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群体规模对品牌直播销售绩效的倒U型影响研究——来自化妆品行业的实证?

直播电商活动中,主播群体是促进产品销售的核心人群。本研究重点关注品牌网络直播活动中主播群体规模、产品线宽度和品牌类型的匹配对品牌直播销售绩效的影响。本研究收集了2020年8月-12月共18周内化妆品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17个奢侈品牌和27个非奢侈品牌的抖音直播销售数据,其中包含261个主播、1,658个产品和3,119场直播。通过采用STATA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本研究发现主播群体规模对品牌直播销量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直播产品线宽度对品牌直播销量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同时,直播产品线宽度和品牌类型调节了主播群体规模对品牌直播销量的倒U型影响。

数字经济下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

数字经济下,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劳动关系认定的纠纷也在同步增加,这对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发现,贸然引进“类雇员”制度并不符合我国实际,为网络主播单独立法也会对现有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应当对传统的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予以调整和解释,使其与新业态用工环境相协调,进而能够适用于网络主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认定。即使不能认定劳动关系,对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也需要从违约金、竞业限制补偿金和休息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网络视频主播迭代轨迹溯源——基于网络视频直播热点现象的分析

以直播行业的热点现象为考察视点,以网络视频直播中从秀场主播,到美妆主播,再到知识主播的发展轨迹为线索,梳理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直播这种媒介的角色变化,并分析直播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对于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编排。从秀场主播,到美妆主播,再到知识主播,不仅是直播行业近十年间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是当下并存的、最主要的三种主播类型。每一种类型中,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主播的生命历程,能够呈现出各类网络主播的主体性,并反映出主播和直播平台之间关系的变化。

考虑主播带货努力与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供应链激励契约研究

直播电商供应链中,针对主播带货努力和影响力双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考虑主播议价能力,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契约模型,提出甄别主播真实影响力以及激励主播提高带货努力的契约条件。研究表明:①品牌供应商不得不额外支付高影响力主播一定的信息租金;②高影响力主播的坑位费增加但佣金率不变,低影响力主播的佣金率降低但坑位费视情况而定,当低影响力主播的影响力值大于一定阈值时,坑位费适当提高,反之则坑位费降低或采用纯佣金模式;③品牌供应商对主播影响力的不同事前信念将导致最优契约的不同配置。

考虑主播声望的直播供应链协调契约选择研究

直播供应链协调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维护供应链韧性和稳定的重要保障。针对直播供应链协调契约选择问题,构建一个制造商和一个直播平台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博弈模型,对比分析成本分担、收益共享契约对供应链最优决策及利润影响的差异,探讨契约由双方谈判与非谈判决定时对直播供应链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1)收益共享契约下的直播努力水平高于成本分担契约,但批发价低于成本分担契约,哪种契约下的零售价更高取决于临界值。(2)无论是直播供应链成员利润还是整体利润,收益共享契约优于成本分担契约。(3)主播声望正向影响直播努力水平和零售价格,对直播供应链成员及整体利润的影响先降后增。(4)与非谈判情形相比,谈判势力均等时两种契约下的直播供应链利润与制造商利润都提高,而直播平台利润下降。当谈判势力不均等时,两种契约下直播供应链利润都随制造商的谈判势力增强而增加。

带电作业组合间隙放电特性仿真分析方法

为实现对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安全距离的仿真研究,以长间隙流注–先导的起始和发展机制为基础,结合带电作业组合间隙放电试验观测现象,建立了带电作业组合间隙放电发展物理模型。考虑作业人员和先导–流注放电产生的空间电荷的共同作用,采用模拟电荷法（CSM）建立了组合间隙中空间电场分布的计算模型,通过耦合流注–先导的发展和转化过程,实现了对组合间隙的击穿电压、先导–流注放电发展的空间位置和空间电荷等特征量的准确计算,通过与试验数据对比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对组合间隙放电特性的仿真研究表明,作业人员位置改变引起的空间电荷量和先导起始的变化对组合间隙放电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引起的最低放电位置在人员距导线0.4~0.45 m区域内,与试验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网络直播中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行为的法律分析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中巨额充值、打赏的纠纷时有发生。从民法的角度来看,未成年人通过充值,与直播平台缔结的是买卖合同;通过打赏,则与主播成立了赠与合同。在合同效力的认定上,在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其实施的充值、打赏行为的效力应依照《民法总则》第144条、第145条以及《合同法》第47条加以判断。在民事诉讼中,须由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承担未成年人是账户实际控制者及该实际控制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客观证明责任,具体而言,需要从用户年龄、消费金额、法定代理人是否同意或追认三个方面进行证明。当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未成年人可请求直播平台与主播返还相应款项。此外,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直播平台与主播均负有先合同义务,违背其义务时须对对方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仅依赖司法救济不足以解决未成年人保护难题,网络直播环境下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保护需要家庭、直播平台、立法与行政监管的协同努力。

直播购物环境中主播信任影响因素及调节效应

直播购物以其强大实时互动性和用户体验丰富性迅速成为消费者新宠。但是,包括知名主播在内的“翻车”事件频发,不仅使主播声誉受损,更让消费者对主播的信任大打折扣。学术界对直播购物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购买意愿方面,很少从主播角度来专门研究信任的影响因素,且忽略了主播和产品因素、情境因素以及消费者个体特征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调节作用。为此,本文引入主播与产品匹配度、直播中的在线评论、网购经验三个调节变量,探讨它们在主播声誉、主播知名度与主播信任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主播声誉和知名度对主播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产品匹配度对主播声誉、主播知名度与主播信任之间关系均起正向调节作用;在线评论对主播知名度与主播信任之间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网购经验对主播声誉与主播信任之间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组态视角下娱乐类主播的观众粘性前因构型研究

随着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和网络通讯技术的不断提升,观看娱乐类直播当下已成为一种新的娱乐与消遣方式。为探究娱乐类主播高观众粘性的成因,厘清主播形象的虚拟或真实性对观众粘性形成路径的影响,对246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分别研究了游戏主播、秀场主播的个人特征与直播内容价值感知对于观众粘性的影响组态。研究发现:(1)主播的专业性、互动性和直播内容的感知娱乐价值是两种娱乐类主播保证高观众粘性共有的必要条件;(2)分别存在3条等效路径支撑游戏主播和秀场主播获得高观众粘性;(3)目前虚拟主播已在秀场主播中占据一席之地,感知社会价值在秀场虚拟主播的高观众粘性前因构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游戏类虚拟主播应重点提升自己的专业性与互动性,使直播内容拥有较高感知功能价值与感知娱乐价值。

“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

通过研究一个全员皆为网络主播的街头乐队,本文发现网络直播行业的劳动控制模式为“人气游戏”。一方面,人气是劳动考核的重要指标,然而,这一看似客观的数据具有很强的可操纵性,劳资双方都能从假人气中获益,利益得到了调和。劳动者默许平台方对数据的操控行为,但同时丧失了对劳动成果及其数量的控制权,无法厘清劳动付出与薪资的关系。另一方面,主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气成为平台经济意识形态支配的切入点。强调个人责任的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掩盖了工作不确定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即使面对严重剥削,签约主播仍产生了“命运自主”的意识。“人气游戏”揭示了平台经济模式中劳动控制的两大观念基础——劳动极度商品化和薪资红利化。

论游戏主播的法律地位及直播行为的合理使用问题——对“梦幻西游”二审判决的思考

近日,"梦幻西游"二审判决再次引起人们对游戏直播行为之合理性的讨论。判决中游戏直播行为虽不受我国表演权控制,但从"表演"定义和国际条约出发,直播行为应视为表演行为。游戏主播享有表演者权,并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护自身权益。另外,直播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是一个个案问题,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通过合理使用抗辩路径对游戏直播进行保护也不是一个极佳的选择,我们应该去选择新的路径,如通过集体管理组织的方式去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游戏产业长期健康发展。

“王婆卖瓜,该不该自夸?”——直播带货中主播过度夸赞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直播营销模式下,主播“自卖自夸”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主播的“自卖自夸”是否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以及影响机制是什么尚未有文献予以揭示。本文通过两个实验,分析主播对商品不同夸赞程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实验1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主播的信任感知(专业度感知、诚信度感知、善意度感知)在主播不同夸赞程度与购买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主播过度夸赞行为能够降低消费者对主播的信任感知(专业感知、诚信感知、善意感知),进而导致更低的消费者购买意愿。为了进一步探究消费者与主播的关系强度是否会调节主播夸赞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通过实验2验证了不同的消费者与主播关系强度在上述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即:当双方关系疏远时,与不夸赞相比,主播过度夸赞行为使消费者购买意愿更低;当关系紧密时,主播过度夸赞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负向作用可以被缓解。研究结论为直播营销策划和模式改进提供了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考虑主播类型的直播渠道定价与渠道选择策略研究

构建了头部主播和普通主播带货情形下的利润函数,探究主播类型对直播渠道定价和供应商渠道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主播类型的变化会影响直播渠道定价:当普通主播处于萌芽期和成熟期,其直播价格低于头部主播;而处于发展期,其直播价格高于头部主播。(2)存在“马太效应”临界条件:当普通主播持续加大营销投入并且压低直播价格,直至主播类型变化曲线突破“马太效应”临界点时,其就会向头部主播过渡。(3)直播电商对供应商的渠道拓展并不完全有利,存在开通直播渠道的临界条件:当竞争者冲击较大,且供应商单一线下利润较小时,开通直播渠道对供应商有利;否则,开通直播渠道对供应商不利。

直播产品相关信息对消费者信任和购买意愿的影响

为了解直播环境下不同产品的相关信息对消费者信任和购买意愿的影响,对国内直播购物者的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1)体验品的质量信息、使用信息和评价信息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直播人员的信任,产品相关信息对产品信任无显著影响,仅有直播人员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2)搜寻品的制造商信息、使用信息和评价信息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直播人员的信任,使用信息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两类信任和产品质量信息均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3)两类产品的生产信息和优惠政策对消费者的直播人员信任和产品信任均无显著影响。建议直播人员重视产品质量信息、使用信息和评价信息的沟通,避免对产品生产信息和优惠政策的过度宣传。

网络主播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问题刍议

网络主播作为新兴职业,其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使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主播对税收知识的了解不足、税收政策的不完善、税收征管手段的局限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如对直播行业进行分层管理、完善立法和政策指导、创新税收征管手段、推进以数治税、加强信息共享以及增强税收征管意识等。这些措施旨在提高网络主播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效率和公平性,促进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考虑平台流量补贴的直播电商供应链协同激励契约研究

针对直播电商供应链的收益分配问题以及直播平台与品牌商对主播的协同激励问题,考虑平台对主播的流量补贴,运用双层委托代理理论分别构建主播与直播平台不签约时仅品牌商提供激励情形和签约时直播平台与品牌商协同激励情形下的激励契约模型,研究两种情形下的最优契约,并作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当直播平台与主播不签约时,随着主播影响力的增加,直播平台的收益分成比例固定不变,品牌商的收益分成比例先减小后趋于常值,主播的收益分成比例先增加后趋于常值;当直播平台与主播签约时,存在一个签约门槛使得直播电商供应链各成员的最优期望利润均增加,且随着主播影响力的增大,主播与品牌商的收益分成比例均随之增加,而直播平台的收益分成比例随之减少。此外,直播平台对高风险厌恶主播进行流量补贴能够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因此,直播平台应加大对高风险厌恶主播的流量补贴力度。

从“颜值即正义”到“知识即正义”--青年网络直播消费行为嬗变研究

本研究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探讨了“颜值即正义”向“知识即正义”转变的文化驱动力及其对青年网络消费行为的影响。通过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揭示文化传播在塑造价值观方面的双重作用和青年身份认同的多元化趋势。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对青年网络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通过教育和政策干预可以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电商直播在内容、传播与关系方面的优化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应用价值,有助于提升直播营销效果和消费认同。

做主播: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

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秀场直播的用户规模达到2.07亿,成为互联网中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既有研究往往借用情感劳动这一概念,聚焦于直播平台与公会如何异化和剥削从业者。然而,这一取向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主播作为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另一方面,情感劳动在解释主播工作实践的过程中也显现出局限性。因此,本研究基于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通过将"关系劳动"与"平台化"这两个理论视角加以结合,考察了秀场主播如何理解并实践自己与观众在直播间内/外形成的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并梳理出"标价""区分"和"界限"三种行动策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关系劳动、平台化与秀场主播的主体性这三个概念进行了理论反思。

±800kV直流输电线路正极性侧带电作业电位转移放电特性研究

为明确±800 kV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电位转移放电特性,考虑强电场作用下粒子产生、运动和消散过程,构建了基于流体力学理论的电位转移流注放电模型,计算并分析了放电过程中的电场强度、流注发展速度和电流密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转移距离下的放电电流。结果表明:在电位转移放电过程中,随着放电时间的增加,流注头部电场强度减小、流注发展速度加快、电流密度增大;电位转移棒与导线间的放电电流随着电位转移距离的减小而增大;确定了±800 kV输电线路在正极性导线侧带电作业时最佳电位转移距离为0.45 m左右。

劳动空间在延伸——女性网络主播的身份、情感与劳动过程

本文以女性网络主播为例,探讨平台劳工的劳动过程与身份认同出现的新变化。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收集田野资料并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在平台的薪资制度、竞争制度、弹性用工模式的作用下,劳动者在平台上的劳动空间之外开辟出"第二层劳动空间"进行隐蔽的情感劳动,并塑造商品化的"人设"以迎合观众的消费需求。其结果是劳动空间被无限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空间被挤压、劳动者的自我身份被全面商品化。平台技术深刻影响了服务业中的女性劳动者,看似"自由"的平台劳动者实则在牺牲自由的同时面临异常严重的剥削与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