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的另一种——五四妇女解放思潮与凌叔华的写作

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通过演绎旧式女子的悲惨命运,控诉封建旧伦理、旧秩序的不合理成分;同时,借助宣讲易卜生主义,创作大量模式化的“娜拉剧”,建构起对妇女解放思潮的理解以及新女性的设想。伴随着大革命的惨淡煞尾以及社会上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的讨论,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方式的探索逐渐深入且多元,突破了既定的二元模式。作为激进时代中的渐进者,凌叔华借助性别的对立缓释了旧式家庭内部“父”与“子”的冲突,并以撕裂的女性欲望书写、绝望的“新”之变局呈现,打破了五四时期知识界在妇女解放命题上的乐观想象。凌叔华独特的“破旧立新”表达根植于个体的成长经验和知识结构,呈现出超脱时代的倾向,展示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道路的“另一种”形态及可能。

五四运动与张东荪“总解决”方案的形成

张东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在1918年进入思想界时,主张"创育新青年",并希望"创造一个青年结合,代表文化,改造社会,监督政治",以此让宪政回归正轨。此主张实际是回应在面对民初尝试共和挫败时"依靠何种势力"及"如何结合"的时代困惑。随着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在观察、参与、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张东荪的思想逐渐激进,形成一套以阶级竞争推翻中国现状的"总解决"方案,从改良走向革命。这意味着他从寄希望于青年,转变为依靠学界、工界、农界等平民阶级,同时从青年结合转变为阶级内部的结合与阶级之间的联合。在这一方案中,"各自革命"成为"总解决"之前的预备。

从“我”到“我们”——对“五四文学”转向“革命文学”的深度思考

五四新文学以"个性解放"为口号,以"自我"与"自由"为目的,全面宣传其"西化"启蒙的价值理念,并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然而,启蒙却并没有使新青年获得"自我"与"自由",反倒是使他们遭遇了现实生存的巨大困境。因此,新文学作家的思想倾向性,便开始明显地发生了"左转"。因为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由于"自我"绝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地存在;故叙事主人公由"我"变成了"我们",则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

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 ,但白话文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通俗易懂更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五四语言革命的主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体现 ,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通俗易懂。五四文学革命由于肩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所以在走向通俗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多审美上的考虑 。

五四“新道德”中的社会伦理取向及其基本内涵

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是中国近代之后社会变革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革命中的"旧道德",指的是以家族主义为特征的封建宗法等级的伦理观念,而"新道德"则具有明显的社会伦理取向。五四时期的社会伦理,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期望通过对家族伦理和"奴隶道德"的批判,解放个体,创造出真正的道德主体,而在伦理关系上,则追求一种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他人利益之间有机统一的新型伦理关系。这种伦理观承认个人自利的合理性,但在应然的层面上,以培育起主体的社会意识、群体意识作为价值目标,从而不同于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道德观。

王元化与后五四反思(笔谈)

王元化先生自称“五四之子”,他借反思五四的缺失,然后追溯到卢梭国家学说,最终回到五四自由精神与人道精神,回到现代文明立场,他是透过反思五四来继承五四的。元化先生在中西文学理论、哲学研究、社会政治等领域有许多深入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如何把握先生留下的思想课题,如何通过重启中国古典学术尤其是古典文学理论来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如何继承五四超越五四,这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徘徊在“五四”文学传统与战时文化规范之间——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

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 ,始终艰难地徘徊在五四文学传统和战时政治文化规范之间。作家试图寻找出一条既不背离自我艺术个性 ,又顺乎时代要求的创作之路 ,其间有可喜的收获 ,也有苦涩的教训 ,其创作道路和作品文本呈现出的矛盾性、复杂性与多样性 ,无论对于作家本人 ,还是对于解放区文学 。

“五四”新文学源流研究述评及其反思

“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却也存在一些问题。全文通过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评述,来反思其中出现的问题。

五四前后作家对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现代阐释

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现代阐释是在现代儿童文学理论视野下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中儿童文学资源和民间文学中儿童文学资源的发掘、整理,其理论成果和整理之后的各种形态的作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五四前后的儿童文学家在这一工作中确立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为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作了切实的界定工作,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儿童文学的资源范围被不断扩大。

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不仅牵涉对这一文化运动的性质、功过等认定,也牵涉到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的认定。轻易地加以怀疑、给以否定,是不公正、不科学的。除了这一基本认识和态度外,还应注意:首先,是关于不同价值范畴的辨析问题;其次,应重视对历史结构的研究,在结构中认识、把握各参与因素的实际价值意义;再次,应对对象本身就有的及其发展的动态的复杂性,进行细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停留在历史某一点上的突发事件,而是一个不断调适发展的过程。

“思想”与“思考”:贯穿20世纪的文化纠缠与纠结——关于五四新文学批评状态的一种考察

作为五四新文学生成的精神动因,从"思想战"到"思想革命",文学批评经历了一系列文化意识形态的演练和论争过程,构筑了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基础,突显了冲破旧的僵化观念模式禁锢和引领创新意识的历史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与"思考"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趋于分离和复杂化,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状况,而文学所呈现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性,又不愿意依附于任何"理性""思想"和"主义"羽翼之下,成为思想道德说教和传声筒,于是形成了一种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特殊的文化纠缠与纠结现象。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思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思想启蒙者: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李大钊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李大钊始终秉持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个性等现代启蒙理念，努力为新文学的发展营造社会环境及思想舆论，积极推动新文学价值的确立，加强对西方文学的传播，参与新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探讨等实践，为推动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研究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源头应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最早提倡现实主义的是陈独秀。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文学研究会的首席理论批评家沈雁冰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儿童文学的“问题”意识与叙事困境——以叶圣陶《稻草人》为中心

五四时期"儿童"作为饱含现代色彩的启蒙符号在新文学话语体系中承担着重要功能。这一概念及叙事的内在丰富性,都使应运而生的儿童文学必然与五四新文学产生深刻关联,并体现出以"问题"为中心的叙事形态。在此语境下,以写小说进入文坛的叶圣陶创作了童话集《稻草人》,从选择独具时代"新"质的童话文体到叙事上取用"写实主义"风格,以及在书写"儿童"和话语表达上陷入的困境,无不成为五四新文学复杂多样的缩影。现代文学研究中未曾重视的《稻草人》,其历史贡献需要置于新文学整体框架以及作家创作的整体风格中考查,这将避免以往文献因忽略叶圣陶的小说家身份所做出的片面结论。

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论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

80余年来,对五四运动的解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瞿秋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评价五四运动的第一人,他将五四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视野中来考察,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领导了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旨在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性审视,为新的文学革命鸣锣开道。他倡导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以否定资产阶级的"五四",实质是文艺领域领导权的争夺,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政治革命。

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三种生活样式

就作品的生活样式而言,中国现当代小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五四新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会小说、革命文学小说、左翼文学小说和工农兵文学小说。这些小说中展现了不同的生活样式:思想化生活样式(包括鲁迅、叶圣陶小说的夸张性思想化生活样式,冰心、卢隐小说的情感性思想化生活样式,许地山小说的宗教性思想化生活样式和蒋光慈小说直露式思想化生活样式),生活化生活样式,"理想化"生活样式。这三种不同的生活样式,是作家不同的创作思想所造成的。而这创作思想又受时代思潮和作家文学观念的影响。在这三种生活样式中,鲁迅、叶圣陶的夸张式思想化生活样式,和左翼文学的生活化生活样式,最具艺术的感染力。

“性灵说”的现代学术境遇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三大诗学理论之一,"性灵说"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将从中日学术史的宏观视野出发,对"性灵说"的现代学术境遇展开深入的比较与分析。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著作中,赞同"性灵说"的声音明显要高亢于否定的声音。究其原因,"性灵说"所潜含的诗学理念与人性解放观念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是契合的,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支撑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的文化资源。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