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使命与认同: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诗作中的物我交融书写

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深受朝廷倚重,且多熟谙汉语诗文创作,故仕宦期间以诗作表达其恪尽职守、践履西域的强烈使命感。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西戍诗歌亦表现出对治边理政的强烈责任感,将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书写与立功边塞豪情相融合形成物我交融的书写,诗作亦得江山之助,将豪迈超拔之气与闲适静谧之情相结合,塑造出靖边安国、建设西陲与体察民情等善理边政的主人翁形象。清代西域满族官员作为朝廷之重臣而竭尽忠诚,在西戍诗歌中寄寓忠孝情怀下的建功西陲之志,诗风雄健激昂,彰显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深厚文化底蕴,循此亦可寻绎清代满汉文化融合在西域边地的重大成效。

明清文人书斋空间诗意建构解析

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文人书斋在园林建造兴盛的发展中进入鼎盛时期。通过对书斋文化历史沿革梳理,阐述其建筑形态在士大夫阶层发展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剖析其空间文化意蕴。明清文人书斋对空间类型、布局建构、长物陈设的设计思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也是重构现代书斋文化的美学精髓,具有传承与借鉴价值。

士子文人的生活隐喻——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的叙事性研究

“博古”一直以来与文人有紧密的联系,至清代,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博古图像极为盛行,且表现形式丰富。由此,以瓷器上的博古图像为研究对象,试图使用叙事研究方法对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背后的文化隐喻展开讨论。将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分为3个类别:一是以古器物为主体的图像研究,探索这一类图像与当时文人鉴古风气以及文人文化思想的关联;二是分析博古元素作为辅助图像在文人场景中的表现与应用,探究瓷器上博古元素在文人空间的象征寓意;三是以美人空间中的博古元素为研究主体,分析“不在场”的文人对于女性空间的理想化构建及其图像背后的意义。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将花酿蜜无复花:论集字诗的生成机制与诗体风格

文学作品意义上的集字诗自宋代苏轼集《归去来兮辞》始,后世涌现出大量的以集《归去来兮辞》《兰亭集序》字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从经典中集字成诗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重要传播方式。明清文人以“诗牌”集字成诗颇具游戏色彩,展现汉字魅力的同时映射出士人娱乐文化的千姿百态。集字诗从“经典”到“游戏”的写作模式,也引发后人对集字诗诗体风格的雅俗之争,蕴含丰富的诗学和文化韵味。

徐芳交游考

徐芳是文学史界较为关注的明遗民文学家。但其交游情况学界尚未全面论述。徐芳的交游对象既有师长辈,如马世奇、钱谦益、苗蕃、李元鼎、熊文举、李明睿等;也有友朋辈,如方以智、傅瀛宾、文德翼、傅占衡、吴嘉纪、施闰章、归庄、周亮工、陈允衡、汤来贺、竺庵禅师等。就这些人物的具体身份而言,既有殉明烈士、明遗民,也有仕清官员与僧人等。徐芳与这些士人的交游,不仅为其散文与寓言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宗的理念,从中还可看出遗民的隐居生活看似高雅闲适,实则贫病交加的状况。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河南书院与清初洛学复兴

清初,以孙奇逢、耿介、冉觐祖、窦克勤、张沐、李来章、汤斌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在百泉、嵩阳、朱阳、南阳、游梁等河南书院讲学授徒,以重振洛学而相鼓吹,从而掀起了一场文化复兴运动。这次运动以书院为中心,众学者的学术取向一致,讲学互动频繁,注重经世而又与官方联系紧密,多角度地展现了地方书院与理学学派之间的高度融合,这在书院史、学术史上都值得特别注意。

孙枝蔚与清初扬州文人雅集

顺康之际的扬州,已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复苏,人文荟萃,名家云集。流寓扬州的遗民诗人孙枝蔚堪称此时扬州诗坛的领袖式人物,以他及其交游圈为核心的扬州文人频频诗酒文会,酬唱赓续,盛称风雅。雅集参与者的思想政治倾向各异,故其唱酬的主题与体现的心态亦不尽相同:或为遗民志士的悲思寄怀和精神慰藉,或为清朝官员的文酒之娱和情感认同,或为隐逸文人的淡泊自守和心灵皈依。对清初扬州文人雅集的考察,可明晰特定时空背景下江南文人独具的人文生态。

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

中国古代文人的年龄有官年与实年之别。官年指填报在官方朱卷、档案、履历等官册上的年龄,它与一个人的实际年龄(简称"实年")常常存在不相一致的现象。通过相关文献留存最为丰富的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可以初步总结其基本规律,对清代人物生卒年的考订和清代科举文化史的研究皆有裨益。

论程门浅绛彩文人瓷画的传承与创新

清末景德镇浅绛彩文人瓷画的兴起在景德镇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程门开创的浅绛彩文人瓷画从根本而言是在清中后期文人画引书入画的审美文化中进行的。研究程门浅绛彩文人瓷画的传承与创新可以明晰近现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规律。这对于当今发展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

在楚辞学史的学术背景下,对清代《楚辞》文本传播大致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从文人接受的角度,以五家《楚辞》文本为重点考察对象,具体分析清代文人在屈原人格精神、楚辞音义主旨及楚辞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接受情况,从而体现出清代文人在楚辞接受史上的突出贡献,总结出清代文人楚辞接受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三方面的新特点。

论文人画对十七世纪民窑隐逸题材青花的影响

传统民窑青花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数度发生美学风格及审美思想的变迁。论文以十七世纪民窑青花的艺术风格流变过程为研究对象,重点就其隐逸题材展开分析,并从文人画中探寻这一风格流变的根源。

明清之际画家移民与画风传播

明清之际的画家移民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其移民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突出,画家移民目的地具有集中性和不平衡性,移民主体具有自发性和流动性,这与画家本人为谋求个人发展、躲避战乱以及传播宗教等因素有关。受此影响,明清之际的画家移民主要集中在京畿地区和江南地区,画家移民带来了地域画风的改变,促进了不同地域画风的传播、交融,南北画风均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点,尤其是西洋画家的移居中国,更使西洋画风影响了中国画坛。明清之际,由画家迁移而产生的文化传播,有效地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

鲜花的鉴赏品评乃是晚明清初江南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生活的一个面向。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其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方式,鲜花鉴赏是其媒介之一。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士人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借由对鲜花的鉴赏品评,达到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并体现其人文关怀,寄托人生理想,营造闲雅的休闲文化。凡此种种,形成该阶层普遍的生活哲学,由此折射出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和士人价值观念的嬗变。

从元代花鸟画中看文人画家两种意识的觉醒及其意义

继两宋院体花鸟画发展的高峰后,由于文人的大量介入,元代花鸟画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与形式意味及美学精神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文章认为元代花鸟画家自我意识和艺术本体意识的双重觉醒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文章对两种意识的内涵及其在元代花鸟画艺术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进而阐明了其对明清文人写意画的大发展与中国"写意性"绘画艺术精神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清前期文人英雄崇拜情结初探——以《清诗别裁集》英雄形象为例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作为清代前期一部优秀的诗歌总集,充分反映了当时文人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清前期文人英雄诗的兴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英雄形象和诗歌主题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这既是为满足政府、社会和文人本身的精神需要,亦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明清士大夫与琉球

明清时期 ,琉球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 ,中国士大夫在中琉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士大夫册封琉球 ,精心培养琉球来华之留学生 ,并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事件中各抒己见 ,商议对策等。明清士大夫与琉球的交往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与琉球的外交关系 ,反映了明清中国的对外政策。

清初江南遗民结社研究——以苏、松、常、镇四府为考察中心

清初江南遗民社团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社团的活跃程度也因时而变。受到特定时空、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参社人员身份、心志以及行为的影响,遗民结社各有特色。遗民结社活动有讲论儒家经典、诗文唱和、编纂文献等。清初江南遗民结社活动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以及社会责任,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与人文精神,应当成为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