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不起诉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对策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由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运行提出了新诉求。近几年,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不起诉制度内容正在扩充,不起诉率明显增加,但不起诉制度运行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当前不起诉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有适用率低、不平衡、不规范以及隐形不起诉等,致使其效能实现受到影响,困境的形成原因包括检察机关工作程序的限制、各类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对象和罪名范围的不足、不起诉制度适用的条件模糊。对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检察机关工作程序、扩大适用范围、规范适用方式等措施,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 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in 1978 marked the initiation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beginn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The first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as promulgated the following year and was revised twice in 1996 and 2012.Although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the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must still be improved to meet the goal of modernizing the criminal rule of law.

明清州县司法中的人为与讼累——基于《殷韩氏控廖永年等蓄谋罩占案》的分析

明清州县司法体制给涉讼双方造成巨大讼累多系人为的非理性因素造成。诉讼两造采用的虚构、阿谀的“饰词兴讼”诉讼策略只会弄巧成拙,不利于官府查清案件实情,讼师在背后点拨怂恿,使讼民深陷此种虚浮的策略模式中;州县官衙采用的裁剪事实的理断策略只能加剧涉讼的劳命伤财,滞后案件的审理进程,民众的父母官情节则使讼民不愿轻易退出诉讼。帝制下州县理讼体制所形成的巨大讼累促使百姓偏好于简便高效的民间息讼方式。明清州县司法模式中的人为非理性因素缘于官与民之间时空上的疏离以及家族与国家逻辑关系的错乱。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司法有必要适度推行客观化、理性化与普遍化的科层体制,但这又是帝制司法所无法独立完成的变革。

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

第三方组织是因应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需要而产生的临时性组织。既有改革文件虽强调第三方组织的重要作用,却对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语焉不详。关于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的法理学说分歧较大,实务立场又明显有别。对此,应当从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出发,肯定第三方组织的履职行为具有公益性质,辨明第三方组织是协助检察机关履行特定诉讼职能的组织。顺应刑事诉讼法修改趋势,需要综合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将第三方组织写入《刑事诉讼法》且将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归入诉讼参与人的范围;二是严格规范第三方组织因履职需要而行使的职权与承担的义务;三是建立健全与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相契合的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制度;四是确定第三方组织制作的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证据能力及其法律效力。如此,方能科学确立第三方组织的刑事诉讼法律地位,为探寻我国单位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立法路径提供理论支持。

智慧法院视野下全流程无纸化办案的反思与完善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在诉讼各阶段的应用不断扩展,无纸化办案成为智慧法院的重要表现形式。法院全流程无纸化办案是网络信息技术与诉讼原理的重组,是技术与法理交融的产物。实践中,无纸化办案在诉讼各阶段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没有妥善处理公正与效率、技术便捷与程序保障、技术理想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手段与目的错位。必须协调信息技术与诉讼实践、程序效益与权利保护、新型规则与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构建更具系统性和整合性的无纸化办案方案。

捕诉职能一体化改革的深化——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改革实践为例

捕诉合一旨在满足检察机关强化诉讼监督力度、重新整合内部监督力量形成高效合力的现实需要,同时回应优化检察职能、提升司法质效的改革要求。要实现这些目标,捕诉合一不能限于机构、人事、案件管理等形式一体化,职能一体化才是改革实质。捕诉合一改革以来出现的理论争议和质效提升不大、职能冲突明显等实践困境,都是根源于捕和诉虽已形式一体化,但职能关系不清,职能一体化不够。诉权是检察权的核心,所有检察职能都要服务于诉的任务。要从审判中心主义、职能转型的高度,重新构建“捕从于诉”的捕诉职能关系,在执法机制、办案组织、队伍建设等方面构建以公诉职能为导向的捕诉合一工作机制。

基于PSCAD的输电线路防雷设计优化

某风电场新建线路的防雷性能评估仅考虑反击跳闸率不足以满足实际工程需求,因此在考虑反击跳闸率的基础上,增加绕击跳闸率及综合跳闸率的评判标准,此外针对避雷器的选型也作出了理论判断。采用PSCAD软件对输电线路进行模拟仿真,计算绕击与综合跳闸率,并根据风险等级的不同,采取差异化改造,对比优化前后结果。

透视中国的行政审判体制:问题与改革

行政审判体制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现行的行政审判体制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现行的行政审判体制面临的是全面性危机 ,问题突出表现为 :行政审判的独立性不强 ,法院在行政审判中的权威性严重缺乏 ,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 ;深层次来看 ,涉及到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行政化、法官的官僚化等问题 ,使得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公正难以实现。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文章在剖析成因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改革路径上应当推行整体性的结构化改革 ,在中国建构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

论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

程序繁简分立是从总体上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途径。为提高诉讼效率 ,必须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 ,解决“简易程序不简易”、“普通程序不规范”

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进路——以提高逮捕案件质量为核心

我国审查逮捕程序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错捕和不当逮捕比例过高,这主要是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对逮捕的全部条件承担证明责任和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客体化造成的。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将其交给法院行使,并不能达成以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控制逮捕的目标。我们应当以树立检察官在审查逮捕程序中的裁判者角色为核心,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强化对逮捕全部条件的审查,改进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工作机制,创造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推行不捕理由双重说明机制,进而强化侦查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以实现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化,达到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并为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纵深改革创造条件的目的。

审查逮捕权司法化孱弱的病理及诊治

现行刑诉法使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向着司法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实践中存在着提捕审查义务被搁置、证据审查意识淡薄、羁押必要性审查被遗忘,以及"构罪即捕""以捕代侦""不当羁押"与"逮捕绑架"等病理,此举有违审查逮捕权本应具有的司法化功能特质。须将此项权力与追诉权剥离,将审查逮捕案件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构建犯罪嫌疑人对逮捕案件申请复核的程序及防范不当羁押的机制,铸就此项权力的司法品格以实现司法公正。

论“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新型检律关系之构建

重视检律关系,关注检律之间的职业协调性,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共识,亦是当前我国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此背景之下,检律关系也需要重建。因此,这就需要探讨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的基础与价值,分析构建过程当中存在的诸如司法理念滞后、检律互信缺失等障碍,提出构建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相适应的新型检律关系路径:必须更新执法理念,着力构建六大机制——检察制度文化与律师制度文化互动机制、检律间优秀人才交流机制、检律参与刑事诉讼保障机制、及时规范化解检律冲突的常态机制、多元监惩机制、律师评估检察官执法机制。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的路径考量——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强调逮捕程序应当由控辩审三方主体参与,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之间保持中立地位,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参与,决定逮捕的过程须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审查逮捕程序普遍存在行政化、追诉化、救济虚无化、"一劳永逸"化等诸多问题,2012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此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但是,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是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仍需要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理念重构和制度创新。

法官的中立问题探讨

法官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和体现,法官中立原则作为保证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的必要措施,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所普遍确认,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然而,由于我国的诉讼制度受职权主义影响太深,法官的中立地位并未得到真正的确立,其直接后果就是严重阻碍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确保法官的中立地位,是诉讼改革的当务之急。

论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功能承载、制度创设及法理考虑上均值得肯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有必要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反思。通过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的二元法律属性,规范法院对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申请的审查,制定专家辅助人的主体资格标准,完善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义务设定以及严格规范法院裁判文书的制作来达到充分实现专家辅助人制度价值之目的。

民事诉讼送达制度改革新探

改革中国民事诉讼送达制度,主要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修正送达方式,拓宽送达的场所,明确代收人的职责。二是完善推定送达,包括送达的凭证(送达回证)和送达的日期。三是健全送达体制,分级送达体制和双轨送达体制是值得考虑的对策。四是拓展送达途径,适时地运用电话、电传、电子方式等予以送达,可以有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的“送达难”的问题。

诉讼爆炸与法院应对

诉讼爆炸的现象在法制历史中并不少见,诉讼案件的剧增可能导致法院系统不堪重负,影响审判的社会治理功能实现。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的案件爆炸,不仅体现为案件量的激增,还存在案件内容复杂化、程序要求严格化等特点。诉讼爆炸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也有法律支持、公民意识与国家推动等方面的成因。为缓解诉讼爆炸带来的办案压力,我国法院系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予以应对,包括员额制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诉讼程序改革以及科技手段的运用等,其成效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

捕诉分合之辩

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是刑事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捕诉关系有“分立”和“一体”两种工作机制。建国70余年来,捕诉关系“四合二分”,呈现出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情势。本轮检察机构改革中,捕诉关系分合论争激烈。捕诉分合之争本质上是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在检察机关内部权属分配问题,并未改变各自权力属性。“捕诉一体”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效率价值需求强烈背景下的办案机制供给侧改革,是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目的实现路径变化背景下的办案机制调整,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模式多样形态转变背景下的工作机制选择。

附条件逮捕改革述评

与西方国家的逮捕制度相比,中国的逮捕制度有许多自身的特点,诸如逮捕行为与羁押状态合一、司法审查缺位、逮捕条件比较高、捕后羁押率居高不下等。司法实践中探索的附条件逮捕改革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其积极作用,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应对这一改革持审慎的欢迎态度。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诉讼职能为视角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旨在现有司法体制格局下强调发挥审判职能在整个诉讼中的控制性、平衡性和决定性作用。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确立的诉讼制度,能够实现控辩平等、控审分离和审判中立。为了确保该制度的顺利达成,需要在未来司法改革中完善顶层设计,如:明确实现司法中立性的可行路径,制定审判职能介入和控制侦查行为保障侦查合法性的具体措施,区分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不同职能定位,打破司法改革的平均主义,改革员额制和遴选制,淡化司法责任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