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管窥司马迁的直书与曲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形象的刻画,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文章结合“元史学”关于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转义理论,通过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这篇关注不多的合传的文本分析,既揭露刘邦薄情寡义、诛杀患难之交的一面,又通过与《汉书》《资治通鉴》等相关篇目的互相比照,重新探究刘邦杀樊哙之动机。同时,司马迁对“郦寄卖友”一事以叙为议、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也同样暗含了对刘邦的贬讽。

“流观”的艺术结构意味

作为一种中国艺术结构固有的思维———形式化特征,"流观"源自巫术活动并经巫术体验而逐渐丰富化、细腻化和形式化,对中国艺术的思维、结构与表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论到文论:魏晋“才性之辨”与《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

"才性之辨"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不同时期人们对才、性以及才性之间关系的探讨与定位各异,才性之辨经历了由以性统才、注重人之德行到"唯才是举"、重视人之才智、彰显人之个性的发展过程。才性之辨的才性观、人物品鉴方法以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文心雕龙》之理论建构影响深刻。刘勰品鉴文学的"体性"论、鉴赏文学的"六观"法、剖析文风的"八体"说,与才性之辨都存有异曲同工之处。

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

姚燧在元初为一代文章大家。他培养和提携了一批文章家,形成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姚门文章家群,影响一时。这是一个具有流派性质的文章家群,群体的核心成员张养浩、孛术鲁翀、刘致、贯云石、李泂等人,因对姚燧人格、文章的倾慕而结集于姚燧门下。他们以人格与文品为当时所重,在文坛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人格峻洁、抗世独立、不屈于权、不挠于势、又轻富贵重修为。其文章各有特点,而共同点是古雅刚方、舂容盛大、动荡开合、气势宏壮、时见奇峻,是其峻洁人格的反映。他们也有平易畅达之作,则得之于作者浩然正大之气。其为文与为人的精神,足可为后世效法。

园亭、市肆与湖山——清中叶扬州北郊园林的本质特征

刘大观对清中叶扬州、苏州、杭州的评论带来一些问题,学界也一直对此有所争论,该文通过分析刘大观此评论的语境与真实意义,并辅以其他材料佐证,认为扬州北郊的"园亭",在清中叶已由私家园林转化与整合为类似城市公共旅游场所的"名胜",而非与同时代苏州园林类似的私家园林。并因此认为对清中叶扬州园林的研究,应赋予新的角度与意义。

《管子补注》刊刻年代考辨

文摘关于《管子补注》的刊刻年代,前人论说多有不同。本文认为:《管子补注》的作者为明代江夏人刘绩,大约刊刻于明弘治年间。郭沫若认为该书是“辽人著书入金翻刻,金本入宋再被翻刻”,其所依据的宋讳、辽讳、金讳并不可靠;丁日昌、莫友之称其为元刊本,是将黄丕烈所说“元(原)版”之“元”误解为“宋元”之“元”的结果。

刘关张三结义辩考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源远流长,人们将刘关张视为兄弟结拜的典范。但是文学作品中的这一故事情节,在历史文献中却难以找到确切的记载。通过相关史料发现,刘关张三人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刘备与关羽都有兄弟结义倾向,汉末三国时期有结义风尚,所以,刘关张三人很可能是兄弟结义关系。

《唐六典》《通典》所载两汉都城县尉设置讹误考

有关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县尉设置,《唐六典》《通典》等记载存在讹误,《汉官旧仪》记载则准确可靠。西汉长安设置左尉、右尉、广部尉、明部尉四尉,东汉洛阳设置包括左尉、右尉、东部尉、南部尉、西部尉、北部尉在内的六部尉。长安、洛阳的左尉、右尉管辖都城之内,其他部尉则管辖城外四郊。两汉都城县尉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六部尉制度的直接渊源。

赵用贤本《管子》论略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本《管韩合刻》本《管子》,是在南宋浙刻本和明刻刘绩本《管子补注》基础上形成的新版本。此本补充浙本、刘本没有的文句,修订讹误之字,将刘绩本注释的精华部分刊印于上栏,并将赵用贤本人补充的注释亦刊印于上栏,印刷精美。此本用字比较正规,影响很大,明清众多版本以此为母本,清代研究《管子》的学者亦多以此本为底本。

王郎垮台与更始灭亡要因发覆

传统看法认为王郎主要被刘秀所灭,更始主要因赤眉而亡,但本文认为实际情况却是:王郎垮台关键是更始派遣六路大军所致,刘秀的作用远不如正史所载;而更始帝刘玄表面虽为赤眉所灭,但对其贼害最大、打击最致命的当属刘秀在河北的叛变及对他的直接进攻。之所以会出现历史记载不实的情况,既与《后汉书》等诸史的正统笔法有关,更与汉明帝御审之《东观汉记》对史实之遮覆及对刘秀之回护有关。

“六观”与刘勰的文学批评思想——读解《文心雕龙·知音》

《知音》是《文心雕龙》中集中讨论文学批评问题的篇章,刘勰在该文中着重强调文学批评要理解和尊重作者的思想情感,但他同时又建构了一套比较体系化的客观批评框架,即"六观",这二者并不和谐。因此在《知音》中实际上包含了两套充满矛盾的文学批评理论范式,其一是以读者和作品为中心的批评论,其二是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解论。刘勰期望兼顾二者,一方面建立一套客观化、逻辑化的文学批评规范,另一方面又能在文学批评方面切中时弊。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体例初考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以15枚有病方编号的题名简为目录,约200支与题名简编号相对应的病方简为正文,二者共同构成了《六十病方》的主体结构。研究中发现《六十病方》的具体内容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主治病症、药物方剂、制用之法、禁忌事项书写完整规范,多处有前缀中圆点的"其一曰"提示性文字运用,一些条文给出方剂的文献来源等等。通过综合考察《六十病方》的整体结构和局部特点,可以认为《六十病方》是经过加工整理后相对成熟的医学文献。此外,《六十病方》中存在的少数残碎医简,因为具有潜在的文字辨识价值,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排序研究(续完)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出土时,维护其竹简顺序的编绳早已风化灭裂,更因为竹简首尾文字每有残损,故排序成为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全部内容将支离破碎,难以成篇,影响其他工作的深入开展。实践证明,对于《六十病方》宏观体例、文字特点和残简特征的准确把握有助于达成相对合理的排序结果。

《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与古代医论

《文心雕龙》中有大量古代医学术语、概念以及借用医论的理论阐述,其《定势》之"势"亦在此之列。刘勰把文学作品比作人的生命体,并在类比思维基础上借助医论建构了生命体之"势"。"势"指由情、辞、气、意、宫商、朱紫等构成的生命体所显示出的一种整体效应、状况或特征,一种和谐健康之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活力、感染力、生新潜力。有刚柔、奇正、雅郑之势,有总一之势、兼势,有离势、讹势、怪势。鉴"势"之法是从望闻问切四诊法类比性发展而来的"六观"。

中国古代“观”论的生态美学智慧

由“流观”论、“游观”论和“物观”论等构成的中国古代审美“观”论体系包含深刻的生态美学智慧,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时空观、生命观特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领悟古代中国人在“天—人—地”生存网络中的谛视方式,以及在这一谛视方式主宰下古代中国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安顿自我生命等重要理论问题。这些生态美学智慧中的合理成份,可以为当今艺术生态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柳永俗词与关汉卿曲题材内容比较

柳永与关汉卿是俗文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柳永俗词在题材内容上一改前人做法,开始站在平等的角度描写市民大众的生活与感受,抒发自我情怀和个人意识。关汉卿曲表现出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叛逆精神。两者作品在题材内容上反映歌妓生活、世俗生活和个人俗的情怀三方面有异同之处,元曲对柳俗词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缺少变化辩——以刘备、关羽、张飞为例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长期以来有不少论者认为《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有类型化的倾向,人物性格单调稳定,缺少变化。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当我们细读文本时就会发现,《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都有很明显的变化。

管仲的社会救助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管仲的社会救助思想以民本主义为思想基础。为了实现社会救助反贫困的目标,管仲提出君主应有"六兴之德",行"九惠之教"。另外,管仲重新规划行政区域、重视和发展农业、要求君主对民财取之有度、辩证地对待节俭与奢侈之间的关系等治国措施,也与社会救助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宏观的社会救助策略。管仲要求社会救助实现专职化、法制化、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特征和方向。

清歌袅袅余悲音──论元代中期作家柳贯

柳贯是元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他的诗文创作既怀恋、痛惜南宋故国,又称美蒙元王朝,同时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欲求有所救正,从而在应和整个元代中期诗文盛大舂容风气的大环境下,显示出某种个体的复杂性。另外,柳贯师从金履祥,服膺理学,但又兼从方凤、谢翱、方回、戴表元等多人习文章之学,所以其文学主张不囿于理学樊篱,显示出注重创作实际的特点。这在理学笼盖文坛的当时也颇与众不同。

明代关学学者刘玑学行述略

许宗鲁为明代关中学者刘玑撰写的墓志,是刘玑研究的重要资料。以往少有人关注此墓志,有必要以其为基础,结合明清史志、文集资料,全面梳理刘玑的生平履历,尤其是通过对刘玑师从关学学者李锦以及撰著《正蒙会稿》等史实的考订,使刘玑的关学学者身份得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