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史观与复古旨归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立身志意融合统一。首先,浙东文人以体、法浑融的三代之文为起点,建构起宗经、尊古而审时的文学史观,“文”的历时叙述与“时”的现实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浙东文人聚焦古律之变,提倡诗歌音调的尚古。尊尚古体诗的创作风气与讲求协和音调、反对诗歌律化的理论旨趣相辅相成,寄寓了浙东文人的政治理想。再次,浙东文人的立身志意与文学正变观念相互交织,君子之志彰显文学师古的主体价值,形成“人”与“文”的精神同构。最后,“流而为文人”、正变诗风、复古气象等论说,关涉明代文学复古路径的意、辞分衍。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明中后期转向审美化、精细化的文学复古存在显著差异。

唐大历江南诗文化圈及诗学景观——以浙东与浙西联唱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经安史之乱,京城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绝对地位被打破,文学空间开始南移。或仕宦或避难的文人们在江南的聚集与组合,促成了文学能量的转移,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呈现出了自具特色的诗学景观。在这个诗学场域里,雅集与联句、江南本土文士与诗僧、江南书写是最突出的文学现象。雅集形成的渔隐意象高度概括了时人对江南的诗性审视方式,是江南地域文学传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清逐渐形成的江南文化品格奠定了基础。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辑补清民之际文人咏云冈石窟诗词36首

在晚清民国文人抵御外侮、抢救文物的愤声疾呼中,云冈石窟已非单纯之文物古迹。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石窟寺所承载的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充分彰显。随着平绥铁路线的贯通,作为沿线“风景”之一的云冈石窟始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近代报刊业的繁兴也为文人墨客的云冈书写提供了更为普遍的物质载体和异于往日的传播媒介。于传统诗文总集、方志史乘、石刻碑铭之外,充分利用题跋、游记、报刊、杂志等近代文献就清民之际文人咏云冈石窟诗词予以钩沉辑录,亦系当前“云冈学”建设及云冈文献整理的重要环节与实现路径。

《长物志》中“水”的三重属性与晚明文人理水思想

17世纪的文人著作《长物志》“水石”卷中记述了文震亨对于理水的方法和见解。通过分析《长物志》中水的可观、可用和可食三重属性,探讨晚明文人阶层的理水方式、生活美学和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水有着形而上学的哲学认知,《长物志》的理水观对现代理水营造有一定借鉴意义。

晚明时期江南游船设计中的文人审美研究

晚明时期,仕途不得志的文人寄情山水,在江南地区掀起一股旅游之风,游船作为游玩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也在文人话语中被频繁提起。为凸显个人审美品味,文人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从坐而论道转向躬而行之,积极参与到游船设计的实践中。以晚明文人作品中对游船设计的描述为研究基础,对其审美理念进行整理,总结出江南游船中文人审美趣味的四个方面,即精在体宜的尺度之美、简约自然的装饰之美、俨如精舍的陈列之美、恍若图画的视觉之美。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进一步探讨出文人在游船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审美倾向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以及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其背后隐含的是动荡社会下,文人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和自我构建。

纪昀与洪亮吉流放新疆诗歌书写之比

据文献统计,乾嘉两朝是清代发往新疆并留下相关诗作的流人人数最多的时期。纪昀与洪亮吉,两位同有四库背景的乾嘉知名文人在京师常相过从,情谊匪浅,又因缘巧合于不同时间被流放新疆。二人被发遣到离家万里的边塞之地,一方面承受着被流放所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另一方面又感受着新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山水和人文风光所带来的震撼,纠结、复杂的情绪充斥心头,他们感物吟志,用同且不同的诗歌书写内容共同丰富了乾嘉新疆文学。

论程门浅绛彩文人瓷画的传承与创新

清末景德镇浅绛彩文人瓷画的兴起在景德镇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程门开创的浅绛彩文人瓷画从根本而言是在清中后期文人画引书入画的审美文化中进行的。研究程门浅绛彩文人瓷画的传承与创新可以明晰近现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规律。这对于当今发展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启示。

康熙年间“宣南”的士人交游

文人交游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而“宣南”的文人交游 ,又因京师特殊的中心地位 ,格外引人注目。在清代 ,“宣南”的士人交游与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诗文风气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借助各种诗文著述中的星散记载 ,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 ,清理和爬梳康熙年间“宣南”士人交游的实况 ;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 ,借许多片断的相互勾连、拼接 ,勾画出虽不尽完整 ,但真实可信的“宣南”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北京中央公园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公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它为民国文人交流学术思想、建构文化沙龙提供了优越条件,又是民国文人发生浪漫情事、表达故园之思的寄情场所。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各类民国文人对于中央公园产生了不同的精神映像,从中可以透视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任道与任事——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一种姿态的分析

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有明一代士风的重要面向。这种风尚有其制度的以及朝廷律令方面的根源。本文着重考察的,是参与抵抗的士大夫于明亡之际的姿态,尤其其中承当事任者的勇毅,他们践履此道、以任事为任道的热情。本文分析了其时承当事任者不同的目标意识,尤其强调某些士大夫当此危机时刻依然持守的非惟功利的目标追求———亦可佐证同一时期经世取向者的不同思想根底与境界。

民国天津文人结社考论

民国时期,天津成为诗词创作的四大坛坫之一,其时文化名流云集,诗词唱酬不断,结社之风盛行,先后成立了城南诗社、冰社、须社、俦社、冷枫诗社、玉澜词社、梦碧词社等较有影响的诗词社团。这些社团的创作包含了北洋纷乱、遗民情思、沦陷之痛等丰富内容,是近现代天津文学的重要组成。

论明清时期文人曲词对南北曲曲牌定腔的影响

随着戏曲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自明代开始出现了一股文人填词制曲的热潮。这虽然促成了戏曲文学的极度繁荣,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后果加速了曲牌定腔的消解。其过程为文人曲词中存在着大量的出律现象,这导致歌场上普遍使用“依字声行腔”的方式,如此才方便将曲作原词搬上舞台,并避免歌者“拗嗓”。而“依字声行腔”方式的普遍使用,其后果是导致古曲牌定腔逐渐消解。

苏轼文人集团“以诗为画”对邓椿《画继》的影响

苏轼文人集团是一个以苏轼为中心,"苏门六君子"及李公麟、米芾等书画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士集团,他们的艺术思想直接影响到北宋元祐以后的书画风气和艺术批评。其"士人画"的艺术思想,"以诗为画"的艺术追求甚至突破士人书画的界限影响到院体绘画,邓椿《画继》作为北宋重要的艺术批评资料,其艺术观点深受苏轼文人集团艺术思想的影响。

接受、尝试与焦虑:民国后期旧式文人心态探析

民国初年,传统旧式文人一度以"郁郁寡欢"的面目示人,自放其意、自适其所适,结社抱团,以集体共鸣,寻求心灵的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渐渐接纳新事物,缓和对新文学的敌对情绪,并尝试碰触新文化。然而,民国后期时局的多变、民族的危亡惊扰了他们独立而高蹈的清梦,给怀揣文化理想和憧憬潇洒人生的传统旧式文人以沉重打击,使其承受空前的精神焦虑。他们打破安闲的书斋生活、消极的隐逸生涯,融入时代的激流,展现出"入世"的姿态。其心态的变化不仅显露出传统旧式文人自身的"开化"过程,也从深层上暗示出新旧文化最终由对抗走向兼容。

明代嘉万年间闽粤士大夫的寨堡防倭防盗倡议——以霍韬、林偕春为例

明代中后期的福建、广东区域,由于深受倭寇和海盗的袭扰,山区的盗贼也时有发生,民间修筑寨堡之风相当兴盛,而其中闽粤两地的士大夫,在推动修筑寨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闽粤两地的民间寨堡,虽然在抗击倭寇及海盗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寨堡所具有的某种割据性特征,也使得明代中后期以来福建、广东一带民间社会在处理各自的日常纠纷时,往往更多地采取以强凌弱的自我解决的方式,这就使得这一带民间械斗风气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我们在分析明代中后期福建与广东的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一系列社会行为时,似乎不应该仅仅把寨堡当作明代中后期民间抵御倭寇、海盗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而是应当透过寨堡这一应急性的现象,跨越朝代与时间的界限,来分析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

文人论政与清末民初政局变迁

中国近现代报刊传统"文人论政"以报刊为载体解读时政和民生疾苦,揭示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转型期,"文人论政"对政局变迁产生双向影响:以报刊为平台、斗争阵地和服务国家治理的工具,通过沟通内外信息,论战和舆论监督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推动了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文人主体的阶级局限性很难做到论政而不参政,为清末民初的政治乱象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