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传统与孔门言志文献的生成

“诗言志”开创了“言志”传统,“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颇为盛行,人们往往借助诗篇来委婉表达心中的情意。赋诗言志在春秋晚期开始衰歇,一种新的言志样式开始出现。孔子及其弟子一方面将“赋诗”变成“言诗”,一方面改造“赋诗言志”,将“言志”从“赋诗”中解构出来。孔门言志虽然沿承“赋诗言志”传统,但它改变了赋诗来言志的做法,而是直接陈述心中的志向。孔门言志文献在形态上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实录型,文本较简短;二是编纂型,其文本较复杂。大抵而论,前者多为实录,后者则经过加工,是出于有意的编纂。通过这些文献,不仅可以了解“赋诗言志”传统的裂变与转向,而且这些文献本身也揭示了孔门的个体修养目标与社会理想,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此外,孔门言志文献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论语》文本生成的若干信息。

《论语》与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的构建

文章讲述构建《论语》与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的必要性、设计思路和基本方法,并说明采用这种新途径研究《论语》的初步成果,以及该项研究在《论语》的教学和训诂学研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出土文献孔子言论参照下的《论语》新解——以《子罕》首章为例

文章以14篇出土文献孔子言论为参照,尝试订正一千八百余年来对《论语.子罕》首章的误谈。通过分析《论语》本文,尤其是以出土文献为参照,可以看出,孔子很少说到"利",而多次谈论"命"、"仁"。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信从命与仁的观念。《子罕》首章的句读当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当看作"举"(称引)的通假字。该章可直译为:孔子很少说"利",却(多次)称引"命"、称引"仁"。

《论语》的话语建构——兼论“语”的特质及“语录”的功能

孔子自云“述而不作”,然而,其核心思想并非通过“述”的方式而建构,这与后世依经立义的话语建构方式迥异。《论语》载录孔子论及六经的言论很少,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从经典解释中得来,其学说的建构,是在面对现实政治、社会、自我等人生诸多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是从其个体的生命体验中得来,在与弟子的交谈中显现,经弟子的记录与编纂而得以确立,具有脱离经典、独立思考、自建法言的特征。《论语》中的孔子是思想型的宗师,而非知识型的学者。孔子从自我认知、自我期许走向普适性的理想人格追求,其“仁”与“知”互补的人格构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以贯之的方法是以“观”为基础的“思”。孔子“语”的特质是思想,是问题指向,“语录”具有思想建构的功能。纂辑语录是儒家思想建构及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论语》与《圣经》道德教育的契合

《论语》与《圣经》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基,过去我们只关注两种文化的差异性,本文拟通过道德教育这一平台寻求两书的共同之处。在道德教育内容、道德教育目的、道德实践、道德依归、道德情感、道德教育对象、道德典范等方面对《论语》和《圣经》若干相似之处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种古老文明最初都有着共同的道德观念,这正是我们现代人应当努力从先辈继承的宝贵精神资源。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夏目漱石与儒家思想

文章研究了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接受汉学教育情况,详细调查了其作品对《论语》和孔子的引用情况并分析了夏目漱石主要作品的文学思想。分析表明,贯穿夏目漱石作品的是一种入世的、重实际的、侧重于道德与伦理的文学观。儒家的入世思想影响了夏目漱石一生,并构成了其文学思想的核心。

《论语》和《萨迦格言》知识观探微

《论语》和《萨迦格言》两书产生的时代不同 ,形式迥异 ,但都以生动的形式来阐述抽象的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 ,是两部名著的主要特色 。

论比兴对《论语》文学价值的提升

《论语》产生于诗的时代,具有诗的特质,因此可以用诗的比兴手法分析《论语》的艺术表现。《论语》中的比兴不仅形式多样,涉及对象也极为广泛。比兴的运用不仅使《论语》说理深入浅出、感情表达形象生动,而且提升了《论语》的诗境。比兴使《论语》中充满鲜明活泼的意象,影响了后世诗文创作,体现了中国文学精神。

文学视野中的《论语》解读及其影响研究

从文学视野研究《论语》,对《论语》文本中的语言、形象、意蕴和《论语》的创作群体、反映的世界以及读者进行分析,进而解读《论语》的文学价值,获得审美感知、理解和想像。

对袁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的几处商榷意见

拟从史实的角度、参撷相关文献对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中的几处表述提出质疑,并进一步就现行关于《论语》的界说提出意见。

浅析《诗经》和《论语》中“孝”思想的异同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国伦理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儒家经典《诗经》和《论语》为考察对象,从文本入手分析"孝"思想在强调"敬"的态度上的相同之处,以及在内涵、社会功用和表达上的差异,同时探究其变化的原因,从而对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孝"思想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论语》中无标志章疑义解析

对《论语》中极少数在形式上没有任何表示孔门言行的标志的无标志章,到底是否为孔子所言,为何会出现在《论语》中,历来没有一致的看法。通过完全枚举的方式对几乎所有的无标志章以及所有的包含了部分无标志内容的章节逐一分析,可以发现,无标志章的内容即为孔子向弟子所转述但其本身又来源于史籍文献或其它渠道却又未注明出处的内容。在《论语》中,这样的内容均不以"子曰"作标志,是严格一致的通例,是《论语》编纂者有意采取的自觉的编辑行为。

巴蜀书社出版钱穆先生著作始末

20世纪80年代,经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的推荐,巴蜀书社开风气之先,先后出版了钱穆先生的《论语集解》《朱子新学案》《中国文学讲演集》三部著作,在出版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解读相关的书信史料,为读者展现了巴蜀书社出版钱穆先生著作的过程,指出巴蜀书社为学界研究钱穆先生的学术著作及思想所做出的贡献。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

安大简《仲尼曰》和荆州王家嘴《孔子曰》,体现西汉之前《论语》类文献流传的多样。汉代《论语》类简册的“单篇别行”,揭示出《论语》在定本之前的文本形态。经校理后的诸家《论语》文本,两汉时期一直在西北地区流传。魏晋以降,《论语》定本亦在西北地区的出土文献中得见。由战国楚地的前文本形态,至西汉时期的单篇复本流传,再到定本后的白文与注解普及本,出土文献已可基本恢复《论语》典籍萌芽、演生、定本至普及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