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

“晚明文学”的图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古今中西的参照系中,被赋予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这幅图景为反思五四以来的学术模式提供了样例,也成为重审晚明文学文化的契机。重审的目标在于将该时期出现的种种变化,还原至当时文化与社会的前后关系中,聚焦于古典人文学术,探求晚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及其背后的思想范型。这一知识世界承续自明中期,因复古的价值导向与私人刻书业等物质性条件,而有系统之变,令相关生产与传播产生诸多新特点。将晚明与前后时段联结起来作长时段考察,还促发我们重新思考复古运动与性灵思潮的关系、从文章博学到考据学风的变易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晚明戏曲家佘翘交游与创作探赜

晚明皖南曲家佘翘有传奇《量江记》存世。在《量江记》中,佘翘倾注其“屡上春官不第”的文人心境,透露出对晚明时代新兴的人文思潮的接纳与思考。通过考证其交游、细读其作品,能够窥探当时文人的思想变迁,发掘他们相似的话语空间与潜层逻辑,对廓清这一时期皖南文人之面貌亦有所裨益。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晚明民窑青花瓷文人化的艺术社会学分析

晚明是民窑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民窑青花瓷深受文人造物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文人化的发展趋势。民窑青花瓷的文人化发展不仅体现了当时文人的艺术思想,还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和道德理想,更可以透过民窑青花瓷这扇窗户,了解晚明的生活文化、物质文化、文化思潮以及社会发展状况。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北京西山游记研究——以晚明南方文人作品为例

晚明时期,旅游风气盛极一时,文人适意而游,寄情自然。南方文人好游北京西山,西山邻近都城且自然景观酷肖江南水乡,实为寻幽览胜、抒发性灵的绝佳之处。晚明各类游记专书和文人文集中载有南方文人执笔的75篇西山游记,在这些游记中,“江南”“东南”这类带有明确方向性的词汇出现40余次。南方文人游西山而生江南之慨,西山成为其传递思乡情怀的通道,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论晚唐文人的普遍流寓现象

晚唐时代是文人普遍流寓的时代,出现了普遍流寓现象。当时文人主要流寓方式以贬谪、入幕、避乱与在京师蹭蹬科举为主。而因为僖宗、昭宗或曾出奔蜀中或曾为军阀劫迁,故出现了从龙流寓与扈从不及而被迫流寓这两种特殊的流寓方式。这一时期文人流寓的主要地域集中在江南、闽粤和巴蜀等南方地区,亦有少数流寓北方者。随着陇西的重新归附,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张球为代表的流寓陇西乃至西域的文人。长期处于流寓这一生存状态中,文人们较为普遍地形成浓重的流寓意识,并深度融入其流寓创作中。

屈从与建构——《长物志》中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与群体心态

《长物志》一书对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细节描绘。其中的文人居室设计和器具选择,成为群体的思想表征和精神承载,暗含着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晚明文人的理想表达及情感寄托。从物质生活角度探微《长物志》中所蕴含的晚明文人心态,在对文人家居环境构筑的考察中,发现其中所体现出的对清幽环境的追求与对丰裕物质的强调。他们对传统儒学礼制的恪守遵从与文化权力占有之下对其自身文化优势的炫耀共在,精神生活上的静坐禅修与环境构筑中的现实欲求交融。这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又是一种文人的复杂特质。

《长物志》中“水”的三重属性与晚明文人理水思想

17世纪的文人著作《长物志》“水石”卷中记述了文震亨对于理水的方法和见解。通过分析《长物志》中水的可观、可用和可食三重属性,探讨晚明文人阶层的理水方式、生活美学和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水有着形而上学的哲学认知,《长物志》的理水观对现代理水营造有一定借鉴意义。

试论唐末的“僧侣伴直”现象

寓直是唐人在朝为官时期的重要职守之一,中晚唐时期,朝官们为了消解夜晚独宿宫禁时的寂寞,多借用习禅来静坐养心,白居易、郑畋、郑谷等人诗中多有直接表现在寓直之夜学禅的情形。唐代末期,朝官在宫廷寓直时会邀请僧侣陪伴,出现“僧侣伴直”现象,这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晚唐时期,僧人与朝官交游密切,从情感上达到了“知己”的境界。这种知己感,使他们既同怀伤感乱世之心,又共有避隐山林之趣,这是“僧侣伴直”的情感基础。唐末的“僧侣伴直”往往发生在中书省、尚书省、秘书省,僧侣主要来自内道场。“僧侣伴直”既是文人的精神需要,又是佛教与政治融合的深化。通过品茶和谈静的交流形式,伴直僧侣与寓直文人达到某种精神的默契,从而淡化了个人与时代的焦虑。

晚明时期江南游船设计中的文人审美研究

晚明时期,仕途不得志的文人寄情山水,在江南地区掀起一股旅游之风,游船作为游玩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也在文人话语中被频繁提起。为凸显个人审美品味,文人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从坐而论道转向躬而行之,积极参与到游船设计的实践中。以晚明文人作品中对游船设计的描述为研究基础,对其审美理念进行整理,总结出江南游船中文人审美趣味的四个方面,即精在体宜的尺度之美、简约自然的装饰之美、俨如精舍的陈列之美、恍若图画的视觉之美。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进一步探讨出文人在游船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审美倾向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以及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其背后隐含的是动荡社会下,文人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和自我构建。

儒衣侠心:朝鲜北学派的清代满族认知建构及其影响

朝鲜王朝深受明清鼎革的冲击,尽管出于传统事大主义的外交惯性而对明清两代恪守宗藩礼数,但其对二者的文化心态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尤其区分“大国”与“上国”之概念,视清为霸者而非仁者。至朝鲜王朝后期,主张效仿清朝文治武功、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北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朝鲜北学派文人以其使行中国的经历为基础,著书立说,对满族历史与文化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修正了朝鲜国内的相关讹误。北学派对传统华夷观的解构同朝鲜王朝事大外交相呼应,客观上为清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合理化叙述。在朝鲜北学派文人的眼中,满族具有崇文且尚武、侠客亦骚人的双重形象。不仅如此,北学派文人与满族文人之间的交游亦不同程度地涉及清代时政要闻、宗教政策与满汉关系等内容,为朝鲜王朝决策层全面掌握清朝各种政策和制度之优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晚清王治本《新潟新繁昌记》考论

王治本为晚清寓日文人,其寓日期间的旅游足迹、文学创作、交游关系与外交活动,为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写下宝贵的一页。今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王治本《新潟新繁昌记》写本一册,因是著未见流通,学界罕见论及。《新潟新繁昌记》是作者接续寺门静轩《新潟富史》而作,也是《舟江杂诗》的姊妹篇。该书主要记述新潟的人文地理概况,详今略古,并赞誉明治以来的繁昌景象,展现文人风雅情趣,而无讽刺之笔。

吏隐与雅集：晚明郑州石淙庄营造研究

晚明是中国造园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期,也是园林营造观念与方法发生重要变化的转折期。晚明阴化阳在郑州东湖“凤台荷香”景区内营建私家园林石淙庄,是当时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名园。运用文献资料、历史还原、时空结合等研究方法,分析石淙庄的选址特色、营造目的、营造特色及园林活动。得出结论:石淙庄是阴化阳出于吏隐和雅集需求的自主营建活动,有着明确的景观原型和心境合一的造园思想,功能布局和景致营造体现了晚明中原地区文人园的典型特征。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晚明中原地区文人园营造及转型研究的内容。

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北宋晚期士风极坏 ,不仅隐逸与奔竞这两种风气颇为盛行 ,而且形成了好官当中无好人、最高统治集团由昏君加佞幸组成的格局。士大夫阶层堕落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劣根性与软弱性 。

论程门浅绛彩文人瓷画的传承与创新

清末景德镇浅绛彩文人瓷画的兴起在景德镇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程门开创的浅绛彩文人瓷画从根本而言是在清中后期文人画引书入画的审美文化中进行的。研究程门浅绛彩文人瓷画的传承与创新可以明晰近现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规律。这对于当今发展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启示。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

鲜花的鉴赏品评乃是晚明清初江南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生活的一个面向。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其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方式,鲜花鉴赏是其媒介之一。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士人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借由对鲜花的鉴赏品评,达到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并体现其人文关怀,寄托人生理想,营造闲雅的休闲文化。凡此种种,形成该阶层普遍的生活哲学,由此折射出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和士人价值观念的嬗变。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逐利风气的狂煽和席卷,包括下层士人生员和上层士人缙绅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也深受感染,发生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异动,具体呈现在利欲意识的强化、治生问题的关注、躁急奔竞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若干方面。在社会问题丛集的明朝末年,上述表现中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士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成为酿成明朝国运不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