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别集的著述化

明清别集编纂中,有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打破只录单篇辞章和以诗赋为中心的编纂传统,在别集命名、内容收录和编次体例上,都呈现出显著的著述化趋势,甚至涌现出大量以述学为主、完全无涉诗赋辞章的“学人文集”,并伴随着相应的理论自觉。这种变化,体现了明清士人对别集起源、性质、功用及文学观念的独特理解,也透露出诗赋辞章地位的日渐衰微。

现代的召唤:走出传统伦理的困境——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五四激进文人为中心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五四激进文人,立足于西方文化尺度,在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等维度上急进地反叛中国传统伦理。文章认为,他们针对封建专制伦理桎梏而提出的个人主义话语,正是中国人伦理思想趋近现代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从根本上颠覆"三纲五常"传统伦理规范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成为了中国传统伦理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记。

男权规范与女性主义纠结下的双重文化镜像——论第三代女性诗歌的文化悖论

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诗人的诗歌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诗歌",一方面以清醒的女性意识揭露了男性中心社会和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施虐",以对女性自身生命原真状态的揭示建构起妇女解放的新话语,另一方面又以对传统女性精神的返顾与留恋,显示着甘愿回到"传统女性"的倾向。她们的诗歌以对男性显性层面的反抗与隐性层面的依恋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悖反意蕴。

唯美化创作:对母语文学诗性本质的传承与创新——苏童小说与母语写作之三

苏童小说之所以具有可读性,是因为他拥有自觉的母语写作意识。苏童的母语写作缘于江南文化和文学的濡染,又集中体现在他对以"俪辞"为所指的南朝文学传统——一种唯"美"尚"艺"的母语文学传统的创造性传承上。"俪辞"文学传统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呈现了汉语言母语诗性本质的自然舒张,直接启发和点化了苏童小说的话语言说方式,并彰显出唯美主义特质。而且,由于"俪辞"文学传统与与江南文化特有的佳丽本色紧密关联,苏童将女性"红颜"作为江南文化之定位性象喻,因此在小说中营造阴森瑰丽的世界、叙说颓靡感伤的传奇,使其小说文本展示出一种艺术上的柔美和形式上的精致。

试论文人画的创新精神

“文人画”代表着中国画的发展主流,一千多年的发展衍变,经久不衰,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文人画的发展轨迹是一个创新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没有理由在文化复兴的今天妄自菲薄。

身份嬗变与抒情回归:论元祐诗坛的民生抒写

北宋诗人的民生抒写,是其官员、学者、文人等多重身份意识在文学上的表达交会点。北宋初期,欧阳修、梅尧臣等诗人主要秉承白居易等倡导的“新乐府”的讽喻精神。元祐诗坛上,王安石晚年以宰执视角抒写民生关怀,达到平淡、含蓄的艺术境界;苏轼以“亲民官”与“田舍翁”的视角摹写民生,实现民生抒写与身世之感的融合;黄庭坚进一步强化了民生抒写的布衣精神,并尝试将民生画面作为诗料,化俗为雅,营造出新的艺术效果。以王、苏、黄为代表的元祐诗人,克服了官员身份属性浸入民生抒写中带来的抒情割裂和浅俗倾向,使民生抒写重新回归士人文学抒情言志的传统。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学群体由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史价值。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文人书写传统与现代纸媒写作的离合——以郑逸梅为中心

从发生论的角度对郑逸梅所处的时代症候与个人书写之间存在的较为复杂的离合情况进行初步梳理,从中可以看出其说人纪事、知人论世的基本风格及匠心巧构、体大思精、评议公允、才学并见、长短皆宜的写作特点的形成线索。

精神的传承——新时期小说艺术构成的鲁迅风骨

鲁迅文学创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那一时代,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不朽的延续,特别是在新时期小说的创作中,常常可以窥见鲁迅的影子。特别是鲁迅创作的艺术手法如白描、讽刺、幽默、儿童视角一直是关注的重点。

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在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墓志记载文学家的事迹,可以对唐代文学名家诸如贺知章、李白、杜甫、韦应物等具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唐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但因仅靠写本文献的流传而埋没了很多诗人和诗作,从新出墓志中挖掘被埋没的诗人和作品,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墓志是特殊的人物传记,它在程序规范和变化发展的交融过程中不断演进;墓志出土的偶然性以及未经选择的原始状态,最有助于文体发生和演变的研究;通过墓志以钩稽唐代文人的著述,也可以展现唐代文学与学术繁荣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