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多层面分化促使生活于两大空间的人们在生存发展的价值判断、取舍基础上,出现了城乡“围城效应”,促成了城乡空间双向奔赴的文学书写。由乡向城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学而优入城的政治性和文化性流动、富而入城与入城而富的商业性流动、村民入城的生活性空间位移,由城向乡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文人归田梦的精神性奔赴、衣锦还乡的炫耀性奔赴、归园田居的生活性和精神性双重奔赴。唐宋城市转型释放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使得城市在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对于乡村的优越性渐趋加强。城乡关系逐渐失衡也带来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文学书写中相应地隐含了对城乡文化差异的认同。所以,城乡“围城效应”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双向奔赴,更是城乡在政治地位、经济方式、文化功能等深层次博弈的反映。

道举与唐代文人的文学创作

道经取士的道举制度自开元二十九年始,在唐代施行了一百多年。作为联结官方崇道政策与文人读书做官的关键环节之一,道举为熟读指定道教经典、深谙老庄要义的文人提供了一条仕进途径。分析有史可考的近三十位经由道举入仕的文人资料,可以发现他们的文坛交游涉及一些直接描写道举活动的作品,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则或深或浅地留有道教文化的印记。道举影响了这一文人群体的外在文化特征和内在精神品格,这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以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文坛大家独孤及为例,其文学创作的题材内涵与内容风格深受道举经历影响,而他表达个人思想和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则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文化精神。

唐代文学制度研究述略

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和积累,至今已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就理论发展而言,其理论经历了从“文学制度本体论”到“文学制度层位论”的动态发展过程,调正了“制度与文学”单向的研究范式,为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就研究现状而言,唐代文学制度各层位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外层研究重在关注文学的制度环境,缺乏对文学文体性和自身规制的讨论,内层研究重在挖掘文学的内在体制,缺乏外部制度环境的分析。

地理学视域下的唐代润州诗歌

在润州居留的唐代诗人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润州地理文化特征。润州自然环境助推诗人羁旅漂泊之情的抒发,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咏史怀古诗作呈现出深沉的感情基调,送别诗既具地理风貌又包含多重意蕴。

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浅论

龙门位于洛阳的南郊,它见证了古都的兴衰荣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唐代诗人宋之问、李峤、李白、杜甫、李贺等留下了歌咏龙门的佳作,从而建构了龙门的文学地理。唐代诗人的龙门书写,在初唐、盛唐集中表现为对盛世景象的歌颂赞美,在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重在“独善”“兼济”的志向抒发。龙门作为驿站又是相聚离别的场所,诗人失意宦游的伤别哀叹又构成文学主调。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的独特风貌,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笔记小说的演变与唐宋社会研究

唐宋社会变革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城市面貌变化亦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论题。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发展的关键时期。笔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 ,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 ,而且 ,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还是内容与形式,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走向成熟的唐代游记文学

从中国游记文学发展史的视角 ,就唐代游记文学的演化历程与内在精神展开探讨 ,由此看出 ,唐代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成熟期。古文运动的兴起与诗性精神的浸润共同推动着唐代游记文学的走向成熟 ,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游记文学的内在价值取向。从元结的前奏到柳宗元的高潮 ,以及与此相辉映的中晚唐游记创作 。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顾况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顾况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清到热烈、从作家到作品的发展过程,在作家的生平研究、作品研究、版本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存在一些问题和可拓展的空间。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论唐代《昭明文选》影响之二途

《昭明文选》在唐代的影响,有学术影响与文学影响二途。前者以"《文选》学"为代表,以少数学者为主体;后者以诗赋辞章为代表,以唐代广大士子和文人为主体。初唐时代,两种影响并行不悖,以学术影响为盛。高宗朝至玄宗朝,随着文风日盛与科举选才偏重诗赋的转变,以及"《文选》学"学者的凋零,《文选》的学术影响逐渐衰落,而终唐之世,其文学影响却日益扩大,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士子,有着无以伦比的影响力。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环境

武则天时期特殊的文学环境,使文学的发展得到了新的机运。这一环境的特点主要是:建立以文章取士制度;降低士族威望;政治与文学中心东移;《三教珠英》的编纂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文学环境从儒学化到文学化。

唐宋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程灵洗信仰是由一组神话故事构成的,主要创作于唐宋时期。唐代的神话故事是以徽州的蛟斗事件为依据,以晋许逊的斩蜃故事为蓝本,以唐高宗的千年石刻和武周革命为背景综合创作而成。宋代的神话故事是对唐代的复述,但在细节表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的社会现状并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性命义理学说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