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六义说”在古代朝鲜半岛的接受——以《诗集传》为中心

绝大多数古代朝鲜学者赞同朱熹《诗经》观即“三经三纬”说,并从不同角度阐发其合理性。不少学者以朱子的“三经三纬”说汇通诠释其“四端七情”说,力图以《诗经》学思想论证性理学思想的合理性。而对于朱熹的“风雅颂”观,古代朝鲜学者也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如丁若镛强调风雅的美刺、讽谏的政治功用;权近、许穆等学者则进一步凸显与放大了朱熹“风雅正变说”的伦理教化功能。不少学者虽赞同朱熹对“赋、比、兴”之说,但认为结合具体文本分析有难度。古代朝鲜学者对朱熹“六义说”的解读始终未能摆脱《诗经》政教美刺思维框架的束缚,根本原因在于朱子诠释《诗经》最终目的是通过诠释经典体认纲常伦理,从而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唐代儒家诗论及其基本范畴——兼论儒家诗教观念对唐人诗论与创作的巨大影响

唐代诗歌创作繁荣,诗学理论自具体系,主要是依据儒家诗论一系来发展,其中又分复古与格式两派。在理论上,唐人强调政教,但其立足点则在吟咏性情变风理论上。同时六义、比兴、采诗,也都是唐人儒家诗论的核心,直接对创作发生影响。唐人诗歌思想的明确,实是唐诗艺术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