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会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选择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基于企业避税视角,为缓释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一是政府应加大反避税措施,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遏制企业激进避税行为,也应对税收负担过重的企业适当减轻税负的,将税负征收强度划定合理阈值,保证企业不因税负过重而影响正常的生存和经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大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并加快对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效率,有效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降低信贷成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防范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产生;三是企业自身应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并提高治理水平。

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本文基于中国246家商业银行及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探究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贷款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通过调节错配企业短期贷款金额、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效应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较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战略、管理及业务的数字化均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但前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探究商业银行数字化的微观错配纠偏功能,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层面投融资期限错配引发的风险,也为进一步优化银企互动和挖掘商业银行数字化意义提供了新的证据。

客户集中度、短贷长投与企业财务风险: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针对客户集中度、短贷长投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问题,以201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客户集中度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短贷长投在客户集中度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与企业财务风险显著正相关;短贷长投在客户集中度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客户集中度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制定科学的财务决策以及更好地防范财务风险提供参考。

国家审计改革与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来自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的证据

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下深化金融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背景,以2010—2021年省以下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国家审计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改革显著提升了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的使用效率,其影响机制主要为规范政府干预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干部人事、机构编制、经费资产管理的审计改革力度越大,对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提升效果越好。对处于低银行竞争度地区和低竞争度行业的地方国有企业,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地方国有企业而言,国家审计改革提升其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释放和提升国家审计监督效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供应链透明度与企业短贷长投——基于供应商和客户信息披露视角

债务期限短期化是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由此引发的短贷长投行为是现阶段各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利用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供应链透明度影响企业短贷长投的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供应链透明度提升能有效缓解企业短贷长投问题,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实体投资需求大的企业中,且客户透明度比供应商透明度的效果更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短贷长投减少的逻辑在供需两端,供应链透明度提升一方面有助于改善银企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长期贷款可得性;另一方面强化了供应商/客户参与监督和治理的动力,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短贷长投加剧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该风险会向上游供应商扩散,供应链透明度能削弱企业短贷长投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供应链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纾解企业短贷长投困境提供了新思路,对完善企业供应链信息披露的监管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能缓解短贷长投对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吗?

以短贷长投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不足已严重制约了企业持续绿色创新,并阻碍了其绿色转型。该研究采用交互项模型,利用中国2011—2021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城市数字金融指数,分析数字金融在缓解短贷长投对企业持续绿色创新不利影响的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①短贷长投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持续绿色创新能力,而数字金融的发展则可显著缓解短贷长投对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的缓解效应会因企业与银行间是否存在关联、企业所处生命周期、污染程度以及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而存在显著异质性。③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优化企业融资、内外部治理和研发投入等途径,显著缓解了短贷长投对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其中,融资机制主要包括提高金融服务可达能力、降低企业信贷成本和融资约束,内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提高企业的社会关注度、增强企业内部控制和减少管理者短视行为,研发投入机制主要包括升级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加研发投入。基于此,各地区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来赋能企业发展,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满足企业多样化金融需求的同时,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提高社会环保和监督意识,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持续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银企共同审计能否抑制短贷长投?

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如何提升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受到理论和实务界广泛关注。基于债务期限结构理论,检验企业与贷款银行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结果显示,银企共同审计缓解企业债务期限错配,抑制短贷长投。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正向调节共同审计与短贷长投的关系,且共同审计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渠道抑制短贷长投。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企业贷款依存度较高以及资产可抵押性较弱时,共同审计对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共同审计能够降低企业破产风险。本研究为共同审计师在优化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等方面提供了见解。

短贷长投是否会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

研究以我国A股2013-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短贷长投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短贷长投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性质、规模较小的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规模、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是高新技术企业短贷长投影响突破式创新的三个重要渠道。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制度缺陷是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短贷长投的原因。据此,政府应扩宽直接融资渠道,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深化银行业改革,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突破式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促进还是抑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走出去”企业的资本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上市公司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缓解公司的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产权、主要节点城市的公司更明显;“一带一路”倡议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效应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改善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优化公司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政策参考。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短贷长投:抑制还是促进?

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分析股票流动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中短贷长投的影响,从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特征两大影响渠道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股票流动性会显著提高企业短贷长投水平,并且这一正向影响在庞氏型融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更加明显。股票流动性通过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提高市场价值和增强管理者过度自信三个途径促进短贷长投;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渠道抑制短贷长投,表明股票流动性对短贷长投具有双重作用,但总效应是促进,说明企业内在因素起到更加主导的作用。应健全资本市场,正确处理股票市场流动性,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和投融资机制。

金字塔层级、长期贷款配置与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基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已有文献考察了地方国企发展金字塔结构的动机,但并未关注这种动机发展的金字塔结构对资源配置及资源使用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1-2012年A股主板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在中国国有产权无法直接转让的背景下,金字塔层级因放权而减弱了政府控制,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支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均被削弱。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越多,长期贷款相对越少;这种长期贷款的减少程度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但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却相对越高。这些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和银行监督、企业贷款需求两种竞争性解释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降低长期贷款以及提升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县级国企中,在省级国企中并不明显。本文以中国国有产权下基于放权的金字塔结构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金字塔结构的相关研究,其结论对认识中国地方国企金字塔结构和国企改革有参考价值。

货币政策周期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

以银行间隔夜拆借平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利用2003年10月—2011年3月上交所国债数据估计出Nelson-Siegel模型的水平因子和倾斜度时间序列,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不同货币政策周期下货币政策变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货币政策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时,水平因子变大,倾斜度变小。面对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倾斜度的响应均为负向。

中国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分析

国内大量研究表明银行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但大多数研究考虑的仅是金融机构贷款这一总量指标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表现,更进一步的研究尚未出现。将中国的贷款总额这一指标根据还款期限分为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分析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冲击下如何进行信贷政策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银行信用渠道的纵深研究进行有益的尝试。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上)

古代两河流域银贷业商人的苏美尔文为dam-gàr，他们是从事借贷和买卖获利的专业人员。本文根据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原始经济档案研究了7个主要商人的借据档案，总结了有息和无息贷款、大麦借贷的基本高利率，大麦和其他物品的一般价格，以及银钱和大麦转换借贷形式等规律，并对散乱发表的出土借据中的7个主要商人的文件进行了档案重建，进而为理解古代两河经济领域中货币形式、银贷利率、商人职能等金融和商业规律提供第一手史料。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产品选择行为

1998年至今,中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成长,并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从完善个贷服务、降低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借款人个贷产品选择行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01年北京个贷市场实际交易数据为基础,采用二元Logit选择模型,定量分析经济因素、借款人个体属性和个贷产品属性对借款人个贷期限和贷款价值比选择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借款人性别对其个贷产品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高收入借款人相对于中低收入借款人更倾向高比例中短期贷款;购置高价住宅的借款人相对于购置中低价格住宅的借款人更倾向选择中低比例长期贷款;未婚借款人更倾向高比例贷款;年轻借款人和高等教育程度借款人更倾向长期贷款。此外,本文结合对特定人群房价收入比的分析,探讨造成借款人选择行为差异的可能原因。本文基本结论为,借款人个贷期限和贷款价值比选择行为相对合理,不存在绝对高风险人群。

我国银行能识别借款企业的盈余质量吗？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盈余质量与总借款债务成本,长期借款债务成本和信用借款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以检验我国银行是否能够识别借款企业的盈余质量。研究发现,盈余质量与总借款债务成本、长期借款债务成本和信用借款债务成本显著负相关,即盈余质量越高,总债务成本、长期借款债务成本和信用借款债务成本也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银行能够识别借款企业的盈余质量。

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特征差异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借款数据

选择2009年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为研究样本,将其分为仅获得国有商业银行和仅获得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的两组相对立的样本,对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研究两种性质银行在选择贷款客户、贷款定价上的差异。以期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完善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银行系基金持股、贷款融资与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度

本文基于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的视角,研究银行系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贷款融资、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系基金持股水平与上市公司银行贷款规模、贷款期限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上市公司的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度显著负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和基金行业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意义。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配置

以短期资金支持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现象普遍存在于企业中,成为影响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13-2020年中国深交所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调研等数据,对企业投融资及期限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投资端,机构投资者调研改善了企业投资,激励管理层进行更多长期投资;在融资端,机构投资者调研部分缓解了融资约束问题,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短期借款,但仍然无法有效支持企业从银行获得更多长期借款。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短期借款来部分满足正常投资需求。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以及有基金参与调研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调研使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配置更为合理。因此,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加强对机构调研质量的监督,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和改善金融供给,从而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我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与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终极控制人性质调节效应的分析

主要研究不同终极控制人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数量和期限结构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以揭示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和银行贷款作为治理机制在公司投资方面所带来的综合后果。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贷款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短期贷款比长期贷款对投资扩张的约束力更大;无论是国家终极控制还是非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对投资扩张起到明显的制约作用,但是在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长期贷款对决策者产生了更大的过度投资激励;中央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发挥了约束作用,长期贷款作用并不明显;地方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的约束作用不显著,但是其长期贷款产生了明显的过度投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