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与社区居民生计耦合协调分析--以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是海洋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至关重要。在国家公园的建设过程中,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对资源的利用,使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公园社区生计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成为国家公园建设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的特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估长岛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居民生计资本水平,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分析了居民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居民生计资本得分差异较大,渔业兼业型生计资本值最高,旅游主导型居次,务工主导型位列第三,农渔业主导型处于最低水平;(2)研究区内各村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不同,渔业兼业型和农渔业主导型居民所在村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其余类型村落;(3)生计-供给服务耦合协调关系中,渔业兼业型达到协调发展水平,而农渔业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和旅游主导型普遍处于严重、中度失调水平;(4)生计-文化服务耦合协调关系中,农渔业主导型处于失调水平,渔业兼业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均处于协调水平;(5)生计-调节服务的耦合协调度关系中,农渔业主导型、渔业兼业型、务工主导型处于失调水平,旅游主导型达到协调发展水平。基于研究结果,针对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不同生计类型居民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与生计协调发展路径,以解决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矛盾,实现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藏北羌塘牧民家庭牲畜存出栏权衡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藏北牧民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调查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区牧户牲畜存出栏规模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荒漠草原户均牲畜存/出栏规模(254.8/48.6 SSU)显著高于高寒草甸(191.55/33.22 SSU)和高寒草原(189.89/33.49 SSU);对牧户牲畜存栏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单位面积产草量(高寒草甸)、家庭规模(高寒草原)和草畜平衡草场面积(荒漠草原),可以解释其变异的10.78%,19.40%和15.99%;对牧户牲畜出栏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草畜平衡草场面积(高寒草甸)、家庭规模(高寒草原)和劳动力数量(荒漠草原),可以解释其变异的15.01%,11.20%和23.55%。综上所述,藏北高原牧民户均牲畜存/出栏规模和结构在不同草地类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且受到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双重影响。在未来制定草原生态保护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资源禀赋和利用方式的差异。

商洛市不同生计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是预防规模性返贫,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此,文中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8个镇办的8个行政村174户脱贫农户为调查对象,分析不同生计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表明:样本区农户风险总值中健康风险占比最大,政策风险最小;纯农型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最低;非农型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型>非农兼业型。纯农型农户是所有类型中生计最脆弱的群体,返贫风险最大。并针对其风险特征的差异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为当地预防规模性返贫提供帮助。

乡土的图像:重庆传统聚落农业生计景观类型研究

重庆乡村聚落蕴含人们适应山地生态自然系统的聚居智慧,呈现出不同农业生计景观形态。乡土景观图像反映了独特的生态美景现象。利用遥感影像和实地采集的点云数据与GIS信息,结合宏观地形区层级、中观流域层级、微观聚落单元层级的划分,传统聚落生计要素的图像、景观指数分析,揭示了重庆不同区域传统聚落的乡村聚落人地关系特征,根据聚落与耕地之间的伴生关系、耕地分类模式,总结出农业生计景观中4种典型类型,提出生计景观类型的保护发展思路。研究聚落在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独特生活模式和视觉语言,对描摹重庆农业文化景观画像,推动和指导区域文化景观保护和发展,提升地方文化辨识度,塑造和美乡村有现实意义。

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下民生问题的内在逻辑及其实践路向

新时代民生问题突出表现为生存型、发展型和发达型三种问题共存,交错叠加,其内在逻辑表现为如何保持经济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中,高质量发展是破解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制度化的民生权利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渐进共享的价值自觉。有鉴于此,共享发展理念为保持市场竞争的高效性、建构民生保障的公平正义性、破解当前民生困境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导。

基于不同农户生计类型的生态压力研究

针对张掖市甘州区典型村的不同农户生计类型,借助于生态足迹原理和生态压力指数的方法,进行生态压力定量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产、物质资产、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良好地反映了研究区域农户目前的生计资产状况;2010-2014年甘州区典型村不同农户生计类型的生态足迹总体呈盈余状态,生态压力指数处于较安全状态;对纯农型和二兼型生态安全影响较大的是自然资产和人力资产,对非农型和一兼型的生态安全影响较大的是金融资产和物质资产.

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宅基地流转家庭福利变化研究

在已有研究农户家庭生计资产和家庭福利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典型区域宅基地流转农户家庭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宅基地流转对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福利影响。运用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法,研究了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生计资产配置,得出农户的家庭生计资产分值,将农户划分为资产缺乏型农户和资产均衡性农户。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及家庭福利评价框架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宅基地流转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家庭福利影响,研究表明,从总体和资产均衡型农户家庭来看,宅基地流转有助于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福利的改善和提高,其模糊指数分别为0.533和0.547,高于流转前设定的模糊状态0.5,而使资产缺乏型农户的家庭总体福利下降,模糊指数从0.5下降到0.464;从影响福利的因素来看,宅基地流转对资产均衡型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及发展机会有所改善,对社区环境、心理福利有所下降,但对资产缺乏型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发展机会及心理福利有所降低,对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基于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和福利改进,由此可得出相应的结论:在宅基地流转中,要实施差异化的流转保障、扶持政策,做到对被流转农户家庭的瞄准补偿与支助;加强对新安置点的选址、规划,新居民点要有利于农户的生活、就业与发展;注重农户参与与生存发展,提高农户自我认可与精神改变,确保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精神福利随着物质福利提高而逐步改善。

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农户生计资产与生计方式研究——以科右中旗双榆树嘎查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统计分析和深度访谈法,将研究区293户农户按生计活动类型划为牧户(牛户、羊户、牛羊户和马户)、种植户和非农户,并按农户生计资产总值进一步划为高、中、低3个等级类型,进而分析了不同类型和不同等级农户的生计资产与生计活动及方式的依存关系。研究发现:各类农户的生计资产均值差距明显,牧户最高,为0.37,种植户为0.25,非农户为0.21;牧户的劳动力、草场、牲畜、现金、贷款等资产均值最高,种植户的农机和耕地资产均值最高,非农户的社会资产均值最高。目前,半农半牧区的农户仍然以旱作种植业和草地畜牧业为主要生计,但农牧业生产均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非农户只占15.3%,且面临非农就业机会不足、个人技能缺失、语言障碍和务农时间与用工季节的冲突。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农户生计的对策建议。

基于不同农户分化类型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研究——来自陕西高陵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资产理论,将陕西省1469户农户依据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分为五种类型,研究农户分化类型及其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分析发现农户分化明显,五种类型农户呈现三个总的向度:一向度为农业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二向度为非农负债发展型和富裕型农户、三向度为均衡发展型农户。分化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呈“U”型,负债发展型、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旺盛,非农富裕型和均衡发展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的需求不强烈。为满足分化农户贷款需求变迁特征,发挥农地抵押贷款农户增收作用,丰富分化农户生计资产,促使一向度农业贫困型农户向二、三向度农户转化,提出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类型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行“差异供给”、创新农信社贷款产品、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就业培训等深化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不同生计类型的县域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化研究——基于民勤县、兴隆县数据调查实证

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对民勤县与兴隆县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⑴五种生计资本划分合理,良好地反映了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⑵在其五个资本指标对比中,民勤县在不同生计类型拥有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占优,兴隆县在其余的三个生计资本中更优;⑶民勤县农户生计资本测度值为7.99,兴隆县生计资本测度值为8.19,表明东部县域农户生计资本高于西部县域。因此,西部县域应提升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缩小与东部的差异,实现同期全面小康。

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类型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绩效的影响——以云南省杞麓湖流域为例

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参与式评估方法,对云南杞麓湖流域农田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并分析造成绩效评价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纯农户对杞麓湖流域农田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的绩效评价值为0.3884,执行结果为较差;兼业户对项目的绩效评价值为0.4591,执行结果为一般;非农户对项目的绩效评价值为0.617 0,执行结果为较好。人均耕地面积指标、土地承租面积指标对纯农户的绩效评价值影响大;劳动能力指标对兼业户的绩效评价值影响大;对于非农户的绩效评价值来说,劳动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指标对其影响较大。农田面源污染治理项目与农户的自然资本、补偿款合理等问题密切相关,政府的精准施策对农户参与、治理态度和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江源搬迁牧民的后续生计和就业类型——基于格尔木昆仑民族文化村的调查

自2004年开始的青海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受到国内外关注,而其后续生计或后续产业发展问题尤其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持续关注和研究。笔者以位于格尔木市南郊的昆仑民族文化村为例,详细分析搬迁牧民的就业类型变化与迁出地即老家的经济联系,牧民收入和支出结构及特征。本文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先后对昆仑民族文化村进行过4次调查,我们主要根据课题组2007年9月对该村86户牧民家庭的抽样调查和2008年该村168户家庭331人的劳务输出的统计分析,2012年7月对该村就业情况的补充调查资料,主要采用定量研究配合定性分析,探讨三江源生态移民搬迁牧民的就业类型和家庭收入差距。

民生国家:政府公平施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机理

公平施政意味着政府机关要通过内在的政治公平推进外在的经济社会公平,和谐稳定则意味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公平均衡状态。因此,公平施政与和谐稳定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即正向作用关系。这意味着,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与政府没有公平施政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政府公平施政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这种正向作用关系的作用机理表现为:利益均衡是沟通政府公平施政与社会和谐稳定的中介因素;政府应该并能够通过公平施政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公平施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现机制是民生国家建设。在现阶段的我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路径与措施包括以下三方面:建设民生国家,落实政府公平施政,推进民生导向的新型社会管理。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补短板、促民生,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正视民生资源供需矛盾尖锐、对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之间关系认识的误区、民生事业发展体制机制不完善等事实,着力解决精准扶贫、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健康服务、养老服务、住房保障、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文化体育服务、人口发展、生态环境等基本民生领域存在的主要短板现象,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前提。要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科学分析和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致力于持续推进民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和实现适度普惠,积极探索实践中国特色民生发展模式。

论托底型民生

根据责任负担大小、保障水平高低以及民众需求差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模式类型。其中,托底型民生是最为基础性的民生类型,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它着重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成为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体现国家对民众最基本生计的责任担当。托底型民生就是守住民众最基本生活的底线,保障好民众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民生项目及标准,对其数值人们往往用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指标来测量。但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托底型民生标准并不能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问题,同时,平均工资指标也不能反映人们的消费支出情况。实际上,托底型民生与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总和相关,结合全国近年来公布的数据,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测算可知,托底型民生支出约为城镇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基本需求总和的60%左右。为此,应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加强托底型民生建设,不断优化托底型民生支出结构,拓展托底型民生项目类型,将突发性不明原因疾病纳入到托底型民生保障项目,切实增强托底型民生项目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确保民众生存之"底"得到有效保证。

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家庭收入、银行贷款、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扶时期需从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加大信贷力度,做好土地资源的增收,深化东部与西部的协作,注重县域产业培育等入手。

财政垂直失衡与产业升级——民生性支出和新型城镇化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垂直失衡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构建两个独立中介效应模型和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财政垂直失衡影响产业升级的渠道。研究表明:(1)财政垂直失衡总体上不利于产业升级;(2)财政垂直失衡可通过增加民生性支出和抑制新型城镇化两个独立中介渠道对产业升级产生负向影响;(3)财政垂直失衡可以通过“增加民生性支出→抑制新型城镇化”的链式中介渠道对产业升级产生阻碍作用;(4)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中,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最为突出。

岭南疍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探析

疍民自古以来浮生江海,居于舟船,生产生活方式独特,文化特征鲜明。本文从民族学的视角,运用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和方法,对岭南疍民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和水文化特质进行研究。

新型城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的实证

文章构建了西部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陕西入户调研数据进行测算,从就业、居住、公共服务和思想意识四个维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搬迁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推进新型城镇化对提升移民生计恢复力是把双刃剑,就业城镇化、公共服务城镇化、思想意识变革对移民生计恢复力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居住城镇化在当前阶段的起效尚未实现政策的初衷,特别是对于靠产业园区、靠县城的集中安置方式,移民生计恢复力的提高仍需完备的配套措施作支撑。因此,“移民搬迁+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模式在实践中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