出对美国多元族裔文化和新教伦理的思考。此外,为了发扬与传播中文写作,王鼎钧还参与并组织纽约的华文文学沙龙“九九读书会”。他接续夏丏尊、叶圣陶的国文教育理念,推动华文写作在美国的发展。

数字介入背景下中国画《松下文会》的观赏方式转化研究

当下中国画的观赏方式转化具有多维性。探讨普通视觉定义的观看方式,借助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探索观赏中国画的本体、生机和文化。以《松下文会》为研究对象,衍生数字展示作品,面向大众普及中国画的观赏机制,建立跨文化与跨时空的互动。

On the Ethical Choices of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in Consumer Society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is Steinbeck's last published novel, which received negative and positive criticism at homeand abroad. Persistent concern for ethics and morality as one of themes displayed by Steinbeck in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Living in the 1950 s of America, Ethan's family were confronting a consumer society. By using the theory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tracing back to eth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this essay aims to analyze the ethical questions that the Ethan's family facedand their ethical choices respectively.

清代都邑社会与蒙古文学家族的转型

清代八旗文学家族多兴起于北方草原及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大清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满蒙汉军八旗作为政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起进入京师,后因八旗驻防制度的颁行散布于都邑社会中,八旗家族生活重心也因之而由游牧地带迁往京师及重要驻防城市。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八旗家族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仕宦途径等方面都和早期成员有所不同。即以蒙古文学家族而言,作为个体的蒙古家族士人兴起、繁盛,家族成员心理基质发生变化,家族文化或由武转文或文武并重,鲜见单纯重武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变迁的文学书写中。随着时代发展,清代蒙古家族的民族个性趋于模糊,他们在文化认同书写中建构并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得到深度展示。

宫泽贤治:用生命诠释“为民幸福”情怀

“为民幸福”情怀是心怀天下苍生幸福的仁爱情怀。作家宫泽贤治心怀悲悯、关心农民疾苦,以“为农民谋幸福”为己任、扶民济世,肩负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倾注大量心血为农民幸福乃至世界全体幸福而艰苦奋斗,演绎了深沉的“为民幸福”情怀。宫泽贤治受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成长经历、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萌生出了悲悯苍生的仁爱情怀和济世救民的爱民情怀。宫泽贤治胸怀良知、肩负责任使命,甘愿放弃继承丰厚家业,投身于救济农民的农业改革实践活动中。他躬身指导农业生产实践、成立罗须地人协会、指导东北碎石厂石灰岩粉末肥料生产,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为民幸福”情怀。同时,宫泽贤治还以笔抒怀言志,通过文字表达为民幸福的心声、传播爱与温暖、传递真善美和抒发“为农民谋取幸福”的情怀。细读宫泽贤治的文学作品,其字里行间感人至深的温暖力量正是来源于他“心忧百姓、扶民济世、甘愿牺牲自我、为他人谋取幸福”的为民情怀。宫泽贤治用切实行动书写了“圣人志在天下苍生”的内涵,用行动、用文字、用生命诠释了深沉的“为民幸福”情怀,堪称时代典范,也是世人学习的榜样。

大众启蒙与民族认同——对延安时期文艺社团活动的考察

文艺社团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政治话语宣传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创作与演出活动,凸显抗战御辱的革命主题,宣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诉说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传达对革命的忠诚与胜利的信念,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启蒙大众、建构民众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手段。延安时期文艺社团通过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极大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壮大了革命力量,积极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论清末民国社、刊共生型旧体文学团体

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报刊与社团呈共生状态的旧体文学团体,它们是近现代社会大变革的“新陈代谢”中反映旧体文学艰难生存状况的一个截面,也是这一历史阶段特有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之前至五四运动之后,身份庞杂的转型期知识群体始终在寻觅着适宜旧体文学生存、传播的新土壤,试图将传统诗词社移植、嫁接至报刊这种新兴媒介中。社、刊之间的结合共生使得文艺报刊相继成了文人墨客怡情遣兴、释恨排忧的“游戏场”,新兴中小知识分子振兴国学、维持风雅的“宣传阵地”,以及令传统文人旧经验、旧志趣得以栖身且青年旧学爱好者兴趣得以发展的精神世界“后花园”,反映出旧体文学内部的自我变革与更新。

太阳社、我们社与革命文学论争

太阳社与我们社并非某些学人所想的“铁板一块”,且正是由于有着多重差异,才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我们社形成了三股左翼文学力量。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创造社和太阳社以自办刊物为平台,批评了新月派乃至整个文艺界,但我们社根本没有也不愿“围攻”鲁迅,且其更为注重文艺创作。太阳社“携着”我们社参与“革命文学论争”,固然在新文学界内部加重了宗派矛盾和意气之争,但这也逼迫着论争双方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太阳社和我们社的存在意义并不限于“革命文学论争”本身,而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崛起验证了中国左翼文学和文化崛起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左翼文学作为一种“问题”与“方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

理想·批判·自由:对马尔库塞文艺观的再商榷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弗洛伊德阵营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文艺观批判了国家机器给人们带来的异化危机,具有自我审视、现实超越、社会改造等社会现实意义,有利于大众的精神解放。当然,马尔库塞的观点也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在现实指导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抗战时期天津玉澜词社考论

玉澜词社是抗战时期活跃于天津一带的词学社团。当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与实际情形还有较大差距。基于天津各类报刊中发现的新文献,修正了该词社的存在时间是1940年6月至1943年2月,并考订出各类社集活动19次,确立词社核心人物是向迪琮,重要参与者是杨寿枬、王伯龙、姚灵犀、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向迪琮强调词之抒情性,主张师法北宋,该理念得到了其他社员的积极拥护,也激发了社友的创作热情。尽管沦陷区言说语境比较复杂,但玉澜词社仍能借助别有深意的历史素材和写作策略,间接表达“学舞刑天”的反抗心声,具有重要的词史意义。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边地实践——以贵州“草原艺术研究社”为例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席卷全球。偏处中国西南一隅的贵州也受到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林青等早期共产党员的提倡和主持下,贵州青年模仿上海“左联”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文艺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开展一系列左翼文艺活动,“草原艺术研究社”成功地把左翼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传播到边远地区,为20世纪初贵州乃至西南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草原艺术研究社”及其活动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在边地的一次生动实践。

中国香港《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的文学译介(1847—1859)研究

中国香港早期的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及其会报罕为人知,却是在华英国汉学最早的学术尝试。该支会由当时殖民地政府赞助发起,且由中国香港总督充任会长,发起于第二任港督兼汉学家德庇时的支持,衰落于第四任港督翻译家包令的离任。该支会会报折射出英国汉学首次在华殖民地的建制性探索,其中文学翻译更是体现英国汉学切合现实需求的实用主义传统。三位译者的殖民地官员身份势必影响其翻译动机与译介策略。首席裁判司奚礼尔对《大学》的文学性重译,侧重于社会管治的文化挪用策略;商务总监汉文正使麦华陀以知识考古的策略,翻译古埃及墓葬瓷瓶铭文上的汉文诗句,参与当时汉学界对此话题的讨论;中国香港总督包令采用自由主义的多元策略英译林则徐的流戍诗,以诗史结合的方式向英国人全面介绍这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与文学家,力求以文学翻译达到文化沟通,纠正英国人对中国的民族偏见。考察该会报所涉三个文学翻译案例,可知作为当时殖民精英的译者不但意在服务殖民管治、参与汉学对话与帝国情报,而且客观上也推动中国香港殖民地汉学进入亚洲文会的帝国学术网络。由此,会报刊载文学译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化,配合殖民精英的翻译策略与汉学追求,衍生出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历史性理解。

《选赠和斋诗集》:乾嘉时期台南公共文化空间的诗体书写

引心文社是乾嘉年间由中国台湾地区文人陈廷瑜发起并主导的诗社,经历了从民间文社到官方书院的过程,其成员大多为清台湾县人士。《选赠和斋诗集》以诗歌创作的形式书写了陈廷瑜倡导和参与台南县学文庙、寺宇书院修缮,以及续修邑志、社会治理等公益事业,有效拓展了台南公共文化空间,体现了其“与善”的家族传统和“淑世”的家乡情怀。

笔记小说的演变与唐宋社会研究

唐宋社会变革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城市面貌变化亦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论题。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发展的关键时期。笔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

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和命运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面临着种种困境。认识“文学经典”在今天所遭遇的尴尬处境,应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审视其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以更清晰地看到纠结于诸种矛盾中的“文学经典”所具有的持久生命力及新的生存契机。“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心理能量视角下的文学传播与社会和谐心理构建

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即构建社会和谐心理)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实质内容。我国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了各种社会心理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合理和有效的引导,必然会严重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文学应充分发挥文学心理能量传播的基本功能,及时有效化解各种消极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使人们顺利完成心理上的调适,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心理结构,来奠定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