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的历史价值研究

《更路簿》作为我国民族海洋遗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着更路精神与定量耕海的历史性传承等内容。更路精神既包含宏观的国家海疆意识与海洋文明的历史性精神传承;同时也包含着微观的渔人掌控驾驭海洋的技术内容。而渔人的掌控驾驭海洋也成为海洋文明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此中不仅包含特定的渔人群体,同时也包含士商所辑录的与海有关的所有诗、史、书、志及簿等。民族海洋遗俗的传播途径既有民间的依赖于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相承的,也有官方的通过士人所完成的有关海疆意识的辑录。所有的这些都能在历史性的耕海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赋予新义,并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性经验累积过程。

军事哨楼 游宴场所城市地标--黄鹤楼历史文化意蕴探寻

位于武汉武昌蛇山西端黄鹄矶头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从位于城西南角瞭望守戍的军事哨楼,到与城垣分离、成为独立的观景建筑而成雄奇壮美的游览楼阁,其旅游功能不断强化,围绕其历史与传说,其周边衍生出许多相关景点,将斯楼所涵摄的空间不断延伸扩充,又将文本传统外在化与形象化。自宋代始,黄鹤楼不仅承担旅游胜地的功能,也是官方的接待处和临时的官署,明清时期更是地方文化复兴重要的一部分,还展示了国家危难时期仁人志士的热血与豪情、抗争与信念。在绵延上千年的时间里,黄鹤楼屡毁屡建,一直在长江边发挥着重要的"点景"和"观景"作用,自唐代起(除南宋为南楼代替过一段时间外)就是江城的一个标志,以其高大的形体气势勾勒出城市的轮廓线。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江城的标志,除了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自身固有的气质——瑰丽堂皇和形制工艺、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外,更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传说、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存在更密切关系。

明清别集的著述化

明清别集编纂中,有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打破只录单篇辞章和以诗赋为中心的编纂传统,在别集命名、内容收录和编次体例上,都呈现出显著的著述化趋势,甚至涌现出大量以述学为主、完全无涉诗赋辞章的“学人文集”,并伴随着相应的理论自觉。这种变化,体现了明清士人对别集起源、性质、功用及文学观念的独特理解,也透露出诗赋辞章地位的日渐衰微。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魂牵梦绕的草根心结谱系——陕西地缘文学的审美特征

文化学表明,地缘文学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沿革的综合产物。陕西文学因其特有的山、川、塬俱备的地理形态和积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人类文明史过程中,逐步衍生出缘于本土事象物象的独特的地缘文学观及其创作特征,即黄土地心结、父老乡亲心结、三秦女性心结、秦风民俗心结四个维度。从创作理念看,这是陕西几代作家共构的魂牵梦绕的草根心结谱系;从创作审美看,它又与京津、晋冀、江浙的地域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以曲为史: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剧创作

由于受史学意识的支配,中国古代文人创作历史剧以展示历史材料、总结历史规律为主要价值取向,而以戏剧的艺术审美取向为辅。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演史、补史、改史。;由于创作中坚持史学意识的主导性,所以,即使在补史、改史中有与正史记载出入的成分,也并不因此而改变历史剧的本体属性。形成以曲为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庸讳言,以曲为史存在着缺陷,然而其对现代历史题村文艺创作所提供的经验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的召唤:走出传统伦理的困境——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五四激进文人为中心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五四激进文人,立足于西方文化尺度,在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等维度上急进地反叛中国传统伦理。文章认为,他们针对封建专制伦理桎梏而提出的个人主义话语,正是中国人伦理思想趋近现代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从根本上颠覆"三纲五常"传统伦理规范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成为了中国传统伦理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记。

宋祁“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与宋初“士大夫之词”

李清照追溯歌词发展历史,以为自唐至北宋"涵养百馀年",均呈"乐府声诗并著"局面。她批评"宋子京兄弟","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考宋祁创作,有声诗,亦有"乐府"。宋祁是仁宗朝雅乐建设的骨干,他"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正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士大夫之词"创作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旧声"、"新声"竞相发展的态势。

近现代曲靖城市形象的文人书写及其文化反思

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象征资本的构成要素,对于城市历史形象的考察有助于反思该城市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效应。审视中国近现代文人对曲靖城市形象的历史书写,对当下曲靖的城市文化构建可以起到一定的参照与启示作用。

表现主义画派与苏轼文人画思潮之艺术核心比较

西方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绘画与我国宋代以苏轼为首开创的文人画思潮殊途同归,他们在艺术主张上存在共同点及相异之处,同时在艺术核心上也存在相同点及相异之处,两者都具有表现性、创造性,都注重主观表现与客观图式的结合,但表现主义拥有狂热激情,苏轼文人画具有理性约束,绘画表现形式的表现主义具有多样性,苏轼文人画具有统一性。

天津查氏水西庄诗人群的文化心态及雅集内涵

天津查氏水西庄诗人群以布衣寒士为主体。在雍乾之际政治牢笼文学、文网钳制思想的特定时空中，他们以荒寒阗寂的内心情状和独立自持的个性精神彼此认同，构成相互交好的“心理场”，形成和谐融洽的雅集氛围。在雅集酬唱中，诗人们一方面以诗酒自娱、淡泊自守的方式调适心灵；另一方面在互诉心声中宣泄情感，展现出雅集圈内自足自乐、与世疏离的文化心态。这种情感氛围与文化心态凸显了水西庄文人间真契相谐、濡沫相依的精神气场，而这也正是文网高张时代雅集文化内涵的体现。

“列士献诗”与变风变雅

士的阶层属性,决定了"列士献诗"作为一项制度,为其文化职能之一。由于东周士人失位,使大量的士大夫流散,不仅导致了《诗经》以患君、患吏、患仕为指向的变风变雅,也强化了士人作为文化阶层的群体认同,转而追求对社会、道义的理性思考。

古雅娟秀 气韵超然——董其昌绘画中的笔墨之美

董其昌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代表,在绘画实践上以推重笔墨形式之美而独树一帜,其“古雅娟秀、气韵超然”的艺术风格,影响了明末及以后的中国绘画朝笔墨形式发展。董其昌一方面将书法艺术之笔法巧妙地融入到绘画中,生发出刚柔、苍秀、遒媚、生熟、巧拙兼具的视觉美感;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将古人善作自然丘壑并以此为审美标准的美学观移位于笔墨,诠释创作者的情感精神,辩证地区别出自然真实与艺术真实。董其昌的作品虽不求形似,以意取之,却能以笔墨之趣表现出自然大象之美。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

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现代转型,二是《大公报》的言论特性。以《大公报》的历史演变为例,通过阐释《大公报》各个阶段的办报宗旨,今人可以管窥1949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特征与风格。

以晏畿道感伤词观宋代士风

晏畿道所代表的婉约词风,是当时北宋时期士人心态和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时宋代文人士子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思维的折射和反映。工致言情的词风与生平坎坷起伏的遭际,导致了晏畿道感伤词风的形成与臻于完善的过程,其清婉伤感与格律精微体现出宋代词体逐步成熟与完备的发展历程,颇具考证与论议的文学价值。

论文人词写作经验对晏几道之影响

因晏几道生平材料过少,以"知人论世"的方式来研究其词,无疑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文人词作为乐府的一种延续,主要体现在"主题契约"上,这一点对晏几道词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晏几道而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创作经验也不能忽略。

晚清旅日士大夫的日本妇女印象

晚清时期,中国士大夫留下数量众多的日本游记。在他们笔下,日本妇女社会生活与中国相比呈现出巨大差异。她们出入公共场所,热衷于社会交往;婚姻基本自主,婚俗崇简务实;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并成为生产领域的重要力量。妓女职业虽夹杂一些庸俗下流的东西,但已从中蜕变出近代意义上的娱乐业。所有这些,均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日本的近代化历程。而中国士大夫并没有认识到上述变化的真正意义。对他们来说,从这些方面学习日本无疑是一种触及灵魂的痛苦。这也预示着中国的近代化,仍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论清末民初引书入画思潮与景德镇程门陶瓷世家的兴衰

清末民初浅绛彩文人瓷画的兴衰在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浅绛彩文人瓷画的兴衰归根结底是当时引书入画思潮的审美文化所致。程门陶瓷世家的兴衰是浅绛彩文人瓷画兴衰的集中体现。研究程门陶瓷世家的兴衰,可以明晰近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规律。这对于当今陶瓷绘画艺术家传承和创新传统陶瓷艺术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明清之际历史小说的民族意识

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面对突变,汉族士人生活和心理受到深刻影响,因选择道路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但他们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华夷之变的民族意识上,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小说家多陷入对故国往事的追忆与反思之中,并通过借写历史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意识,但也存有很大的偏狭性。

试论文人画的创新精神

“文人画”代表着中国画的发展主流,一千多年的发展衍变,经久不衰,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文人画的发展轨迹是一个创新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没有理由在文化复兴的今天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