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家族史的建构:宋朝士人阶层追寻的精神家园——以相州韩琦家族为例

宋朝在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诸多士大夫不懈努力,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社会的家族理念,形成了有着宋代特色的关于宗族的系统论述,而且,很多士大夫身体力行,逐渐完善了这套宗族理论。相州韩琦家族就有寻找祖先的曲折历程。韩琦本人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他找到祖先墓地的种种经历,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相州韩氏家族的谱系。毫无疑问,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于韩氏家族本身,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韩琦叙述家族历史的文字颇为模糊,需要认真解读,才可寻绎到历史的踪迹。

中唐文士阶层赏玩之风的审美意蕴——以白居易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文士阶层盛行赏园、赏石、赏花、游玩等休闲活动,形成了一股富有审美意蕴的赏玩之风,折射出中唐文士审美生活的丰富样态和多元面相。中唐文士阶层赏玩之风推重悠闲自得的审美情趣,追求适意为尚的审美理想,推崇"境心相遇"的审美境界。中唐赏玩之风深受庄子齐物论、南宗禅张扬自性等思想的滋养。审丑尚怪之风是中唐文士阶层赏玩活动的特殊形态,在张扬审美个性、引领文士阶层审美时尚和审美观念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论宋代士大夫与当时的舍利瘗埋

宋代的舍利瘗埋与隋唐时期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隋唐时期的舍利瘗埋主要是在皇帝(隋文帝、武则天、唐懿宗等)的主导下进行舍利瘗埋;宋代初期定州的静志、净众在舍利瘗埋过程中,尚得到皇室的资助,其余则主要以士大夫及民间人士、僧侣为主导,应与当时佛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从考古发现的宋代舍利瘗埋的资料来看,舍利瘗埋这种佛教活动,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借助佛教展现他们的护国、佑己及先祖、求平安的情怀。但由于士大夫的参与,使得这一原本庄严的宗教活动变成了充满人文情调的活动,而且与宋代社会温馨的人文情调相呼应。

晚明书画消费与士大夫的身份危机

晚明消费社会中,书画消费活动逐渐由士大夫阶层普及到社会下层,呈现大众化趋势。社会各阶层纷纷仿效士大夫的消费活动,形成书画消费场域的社会竞争,严重削弱了书画消费的身份象征意味。这使得士大夫产生极大的身份危机。因此,他们采取区分雅俗身份,创新消费品味,转变流行时尚,增加书画的特殊化等方式,保持与其他阶层的社会差异,重塑书画消费中的身份意义。这映照出晚明社会阶层变动时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状况。

宋代苏州中下层文人的庭园理想——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宋代苏州社会稳定,山川秀美,经济繁荣,兴建园林之风盛行。朱长文生活重心在苏州,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苏州中下层文人,他所修葺的堂园一体的乐圃寄予了长者之思、雅士之情与出处之志,庭园既是其必需的安憩之所,也是其实现人生理想的奋斗基地。中下层文人建园自居正是在仕进理想受阻时,对自己学识的精进与人格的坚守。所以,宋代苏州中下层文人的庭园理想是安逸与竞争并存的理想,是包含遮风避雨的屋舍、顺心适意的园居生活、坚持不懈的人生追求以及实现人生追求的希望在内的四者统一。

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研究

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由低级士族跻身一流甲族的本质原因是:善于乱世立身;维护皇权;揉合儒玄;

南朝统治阶层嬗变探究

永嘉南渡后,东晋南朝统治阶层经历了北来高门士族、寒门武力侨民和南方土著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东晋后期因孙恩、卢循之乱造成的北来高门士族势力的衰微促使了以京口刘裕和兰陵萧氏为代表的寒门武力侨民的兴起,从而奠定了宋、齐、梁三朝主要统治阶层的根基;而侯景之乱则使得南方以三吴和岭南为代表的土著势力逐渐取代前两者成为主要的政权主导力量,并对之后的南朝社会乃至隋唐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