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徐芳交游考

徐芳是文学史界较为关注的明遗民文学家。但其交游情况学界尚未全面论述。徐芳的交游对象既有师长辈,如马世奇、钱谦益、苗蕃、李元鼎、熊文举、李明睿等;也有友朋辈,如方以智、傅瀛宾、文德翼、傅占衡、吴嘉纪、施闰章、归庄、周亮工、陈允衡、汤来贺、竺庵禅师等。就这些人物的具体身份而言,既有殉明烈士、明遗民,也有仕清官员与僧人等。徐芳与这些士人的交游,不仅为其散文与寓言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宗的理念,从中还可看出遗民的隐居生活看似高雅闲适,实则贫病交加的状况。

告别晚明:清初京城文人的文化转型与思想变革

从遗民的视角透视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转型,呈现出的往往是停滞、消歇或终结的消极一面。而关注那些进入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文人群体,则能看到易代之际思想文化带有延续性、创造性的特点。清初京城文人是重要却易被忽视的文人群体,他们有着以苦为荣、以雅为高、以群为乐的价值追求,其文化思想转型呈现出既变异又承续的复杂理路。这些身居京城的文人因自感失节而萌生愧悔意识,又因易代而形成惶惑情感,由此产生了从压抑严苛到温柔敦厚的士风转型,以及由抽象思辨到传承文明的价值转向,整体上呈现出与晚明思潮相异的特色。他们在历史叙述、经典解读以及审美评鉴中深化了对主体意志与自由选择的思考,又接续了晚明思潮对自我意识的探寻,从另一角度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韧性。

嘉兴明清女画家之名家考述

通过文献梳理,以相关史料为依据,对明清时期嘉兴女画家进行分类,并对5位有代表性的名家生平、画作及流传进行考察,进而分析论述女画家的创作题材、绘画风格等。明清嘉兴女画家及其作品在今天仍闪耀着灼灼光华:一方面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事绘画创作,画作选题丰富、风格迥异;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她们有诸多联系的重要男性的支持,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明清沁樊文人以诗传训的家训方式及思想内涵阐析

明清时期,沁樊文人常用的家训方式是以诗传训。他们留存下来的大量的家训诗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以耕读传家为主,同时又重立志、淡名利、奉勤俭、择善友等。究其原因,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育养和儒家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这种便捷的、春风化雨般的家训方式默默地滋养着沁樊后人,终于造就了明清沁樊地区文化的辉煌。

名物以鱼——明清文人的“金鱼”审美观

游鱼作为文人园居生活不可缺少的闲赏景观,“其色相自来本异,而金鱼特总名也”,明清文人对金鱼色相的选择与培育不乏著述。通过相关专著中对“金鱼”以美学表征的命名,探微其在明清文人审美语境中的观念呈现。以“金鱼”名称切入研究,阐述该群体闲赏生活中对金鱼品种选择、饲养放置、观赏品鉴方面的标准建构。从他们对金鱼的关注由外在表征到精神意蕴,观见存在于其中的审美“单元观念”。这些明清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物质选择与环境相适、对物质文化内涵的重视以及物质拥有以“奇”为上的追求。

论清三代青花山水对“四王”文人画的扬弃与超越

清三代青花山水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四王文人画存在紧密联系,在其风格特征、布局、工艺技法等方面,呈现出受四王正统画派的影响,但并非对其全盘接受,而是扬弃四王绘画技法,在改进了青花山水纹绘制工艺的基础上,融合借鉴其他优秀工艺形式,从而在客观和主观方面呈现出超越性,为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清代士人的医书阅读活动探赜

阅读医书是清代士人阅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医书中寻找救护病患之方法的工具性阅读模式,在不知医士人群体中颇为盛行,而通过阅读医书来解疑答惑、增进认识,积累和传播医疗保健的经验与知识的学习性阅读模式,在知医士人群体中更为突出。医书阅读活动对清代士人的医疗观念、行为、思维等都具有实质性影响,但士人群体因受到医学内外多种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将阅读所得顺畅有效地应用于日常医疗实践。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夹处”心态及其影响

自明末至清中叶,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作者辈出。以群体的视角考察这些文人小说家,可以发现他们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生活体验等层面都面临着“夹处”的心态困境。这一困境又导致其自我认知的游移和不断进行的自我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否定、主观与夸张的写作风格,背后则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对其的相关辨析,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文人作者对推动明清拟话本小说演变的意义。

儒衣侠心:朝鲜北学派的清代满族认知建构及其影响

朝鲜王朝深受明清鼎革的冲击,尽管出于传统事大主义的外交惯性而对明清两代恪守宗藩礼数,但其对二者的文化心态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尤其区分“大国”与“上国”之概念,视清为霸者而非仁者。至朝鲜王朝后期,主张效仿清朝文治武功、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北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朝鲜北学派文人以其使行中国的经历为基础,著书立说,对满族历史与文化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修正了朝鲜国内的相关讹误。北学派对传统华夷观的解构同朝鲜王朝事大外交相呼应,客观上为清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合理化叙述。在朝鲜北学派文人的眼中,满族具有崇文且尚武、侠客亦骚人的双重形象。不仅如此,北学派文人与满族文人之间的交游亦不同程度地涉及清代时政要闻、宗教政策与满汉关系等内容,为朝鲜王朝决策层全面掌握清朝各种政策和制度之优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清代文人画中服饰的考古与数字化复原研究

本研究使用相关方法,通过对清代服饰的考古文献及实物进行梳理与分析,对清代文人画中服饰的样式、款式、色彩和细节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不同华中服饰的整理研究,探索清代文人画中服饰的各个时期特征和演变规律。为更好地还原清代文人画中的服饰形态,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手段,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文人画中服饰的样式、演变和时代特征。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清代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丰富对清代文人画和服饰文化的理解,采用数字化复原技术。借助高精度扫描和三维建模等技术,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做贡献及参考依据。

晚清王治本《新潟新繁昌记》考论

王治本为晚清寓日文人,其寓日期间的旅游足迹、文学创作、交游关系与外交活动,为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写下宝贵的一页。今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王治本《新潟新繁昌记》写本一册,因是著未见流通,学界罕见论及。《新潟新繁昌记》是作者接续寺门静轩《新潟富史》而作,也是《舟江杂诗》的姊妹篇。该书主要记述新潟的人文地理概况,详今略古,并赞誉明治以来的繁昌景象,展现文人风雅情趣,而无讽刺之笔。

河南书院与清初洛学复兴

清初,以孙奇逢、耿介、冉觐祖、窦克勤、张沐、李来章、汤斌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在百泉、嵩阳、朱阳、南阳、游梁等河南书院讲学授徒,以重振洛学而相鼓吹,从而掀起了一场文化复兴运动。这次运动以书院为中心,众学者的学术取向一致,讲学互动频繁,注重经世而又与官方联系紧密,多角度地展现了地方书院与理学学派之间的高度融合,这在书院史、学术史上都值得特别注意。

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

中国古代文人的年龄有官年与实年之别。官年指填报在官方朱卷、档案、履历等官册上的年龄,它与一个人的实际年龄(简称"实年")常常存在不相一致的现象。通过相关文献留存最为丰富的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可以初步总结其基本规律,对清代人物生卒年的考订和清代科举文化史的研究皆有裨益。

论程门浅绛彩文人瓷画的传承与创新

清末景德镇浅绛彩文人瓷画的兴起在景德镇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程门开创的浅绛彩文人瓷画从根本而言是在清中后期文人画引书入画的审美文化中进行的。研究程门浅绛彩文人瓷画的传承与创新可以明晰近现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规律。这对于当今发展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

在楚辞学史的学术背景下,对清代《楚辞》文本传播大致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从文人接受的角度,以五家《楚辞》文本为重点考察对象,具体分析清代文人在屈原人格精神、楚辞音义主旨及楚辞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接受情况,从而体现出清代文人在楚辞接受史上的突出贡献,总结出清代文人楚辞接受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三方面的新特点。

孙枝蔚与清初扬州文人雅集

顺康之际的扬州,已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复苏,人文荟萃,名家云集。流寓扬州的遗民诗人孙枝蔚堪称此时扬州诗坛的领袖式人物,以他及其交游圈为核心的扬州文人频频诗酒文会,酬唱赓续,盛称风雅。雅集参与者的思想政治倾向各异,故其唱酬的主题与体现的心态亦不尽相同:或为遗民志士的悲思寄怀和精神慰藉,或为清朝官员的文酒之娱和情感认同,或为隐逸文人的淡泊自守和心灵皈依。对清初扬州文人雅集的考察,可明晰特定时空背景下江南文人独具的人文生态。

明清之际画家移民与画风传播

明清之际的画家移民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其移民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突出,画家移民目的地具有集中性和不平衡性,移民主体具有自发性和流动性,这与画家本人为谋求个人发展、躲避战乱以及传播宗教等因素有关。受此影响,明清之际的画家移民主要集中在京畿地区和江南地区,画家移民带来了地域画风的改变,促进了不同地域画风的传播、交融,南北画风均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点,尤其是西洋画家的移居中国,更使西洋画风影响了中国画坛。明清之际,由画家迁移而产生的文化传播,有效地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

鲜花的鉴赏品评乃是晚明清初江南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生活的一个面向。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其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方式,鲜花鉴赏是其媒介之一。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士人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借由对鲜花的鉴赏品评,达到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并体现其人文关怀,寄托人生理想,营造闲雅的休闲文化。凡此种种,形成该阶层普遍的生活哲学,由此折射出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和士人价值观念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