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方式转型下通婚圈变迁研究——以额尔古纳市为例

额尔古纳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往为该地区族际通婚创造了前提条件。在以单一的农牧业为生计方式的经济结构中,额尔古纳族际通婚圈以地缘性通婚圈为主,对通婚对象和通婚地域的选择往往发生在所处集体内。旅游业的发展,使额尔古纳市居民脱离了单一的农牧业而兼营旅游业和多样化产业,额尔古纳市居民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旅游业加快了人口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多的外地居民来到额尔古纳市旅游或者经营产业,既扩展了居民的社会流动空间、打破了流动受限和交流受限的局面,也扩展了居民的交友空间。扩展后的社会流动空间和交友空间,改变了额尔古纳市居民的通婚圈,突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通婚模式发展为跨市、跨省的远距离、跨地域族际模式。生计方式的转型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当地通婚圈的范围,促进了多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不同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交往交融搭建了桥梁。

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2015年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研究

左家山遗址位于吉林省农安县高家屯村西南500 m处。2015年因河水侵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猪、狗、羊、马等动物骨骼。通过对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与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左家山遗址为一处夏秋季节性居址,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捕捞和采集为主,同时饲养少量家畜。辽金时期该地区被称为“黄龙府”,通过对墓葬内出土动物遗存的分析,推测其与少数民族的“烧饭祭”“殉羊”“殉犬护送灵魂”“头蹄葬”等丧葬习俗密切相关,这为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证据;随葬动物种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伊通河流域少数民族的生业模式为农牧结合,且伴有少量的渔猎活动。

易地搬迁对陕南农户生计弹性的影响研究

探究易地搬迁对陕南农户生计弹性的影响,可为易地搬迁政策评估及农户生计弹性研究提供参考。该文基于陕南安康459户搬迁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弹性理论框架和可持续生计方法,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五大资本构建农户生计弹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进而计算农户生计弹性指数,并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易地搬迁对陕南农户生计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安置方式、搬迁类型对农户生计弹性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影响程度略有差别;不同生计弹性水平搬迁农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占比、信贷资本、公职人员数量、集体事务参与程度、住房结构、居住便利性、社会影响力和是否为低保户等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弹性的重要因素。针对影响搬迁农户生计弹性的因素进行精准施策并开展帮扶,以满足搬迁农户的不同需求,不断提升其生计弹性,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搬迁的产业培育模式和治理机制

深入开展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行动,关键是要创新产业培育模式和治理机制。易地搬迁产业培育是一个涵盖空间、要素、主体、机制的系统性、复杂性实践过程。易地搬迁产业培育模式和治理机制创新实质是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及可持续生计制度保障。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范式,从培育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产业培育的理论分析框架,类型化阐释能力、权利不同培育导向与市场、行政不同治理机制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能力导向产业培育模式聚焦可持续生计能力,包括市场化要素配置及其治理机制主导的创业型产业培育模式和行政治理机制及其公共政策供给主导的公益岗位兜底型产业培育模式。权利导向产业培育模式瞄准可持续生计权利体系及其制度保障,以多元化产业主体为培育对象,一方面以专业化要素集聚模式和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助推县域经济开放融合、包容共享式发展,另一方面以产业培育的“人、地、钱、业”等现实问题为导向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健全人才保障和财政投入机制。因此,易地搬迁产业培育和治理机制创新应当以多元产业主体和多样要素禀赋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为纽带,健全创业带动型、公益岗位兜底型、股权契约型、股份分红型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及其产业培育模式,完善搬迁户深度参与并有效嵌入产业链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基于实施导向的老城改造模式研究——以晋城市老城区更新与保护为例

以晋城市老城区更新与保护为例,针对其存在的用地布局混杂、配套用地不足、道路体系混乱以及文物古迹用地缺乏保护等问题进行着重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渐进式、微更新的城市修补式模式,实现对老城区的全面更新与保护。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晋城市通过大力实施渐进式、微更新的城市修补式模式,不仅有效改善了当地的民生问题和居民安置问题,而且对于提高老城活力,实现片区平衡等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云南新平傣族生计模式及其变迁的生态人类学研究

云南新平县戛洒镇大槟榔园是一个典型的傣族聚居村落,也是当地重点发展的特色乡村旅游村寨之一。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用生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理论分析了大槟榔园的传统生计模式及其变迁,以及生计变迁对生态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研究表明,大槟榔园村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传统生计模式是一种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的文化机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模式正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革,村民以一种较为主动的方式融入开放的市场中,体现出对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但又不得不受限于一些限制性因素的影响。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汶川地震羌族移民异地安置和生计方式转型——四川省邛崃市木梯村和直台村田野考察报告

一年多来,汶川地震羌族移民异地安置工作已经结束,在邛崃南宝山居住的人们已经逐渐适应了永久定居点的生活。然而,由于定居地与迁出地在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羌族移民文化适应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未能充分利用南宝山当地的资源,借助现有生计方式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本考察报告将从南宝山异地安置政策和产业规划出发,着重考察羌族移民的生计转型及对家庭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并结合南宝山当地农民生计方式的访谈资料,对异地安置点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中间商介入的蔬菜流通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农户生计框架,采用Tobit模型,从生计资本、交通条件以及市场信息三个方面,对农户选择中间商介入的流通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间商介入的传统流通模式仍然是农民当前选择的主要模式,而且蔬菜生产规模越小、离最近蔬菜交易市场的距离越近、社会关系网络越松散、户主年龄越大以及与市场谈判成本越大,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这种模式。同时通过生计资本测算发现,拥有生计资本更多的农户倾向于采用多种流通模式,既保留传统的中间商介入模式,又会积极尝试一些现代的流通模式。

略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再适应——以黔西北畜牧业的衰落为例

黔西北位处长江、珠江的中上游,就自然背景而言,其主体为典型的疏林草坡生态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开发不当,就会出现土地石漠化、沙化等生态灾变。历史上,生息在这一地区的氐羌系统各民族一直实施农牧混合生计模式,这样的生计模式不仅繁荣了当地的经济,维护了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还为长江、珠江中下游水资源的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康熙"改土归流"后的300余年间,随着垦殖面积的扩大,无序的矿业开发,不但没有出现经济的大繁荣,反而诱发了诸种生态灾变,成了当前贵州省结构性贫困和经济性贫穷的重灾区。因此认真总结历史时期黔西北畜牧业衰落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贵州省的经济建设、生态建设大有裨益。

货币、土地与族群:清水江流域的生计模式与地域社会

清水江木材的流动在于清水江苗疆对白银的需求,这一方面是当地族群将白银作为财富和不可缺少的礼物,另一方面跟国家赋役征银有关。苗民对白银的需求,开启了木材之路;赋役征银不仅导致苗疆生计模式、土地所有形态的变化,而且改变了社会结群模式与清水江的政治经济格局。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农民培训模式和对策研究——以四川省为案例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其知识和技能水平已成为决定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通过培训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及利用各种生计资本的能力,对丰富农民生计策略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对我国农民收入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农民培训模式,并结合四川省培训现状进行讨论,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相关建议。

四种典型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下移民生计资本变化比较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关键举措,探讨不同搬迁模式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及其差异,对于下一阶段易地扶贫搬迁模式的优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对湖北省五峰县依托工业园区集中安置、就近分散建房安置、行政村内就近集中安置、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等四种典型搬迁模式下移民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易地扶贫搬迁是提高移民生计资本的有效途径,移民生计总资本从搬迁前的2.388上升到搬迁后的2.567,上升幅度达7.48%;不同搬迁模式对移民生计资本的提升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其排名高低依次为依托工业园区集中安置、就近分散建房安置、行政村内就近集中安置和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各模式下移民生计总资本分别增加了0.479、0.152、0.079和0.02,提升幅度则分别为20.03%、6.37%、3.32%和0.83%。为改善移民生计资本、提高扶贫效果,需充分考虑各搬迁模式的适用条件及限制因素,做到“因地施策、因人施策”,并从产业、技能培训以及教育等方面加大对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

社会保障审计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的主线,如何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社会保障审计工作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障审计工作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改善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就业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总结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现状中存在的碎片化、责任划分不清、基本公共服务分享不均等突出问题,提出了社会保障审计工作的总体思路、工作目标和"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审计内容,同时结合当前审计队伍现状提出了实现目标的一系列配套措施。

构建以民生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

社会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生在社会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要千方百计破除阻碍民生发展的社会管理障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原则,构建基于民生的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

江苏民生政府治理的理论意蕴与实践逻辑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之所望是政府施政所向,构建民生政府则为民心所向。通过对江苏民生政府治理进行中国化、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能着重解决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政府问题。在政府治理理论体系内综合多维立场,阐明民生与民生政府相关理论,并结合江苏政府民生实践的发展状况对江苏民生治理进行综合评估,通过统计资料收集、实地调研等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建立江苏民生政府的治理模型,进一步增强理论的可操作性,同时为改善民生和发展民生的实践提供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模式选择

现实的民生需求是政府模式选择的现实依据,经济增长的"生态失败"急需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着当下政府模式的转型。政府模式转型的方向取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生态文明建设内在的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实现生态理念与民生理念的融合统一,从行动上要促进生态民生化,从目标上要追求民生生态化,内在的要求构建生态民生型政府。生态民生型政府是追求多重价值维度的正义、融管理与服务为一体、追求多种政府模式目标的统一和融合、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内在要求的政府模式。

广东农户生计模式及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的调查

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富、中三类农户收入差距,首先来源于其所拥有或支配的生计资本,富裕户拥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数量远多于贫困户,且三类农户之间生计资本重要性的顺序不同,对贫困户而言社会资本最为重要。自给性农业及外出打工是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中共同的组成部分;其次来源于种植果树与林木的数量及商业化经营活动,富裕户多从事规模化种植或小型加工等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户生计活动陷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黄龙病威胁柑橘主导产业发展等困境,生计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保持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既需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也需要寻找、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模式。

中国民生经济发展及其承载的功能研究

民生经济将民生改善的要求植入经济发展中,文章阐述了我国民生经济发展,承载着促进"中等收入陷阱"跨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功能。通过形成和完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互动耦合机制,使民生投入同时服务于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经济增长中自发实现民生改善。

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互动与发展——兼论民生政治参与的功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制度有效运行显得更为重要。为此,必须加快政治文化的转型,而政治文化转型的众多途径中,民生政治参与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以民生政治参与为突破口,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不失为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择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