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变”时空下民族“隐言”的表达--以《中国文艺》为中心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自创刊起便以刊载“纯文学”的办刊原则表明了疏离政治的文化立场,从而引起了北平有识文人的关注与认同。他们以此为文学阵地,秉持着民族心绪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间接表明了对日伪政权的不满。然而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欲求文学的自救以重振民族精神,终究举步维艰,于是《中国文艺》以“隐言”的表达策略拓展民族启蒙话语空间,展写有识文人的民族情怀,呈现出民族文学的创作追求。在《中国文艺》所集结的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荒芜的北平文坛得到复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平文坛的民族向心力。

“运”而不“动”:华北沦陷区日伪铁路“爱护村运动”及其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铁路沿线治安、打击反日力量,从1937年开始陆续将华北沦陷区铁路沿线的村庄划入“爱护村”范围,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铁路“爱护村运动”。日伪通过各种手段动员铁路沿线村民尽心护路,但效果并不如预期。“爱护村”加重了华北农民的生活负担,其中无法解决的经费困境和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使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歧。这场由日伪运作、多方参与的“爱护村运动”在1945年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走向终结。

抗战后期中共沦陷城市工作政策探析——以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城工部门工作为中心

抗战初期,中共在沦陷城市坚持开展秘密抵抗活动。在抗战困难时期,中共加强了沦陷城市工作,积蓄力量。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中共中央为推进沦陷城市工作的开展,以便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大中城市,制定了一些政策,并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中共动员全党,在思想上促使各级党委加大对城市工作的重视力度,在组织上健全各级城工组织机构编制,配备专职城工干部,促进了城市工作的快速发展。但各地党委在贯彻落实政策环节也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及时检讨并纠偏,最终促使城市工作总体上取得了突出成效,对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中国文艺》诗歌的民族“隐喻”

华北沦陷区严苛的政治语境使含蓄抒情的诗得到了意外发展,在情感意蕴和创作手法上,诗显现着审美意义的现实超越。在北平文学内外交困之时,《中国文艺》诗人将现实的苦闷和压抑化为心灵的疮疤,用忧伤标记着时代的精神烙印,他们的诗作不仅抒怀了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还以含蓄抒情的方式潜隐地表明创作立场,由此建构了民族“隐喻”的表达方式,拓展了文学启蒙的空间。

我国南北方地区中医防治流行性感冒用药的差异研究

目的:探讨我国南北方地区中医防治流感的用药差异,为不同地域流感的治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收集CNKI数据库中1993-2013年发表的中医药防治流感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建立流感数据库,采用SPSS软件对南北方流感用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南北方流感中医防治用药均以清热药、解表药和化痰止咳平喘药为主,尤其是发散风热药和清热解毒药应用最多。不同的是,南北方有16味药物存在使用差异,北方注重清热泻火、益气养阴、止咳平喘;南方兼重理气化湿。结论:不同地域、气候对流感病因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病机和组方用药。我国南北方地区防治流感中医用药存在差异,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张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国”实践——抗战时期居京台籍文化人研究之一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虽与祖国分离,但与大陆、特别是大陆的沦陷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使得在殖民语境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人、特别是文化人的身份认同趋向,交叉纠结。本文在简析不同沦陷区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台湾作家张深切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七七事变后移住北京沦陷区的原因和“文化救国”的实践,对抗战时期台湾作家的民族国家认同,作一历时的个案考察,为客观地界定沦陷区作家的立场提供一种叙述方式。

权力、金钱与立场的博弈——从新民会的全联会看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基层统治矛盾

1940-1944年,日伪华北新民会中央总会在日军顾问的操纵下连续召开了五届正式全体联合协议会,其目的在于笼络各路汉奸、缓和基层矛盾以及制造倾听民意的声势。然而,历届全联会议案从筛选、讨论到后续执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充分暴露了日伪基层骨干与日军及其汉奸代言人之间的矛盾。华北日军通过全联会拉拢基层汉奸以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未能如愿。

日伪新民会与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新民会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治组织,是华北日军进行殖民统治和"思想战"的工具。新民会在沦陷区建立起了以宣传"新民思想"、"中日亲善"、复古、反共为主要内容,以青少年为主要实施对象,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青少年训练为主要方式的奴化教育网,对整个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手段多样、身心并重,给沦陷区人民造成极大伤害,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极恶劣的影响。

华北沦陷区的“鲁迅接受”

华北沦陷区先后发表过多篇纪念、评价鲁迅及其作品的文章,形成华北沦陷区的鲁迅接受史。这些文章,有的出于抗日的民族意识,有的则从殖民者立场解释鲁迅,为日本侵略张目;有的是认真的学理批评,有的则是非学理批评;有的探讨原作中的阿Q形象,有的探讨改编中的阿Q形象。华北沦陷区的"鲁迅接受",非常复杂,构成鲁迅接受史上不可偏废的一翼。

日伪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

因为日本的残酷统治,日伪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无论翻译文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同是沦陷区的上海、北京同日而语。日伪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期刊上登载的译作数量有限,译者多为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翻译文学的选择带有鲜明的战时体制影响的痕迹。尽管日伪统治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成就极其有限,但只有将之纳入考察的视野,民国翻译文学史才会完整地呈现。

华北历史民俗文献述论

历史民俗文献是中国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北民俗文献是记述华北地区民俗事象的文献,华北地区因为环境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民俗亚区,各民俗亚区的民俗文献有着不同的记述特色。华北民俗文献按其类别可区分为三类:庙会文献、岁时文献和地方风土文献等。华北民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可为丰富与发展中国历史民俗学提供重要资料基础。

华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

华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不可缺失的一环。在华北沦陷区,众多期刊报纸继续刊载译文,出现了众多的翻译家,翻译的国别多种多样,翻译理论的建设继续进行。华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呈现了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史,在华北沦陷区没有中断。

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

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不可缺少的一面,但却没有被写入翻译文学史中。在东北沦陷区,众多期刊报纸刊载译文,翻译家众多,翻译的国别更是多种多样。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与日伪的文化统制存在着一定关系。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与其他沦陷区的翻译文学一样,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应该被纳入翻译文学史的视野之中。

深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东亚场域中共时的殖民体制差异/历时的时代转换维度

中国20世纪上半期文学,是在东亚殖民语境中发生和展开的,其中,各种日本占领区文学占有相当的份额。经过近20年的拨乱反正,被冷落半个世纪的沦陷区文学开始纳入新版中国文学史。不过,由于过于简略,远未达到最基本的共时均衡。日本的侵华战争造成区域的分割和发展的断裂,因此引入共时的殖民体制差异维度和历时的时代转换维度,重新关注外部因素与文学的关联,有助于进一步细化复杂的日本占领区文学评估,还原民国时期文学本来的样貌。

东北沦陷区朝鲜作家的自然抒写和文学治愈

东北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14年,高压的殖民政策也使得东北地区文学遭到摧残。在条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移居东北的朝鲜作家曾在这片热土上开创了朝鲜族文学的先河,并与东北作家群一同抒写了东北沦陷区文学。首先,这个时期朝鲜作家创作的作品,通过自然抒写,如东北的地理位置、气候和水土等,表达了民族意识、生存意识和批判意识,这对了解和考察整个二战时期东北沦陷区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以及特殊时期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等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这个时期朝鲜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了内心的愤慨、抑郁等复杂的感情,将文学作为自我治愈及读者治愈的方式,这对了解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不同功能具有实证性的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变革与抗日动员

在全面抗战初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发展存在着外行领导外行、知识分子难以融入群众、艺术至上等问题,影响了戏剧运动的开展。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党的文艺政策后,才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导向。华北抗日根据地及时学习《讲话》精神,经过深入地教育、动员,文艺工作者开始“下乡”“入伍”,主动融入工农兵群众,抗战戏剧的内容与形式也开始向通俗化、大众化方向转变。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华北抗日根据地涌现出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使戏剧逐渐融入群众生活,成为唤醒民众、教育民众、战胜敌人的思想武器,对抗日根据地建设与抗日动员起到了推动作用。

“异态”时空下的“苦难”叙事——论《中国文艺》的“写实小说”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颇有影响的文学期刊,"文化兴邦"的办刊理念与"纯文学"的办刊追求使其保持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有利避免了日本殖民话语的政治干涉。在《中国文艺》刊载的文体中,小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其他文学期刊相比,《中国文艺》刊载的小说既无粉饰太平地逢迎日伪政权,也不着意于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国文艺》刊载的"写实小说"多以现实为基点,暴露社会的暗角,书写时代的苦难,关注民众的精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显现有识作家对日伪政权的不满。这些有识作家秉持着人文关怀和民族正义书写着乱世悲苦,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积极探索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呼吁民族精神的重振。

论沦陷时期北平文学的“文艺大众化”

20世纪40年代,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北平有识文人积极探索文学启蒙的理路,呼吁以文化的复兴重振民族精神。此时,大后方、解放区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为北平文人提供了文学启蒙的理论借鉴,北平文坛也随即展开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北平文坛推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方略,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民族性,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北平有识文人的民族立场,间接反戈了日伪殖民意识形态。就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方式而言,“文艺大众化”无疑暗示出北平文人的启蒙立场的转变,在民族救亡的共同呼吁下,北平文坛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理路与大后方、解放区推行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构成了呼应。

论四十年代公孙嬿的“色情小说”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北京文坛,公孙嬿的“色情小说”一经发表便遭到了道德的批判和质疑,引发了北京文坛关于“色情文学”的讨论。然而,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并不止于娱乐消遣,异化的欲望书写恰恰表现了沦陷区畸形的社会体制对民众的精神挤压,由此间接反映出作者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排拒态度。在“建设新文艺”路线的倡导下,“色情小说”的创作价值并没有得到关注和认同,强调个体意识的欲望化写作被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流冲击,面临着边缘化的“生存”困境。

生长在华北沦陷区的反日文学——重读关永吉《牛》

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沦陷区文坛陷入日本控制之中。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政治文化环境与中国作家的民族认同关系紧张。华北沦陷区“乡土文学”作家代表关永吉,其“乡土文学”作品和理论倡导具有抵抗色彩,不仅展示了作家不止于沉默的积极姿态、反日书写的可能及方式,还呈现了沦陷区文坛多样而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