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经济生活中的认同感、批评欲与工农情——论延安文人的三次思想转变

延安文人的思想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变,这除了缘于前后不同的政策等因素外,特有经济生活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抗战初期,文人在供给制的经济生活中体验到了一种民主、平等与尊重感,这使他们在思想上表现出了对延安民主政治与集体生活的认同。“皖南事变”后,随着经济生活质量的下降、差异性的突显以及些许不合理现象的发生,文人改变了对前期延安的固有印象,并在文艺领域掀起了一股书写经济生活中“琐末的‘小事件’”的批评潮流。文艺整风后,作为经济行为的劳动进入了文人的日常生活,成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方式。文人的思想、情感由此开始了“工农化”转向,显示出了“深入实际斗争”在思想改造中的意义。因此,讨论延安文人的经济生活及其生命体验,不仅可以还原他们极具特色的生活环境,也将为其思想转变问题打开新的研究空间。

博戏:唐宋时期文人的娱乐生活探析

唐宋时期,文人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其中包括对博戏的参与。在生活中,文人参与博戏通常会附加各种类型的彩头达到增加趣味性的目的。骰子作为典型的博具,成为了文人宴饮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文人参与博戏对其文学创作、博戏的改造都产生一定影响;而过分沉溺于其中所伴随而来的消极影响亦无可避免,部分文人也针对不良现象做出抨击来达到教化作用。

生活即艺术--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精神旨归及当代意义

“天崩地解”“王纲解纽”的晚明时代,文人们受启蒙思潮影响,并依托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启日常生活审美化风尚。文章从晚明生活美学的文化土壤出发,揭示这种风尚是晚明文人个性解放、正视需求的表现,折射出他们反抗世俗、超越世俗的价值意图,承载着他们的精神寄托。晚明文人“生活美学”所表征的对个体价值的体认及尊生的旨归,面对现实困境的精神选择与审美取向,对生活的热爱态度及对生活智慧的经验总结,对当代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鉴意义。

屈从与建构——《长物志》中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与群体心态

《长物志》一书对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细节描绘。其中的文人居室设计和器具选择,成为群体的思想表征和精神承载,暗含着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晚明文人的理想表达及情感寄托。从物质生活角度探微《长物志》中所蕴含的晚明文人心态,在对文人家居环境构筑的考察中,发现其中所体现出的对清幽环境的追求与对丰裕物质的强调。他们对传统儒学礼制的恪守遵从与文化权力占有之下对其自身文化优势的炫耀共在,精神生活上的静坐禅修与环境构筑中的现实欲求交融。这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又是一种文人的复杂特质。

明清时期文人情趣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表达方式研究

文人情趣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古文化社会中,作为文人精神生活的主导力量,在精神领域居于重要地位。文人情趣会借助艺术作品将其展现出来,例如琴棋书画、园林、香炉等。明清时期所展现出来的文人情趣与前代不同,此时期的文人所展现的生活美学和审美逸趣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且更贴近人民也更代表人民。文章立足于明清时期文人情趣这一传统文化,以其传达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为出发点,通过分析总结明清时期文人情趣影响下的艺术表现方式及特点,并结合具体的服装案例,探讨其在当代的应用价值,为服装艺术设计扩大设计的可能性与社会性。

邺下文人的音乐消费与新声创制

曹操统一北方后,采取系列措施,致力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聚集于邺下的文士创造了安稳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提供了朝日相乐的经济基础。这种外在因素内化为邺下文人乐享人生的能量,在他们的音乐艺术才能和及时行乐的精神需求驱动下,逞才任性,诗酒风流,成为创制新声的活力,以享用声色之欢的艺术形式展示了邺下风流。

以中华美学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文人艺术的多元形态与当代价值

中华美学内蕴丰赡,可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不竭源泉。在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旺盛、高质量原创文化产品供给成为文化发展新趋势、自主创造型文化消费促进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日趋融合的背景下,中华美学将在更广阔领域发挥精神滋养作用。以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等为主要特征的中华美学思想独步世界,而文人艺术则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并以审美的多元形态融入文艺美学、造物美学与生活美学之中,成为中华美学的经典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表征。文艺领域形成的意涵丰富的雅韵美学,不仅普遍渗透于造物之中,形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造物理念与独特智慧,而且漫焕融汇于日常生活中,形成道器融通、优雅平淡的生活意趣与生存哲学。在全球视野和当代文明背景下对中华美学富矿进行深入挖掘,应既注重生成性的阐扬创化,又着力文化智慧的运思创解,既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丰富精神世界,又以高品位文化素养提升民族精神境界,使中华文化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焕发新的光彩。

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身份转型——以王韬、包天笑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把一批传统士人卷了进来,中国文人由此开始走出延续千百年的仕途经济,走向近代城市的分工体系和独立职业空间。作为晚清上海初始城市化的亲历者,王韬在文化心理和经济生活两方面,经历了一场由"士人"转向城市职业者的艰难蜕变。而生活于清末民初上海的包天笑,则以明确的职业归属感,取代了传统士人的仕宦情结,中国文人至此初步完成了由传统政教依附者向近代独立文化人的转型。

论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以《古诗十九首》为例

东汉中晚期,中下层文士开始出现人生价值和主体意识的重要转轨。他们以一种反传统、反主流的文化品格和姿态来表现对自我个体生命意识的追求、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忧患中的进取精神和对生与死的深沉的思考。贫贱生活的坎坷、知音难逢的悲哀、功业未建的惆怅和思乡怀亲的执著情感,使《古诗十九首》弥漫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动人魅力。

论沈周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意义

沈周是明代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他卜居民间,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他与传统士大夫有根本的区别。他脱离了古代士人的人生轨道,成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作为平民文人,沈周在人身和思想上已不再依附于政治权威,而专注于自家事业的营造,表现出某种独立的品格。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享受的是家庭生活的温馨和日常生活的乐趣。与传统士人相比,沈周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济世精神,这似乎是一种退化。但这种退化恰恰是一种私权意识的觉醒,蕴藏着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动力。

商州情结 长安气质——贾平凹从商州到西安的文学创作

贾氏的文学艺术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商州"到"西安"的文学创作过程。早期的商州生活,是其艺术禀赋、个人性格的生成之地,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生命情愫,源自少年生活经历的无意识的情感经验,成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原始故乡。贾氏艺术经验的获得、艺术意识的形成,生活和阅历的增长,对社会和人生的判断和认识,都是在四十年的西安生活经验中完成的。贾氏借助"商州"的故事和人物,创造出一个超越了"商州"的更为普遍和更为博大的文学版图,而这样的超越,基于他四十年的长安生活,他的文学艺术观念、精神追求和他的文人气质与他在古城西安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吸纳长安文化的风度和精神,贾氏的文学艺术创作愈益开阔。

唐代文士崇佛之日常表现

佛教发展到唐代,极为鼎盛,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纷纷礼敬三宝、信奉虔诚。此时的文人士大夫多涉足释教,他们的崇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多个层面的表现。或游宿寺院;或与僧交游;或在日常宗教实践中进行斋戒,诵经念佛,抄写佛经;又常有斋僧之举。崇佛文士还与志同道合之僧俗结社;并撰写了大量的释教碑、游记序文等佛教相关作品。其日常崇佛举动一方面是唐代佛教繁荣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对佛教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并推动了佛教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阅微草堂笔记》中文人的梦幻世界

《阅微草堂笔记》展示了文人丰富的梦幻世界。梦是文人人生追求和高雅情趣的表现:有追求科举与官禄的科名梦,有反映乾嘉学风的学术梦,有思考人生的哲理梦,有神秘灵感的诗歌梦,还有梦寐以求的古董梦。梦也是文人浪漫风流的感情世界的表现:有凄婉惆怅的爱情梦,有人欲放纵的艳遇梦,还有浸染男风的相思梦。梦表现出当时文人独特的人生追求和情感世界。

玄意人生——关于魏晋南北朝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一种的解读

玄意人生是魏晋南北朝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的一种概括,它是玄学经中朝名士而向生活情趣化转移、沉潜的结果,同时又与儒家所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化人生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主要的表现是超越于表演性的皮相之外的玄境与闲境的统一,以及文人对真之境界的追求。分析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能使我们对中古文人及其审美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对其时诗文的解读。

唐遗民文人乱世心态与人生选择

唐遗民文人仕宦情形有三种,一是不愿出仕;二是求仕未得;三是成功出仕。出自避乱、避祸和耻事强藩心理,一部分遗民文人甘愿远离官场;另有少部分遗民文人迫于客观压力或个人原因,求仕未得;还有相当一部分遗民文人出仕各地方政权,大致有积极争取、消极被动、巧于仕宦三种类型,其中地方政权统治者对文人的态度和文人自身来源地,往往对遗民文人选择出仕政权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对唐遗民文人来说,乱世心态及其人生选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心存忠义而不求仕宦者令人称道,乱世中为民谋求福祉者更值得推崇。

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自明代中期以后,对旅游的肯定已成一时之风,而旅游则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明代士大夫旅游观念系统的梳理,指出文人与道学家在旅游观念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士大夫的旅游体验又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明代的游人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将其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

鲜花的鉴赏品评乃是晚明清初江南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生活的一个面向。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其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方式,鲜花鉴赏是其媒介之一。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士人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借由对鲜花的鉴赏品评,达到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并体现其人文关怀,寄托人生理想,营造闲雅的休闲文化。凡此种种,形成该阶层普遍的生活哲学,由此折射出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和士人价值观念的嬗变。

金农绘画的“金石气”

金农毕生有金石之好,他既奇且怪的绘画是在"金石气"浸染中产生出来的。金石气影响他对永恒感的追求,影响他的绘画真性观,也影响到他绘画中所蕴藏的"历史感",更铸造出他脱略凡尘的绘画语言。本文通过金石气与金农绘画之间的关系分析,探讨他在拓展文人画表现领域方面的贡献,并由此思考文人画发展中的相关理论问题。

魏晋士人的生命空间

空间 ,是标志人之生存的维度。魏晋士人生逢乱世 ,一次次的迁徙流变中 ,其地理空间的频频变换、生存空间的步步后退 ,在他们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形成了其心理空间之纷繁复杂、性质迥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