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向死而生之路

古代文论在当代学术语境与文化环境中的失效问题由来已久,“古代文论在当代已死”的论断甚至成为学界心照不宣的某种共识。20世纪90年代,学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并未能挽救古代文论,反而进一步将其扫入了“故纸堆”。学科化、体系化、科学化的“转换阐释”路径正是导致自主自为的古代文论逐渐丧失生命力的症结所在。因而,需在对此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古代文论在当代的阐释路径,从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通”——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有效性、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变”——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审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意义——走向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三方面出发,重新焕发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生命力,探寻古代文论向死而生之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应用价值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按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五个要素整合信息,以地图的形式直观呈现唐宋时期文学创作的时空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有效运用这一平台,可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唐宋文人的行踪轨迹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性,增强文学版图的空间印象,培养研读文学作品的编年系地意识;该平台凭借其权威全面的资料,能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不过,该平台对所有地点的创作资料只作简单的编年排列,并且缺乏阅读暂停功能的设计,这不利于用户快速定位所需信息。

中国现代文论的总名:建立、演变、意义

中国现代文论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文艺学、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理论三个总名的演进。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主要来自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但在现实中又有三种模式:英语文论模式、中国古代模式、苏俄文论模式。1949年前的文艺学,虽然其名来自汉语文化圈对德国文学科学的汉译,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主要来自苏联的文学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学有三个阶段的演进: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模式为主,60年代开始加上中国内容的转型,改革开放后有与时俱进的思想革新。但改革开放后主要与英语文论互动,产生了文学理论这一新词新义,与同时存在的文艺学和文学概论进行总名的竞争,各显风采。以2010年为标志,文学理论作为文论的总名基本获得共识,其意义不但要从中国文论自身的演进,更要从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互动中去理解。

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

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语义内涵来看,先秦时代,“文学”指文化典籍;魏晋时期,“文学”指文章著述,既包含审美性和文学性作品,也包含应用性和非文学性作品。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体指向来看,曹丕《典论·论文》、葛洪《抱朴子》、颜之推《颜氏家训》,以及首创《文苑传》的刘宋范晔《后汉书》、继之为文学家立传的梁萧子显《南齐书》,也一直把应用性文学、非审美性文学视为文学。在他们的观念里,应用性文体也是注重美感的,只不过美的表现方式和美感来源不同而已。从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录实践来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萧统的《文选》和宋人的《文苑英华》、明清的各种文章总集以及唐宋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诸家别集,都是将文学性文体和应用性文体兼收并蓄,一视同仁。无论是文学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性文体,其边界既具包容性,又具明确性。金惠敏教授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非常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

拓衢路,置关键:蒋述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

蒋述卓基于文化诗学的理论立场,从多重维度深思明辨,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起到了“拓衢路,置关键”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文化诗学突破了以范畴为核心的话语形态研究的局限,拓展到了古代文论的学理层面,注重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思维方式、批评形态研究。在研究路径方面,在文化诗学视域中,蒋述卓开辟了历史价值还原、中西比较融通及当代批评实践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体现了中西古今交汇贯通的文化格局。在研究意义方面,文化诗学在文化、文学与文论的复合关系中审视并发掘出古代文论研究在文化建设、人格塑造、审美超越与话语创构方面的学术价值。

新文科与传统文体学融合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革新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教育载体。为满足新时代文科建设的价值教育、专业教育、现代化教育等多种功能,该文探索中国本身学术生长体系中“文体学”在当代教学建设中的重要学理支撑,通过教育理念、教材建设、课内实训等课程改革,实现中国古代文学学理体系与教学实践一体化的创新改革,形成广东省特色专业的核心建设成果。该文的初步探索涉及到具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学理建构、价值认同和教育策略问题。

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刍议

文化自信是中国精神的根本内核,它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学便是其中历久弥新的最鲜活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价值理念及精神的培养不仅具有先天优势,更是责无旁贷。在新文科建设全面启动的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开展,应以文学属性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以文化属性彰显课程思政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灵活多样的课程思政实践方式,将思政育人贯穿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进而营造社会新风尚,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

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

目前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本末倒置,在教学中以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偏重于治学方法的传授,相对忽视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这样,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精髓。本文从历史渊源追溯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从古代文学特殊性入手探求其纠偏的途径——不能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

论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应该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上进行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获得创新与发展,来源于其注重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答文艺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大的创新性发展在于,其是从全球化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文艺与中国精神的塑造、文艺与市场以及文艺与人民之间的重要关联;在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多元分化状况下重新确立了主流的文化价值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位立场,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走向重铸中华民族魂的大方向。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在学科与科学之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前考古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然要求对之进行学科考古学的研究,然而"学科"一词本为舶来品,其双重含义已经预示了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科学的"规驯"。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制度的学科设置考察发现,中国古代文论首先通过官方教育机构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译介而渐渐拥有了学科建制,这一过程直到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文心雕龙》得到完成。"五四"前后,诉诸科学与逻辑而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上斩断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之根,使之成为"国故"归入历史档案。接下来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科学研究的"立法"依据,以至完成"二次规驯"。最终通过郭绍虞与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确立的内容与体系,完成了科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改造,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学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笔谈——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数字化中医古籍知识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知识服务是专业图书情报机构的发展方向之一,探讨了如何实现古籍文献信息的知识服务,从中医古籍文献的数字化、支持服务及语义关联三方面对中医古籍文献的知识服务进行探索,引入本体理论,探索构建基于本体的中医古籍知识库,进而实现中医古籍文献由资源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中国文论“失语症”现状及“重建”的可能性

古代文论话语在当今只是一种知识形态,对中国文学日常生活缺乏影响。现代时期,一般性文学理论实际上可以区分为"古代文论型"和"西方文论型"两种类型。建立一种庞大的、包容中西的文学理论体系,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批评方法融合在一起,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西方文论之所以只能整合,不能融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异质性的。"重建"不应该是推倒重来。"古代文论型"与"西方文论型"两种文学理论可以并行存世。

加强“以中释西”文学批评,构建中国比较文学的话语体系——黄维樑教授访谈录

文章是四川师范大学张叉教授对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就比较文学的若干问题所作的专题访谈。访谈中,黄维樑教授总结了比较文学的"学科之争",追溯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来龙去脉,分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瓶颈和失偏问题,介绍了"情采通变"——比较文学"以中释西"的文论实践。他还就香港比较文学研究、港台与内地比较文学研究的交流等问题进行阐述,表达了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中国青年一代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深切期望。

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具有翻译、对话、联系、阐发、影响、接受以及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特殊涵义,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而不是以某一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我们既不能用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文论,也不能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而要超越中西方两种文论视界。

从世界文学到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

虽然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对世界文学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已有多年,但鲜有人从理论的高度来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本文作者继续以往的研究,在自己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之基础上作进一步论证。作者认为,世界诗学的建构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的一种理论升华,它同时有着这两方面的基础,因而是可行的。尽管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影响的文学阐释理论都来自西方理论家的建构,但是这些理论的建构大多基于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经验和实践。因而,用于解释东西方所有的文学批评实践很难做到无懈可击,其中必定有着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的空间。此外,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始终对当今西方的理论前沿热点话题高度重视,并及时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因而在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已有研究之基础上,由中国学者提出一种理论建构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解决世界问题时应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

从文学争论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变迁

本文回顾海外三次文学争论所显现的学术研究的范式变迁,指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声音或谱系,它有着与欧美人文研究界整体范式转型类似的机构发展轨迹。正如各种中外理论此起彼伏,中国经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早已复数化与复杂化,要求多元甚至变动的视角进行审视。

《文心雕龙》英译述评

西方世界对《文心雕龙》的了解,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的翻译却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从1951至2003年的52年间,出现了七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论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对于推动中外学界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