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恶”到无法言说的“恶”——二战后法国情境下的概念考古

恶是现代以来德国哲学传统的关键概念。康德提出的“根本恶”为人性奠定了抽象普遍的基调,涉及先验哲学框架内人性的可能性与限度,恶的神学意涵被淡化。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的摧毁,集中营等极端事件引发了对人性的重新思考。法国哲学以自由与介入的独特思想特质,回应并发展了德国哲学传统中恶的概念,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赋予了恶的概念无法言说、无法理解的特质。恶的概念在法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与地理空间中,在与德国哲学的互动中,不断流变甚至被彻底打破。恶的历史语义在理论与实践中发生了根本改变,却在美学领域与具体的文艺实践中以悖论方式得以重新言说和表述。因此法国语境下恶的概念的特质,还在于其中蕴含的救赎的可能性。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十七年”儿童战争小说中的小英雄形象

“十七年”文学中有一批以小英雄为主角的儿童战争小说,作品塑造的小英雄形象深入人心。这些作品中的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创作模式,少年儿童的某些特性也被反复书写。对枪支的狂热追求和面对复杂斗争的游戏态度使小英雄的勇敢无畏被放大,建构了其“神化”的一面;对哭和恐惧的用墨使小英雄的年龄、心理特点被关注,丰满、立体的“人性”由此得到发掘。

野间宏战后初期战争文学中的身体书写

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各个人文学科的身体研究如火如荼,但其与战争文学之间的连接点,时常处于被忽视的境地。野间宏战后初期的战争文学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涉及文本多,且有着较为显著的身体书写,故以身体研究理论考察野间宏的战争文学,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野间宏战后初期战争文学的身体书写具有丰富的内涵。被规训的身体书写表达出野间宏较为明确的反战思想;被物化的身体书写描绘出因战争扭曲的人性;战时体制下被凝视的女性身体和两性关系书写则表明了特殊环境下身体被压抑的真实状况。通过战后初期战争文学的身体书写,野间宏向读者展现出将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结合在一起的全新的文学方式,同时也体现出作家对不义战争的思考。

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

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战后的抗日文学才是真正的抗日文学。前30年的抗日文学虽涌现出一批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整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新时期的抗日文学不仅完成了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的历史性转变,也开创了中国抗日文学的新时代。变化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走出了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单一立场的国家化叙事模式,也走出了战后30年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立场的集体言说方式,开始了立足于民间视野和个人话语基础之上的抗日历史的文学重构与叙述。

构建抗战遗址及抗战文献利用的立体形态研究

文章提出,重庆抗战历史文献中心以罗斯福图书馆的保护利用和重庆图书馆及全市收藏的抗战文献的保护开发为基础,搭建共同体系,展现抗战历史文化的立体形态,传递和表达抗战遗址与抗战文献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信息,将它们融入现代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此加强社会民众对抗战遗址和抗战文献的认识和了解,从而达到抗战历史文化的普及,抗战革命历史的传承,民族抗战精神的永续。

学术救亡:抗战时期的魏晋六朝之学

抗战时期,对于魏晋六朝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人们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体味到相似的"南渡"情怀,对魏晋六朝学术作"理解之同情"的探究,体现了他们关怀现实的爱国热忱。同时,对魏晋六朝文化中历来存在的"清谈误国论"的争议,无论是褒是贬,不同的研究角度均指向同一的文化关怀。而对于魏晋六朝文学文化中的精神解放与人格美的刻意强调与学术论证,尤其可见魏晋六朝之学在抗战时期作为特殊的传统学术资源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出土战国文献中助词“之”的研究

出土战国文献中的助词"之",可用于定中之间、状中之间、中补之间、主谓之间以及主语与介宾之间,其基本功用是充当定语、状语和补语的标志。

抗战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

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一直比较落后,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几个重要的出版社和期刊社迁来华西,与本地出版社机构加强合作,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成都成为抗战时期基督教出版业的中心城市。抗战结束,一些出版机构迁走,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走向衰落。

出土战国文献中的虚词“既”

出土战国文献中的"既"本为动词,是"尽"的意思。由此虚化为副词,是"已"、"已经"的意思。由副词又虚化为连词。连词"既"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并列,二是表示让步。在出土战国文献中,"既已"是个复音虚词,作副词用,是"已"、"已经"的意思。

出土战国文献中的语气词“殹”

出土战国文献中的"殹"和"也"不是一个词的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而是两个不同的词:"也"属通语,"殹"为秦国方言词。"殹"有用作句末语气词和句中语气词两种用法。句末语气词"殹"可用于陈述句之末(包括单句、复句、分句之末),表示判断、确认肯定的语气;用于疑问句、祈使句末的"殹"也是如此。句中语气词"殹"可用于主语、状语、定语之后,也可以用于转折短语之中,都表示停顿语气。

论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报刊及发展特点

论文阐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前这十年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报刊、共产党报刊以及 私营报刊的发展历程,并指出这一阶段报刊发展的主要特点。

徐中玉先生抗战前后文论述评

抗战前后,徐中玉先生有大量的文论著述,他对文学批评、民族文学、文学语言等理论问题表达了集中而系统的意见。徐中玉先生抗战前后的文论,体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和学术方法上的科学性,至今仍然葆有鲜活的生命活力和丰富的启示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期刊纸种特点及保护策略

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了大量的期刊。调查表明,抗战早期,全部刊物采用机制纸;抗战中期,一半多刊物用手工纸;抗战晚期,手工纸近乎"一统天下"。进一步研究发现,机制纸期刊主要是酸化,手工纸期刊则为虫蛀。相应保护策略应是,机制纸刊物要尽快脱酸,手工纸刊物要灭虫防虫。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通过对《春秋经》《左传》记载中的越"入吴",《国语》记载的"越王勾践""袭吴"时"入其郛",《史记》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及赵晔《吴越春秋》记载的"子胥……造筑大城",《越绝书》记载的"吴大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的"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等作文献考释,首先论述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在春秋时期的客观存在。接着,又从《越绝书》记载的战国时"春申君所造"之"楚门",乃系苏州城门中的"破楚门"演变而来;另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分析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的遗存。其后,从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为唐代演变而来,指出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从而印证黄歇治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事实。上述文献记载,清晰地表明如下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

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经验

抗战时期是老舍写作生涯的重要转折期,文艺大众化又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学面临的首要难题,这个话题的提出和运作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老舍的写作走向。通过分析老舍抗战时期参与通俗文艺写作和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的经验,讨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和老舍的写作走向的相互关系,并且在老舍的庶民身份、性格因素上寻找原因。

抗战时期手工纸与机制纸期刊破损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了大量的期刊。这些期刊有许多是用手工纸印刷的。该文取样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手工纸与机制纸期刊的破损状况差异很大:机制纸期刊酸度高,纸张变色,少有虫蛀;手工纸期刊接近中性,没有变色,但虫蛀严重。纸张酸度高,会导致纤维素的长链易断为短链,再过几十年,这批机制纸期刊有可能一触即碎。手工纸期刊的酸碱度接近中性,应可以保存几百年,但要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虫灭虫措施,否则有被虫吃光的危险。

乾隆朝大小金川战争问题研究述评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对清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自清代迄今,不少学者对金川战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或以清朝的立场来探讨战争的影响、得失及善后问题,或对战役起因、经过和结果展开描述,或从边疆史、民族学的角度探讨战争问题。由于受档案资料开放和利用的限制,对金川战争相关问题的探讨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孔子师徒的文学传播

春秋末年,中国的文学传播经历了从官方传播到民间文化学术流派传播的历史性变革,促成这一变革的是孔子师徒。孔子师徒文学传播的主要内容是礼学散文,也包括《诗》、《书》、《易》文献和六艺技艺。孔门文学传播有七大显著特点:传播的内容伴随着传播过程而不断生成;传播的动力来源于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真诚信仰;传播的组织方式是在孔门弟子派系之内,按照师徒代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分工有共同传播与独家传播;传播行为多受孔子教育思想及弟子个性、特长等因素的支配;传播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后学的才能以及志向;传播形式有单篇、结集、缀语、片断和片语传播。孔子师徒开启了战国两百多年的文学传播新格局,诸子百家面临新的传播环境,在继承孔子师徒传播模式基础上又有许多新变。

抗战时期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新趋向

抗战时期的新文学在继承“五四”新文艺传统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三个历史性的新趋向:从中心城市走向边远地区和底层民间;雅、俗两大文学潮流由相互对立转向相互交融与互动;解放区从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中诞生了“新小说(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也由此在抗战的推动之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把“五四”新文艺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