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储蓄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监利县178户调查为例

农户的储蓄目的相当明确———为了社会保障。民间借贷行为是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结果。民间借贷尽管以“亲情”和“友情”等借贷为主 ,借贷中“立字据”与“付息”比例也不占优 ,但不少的付息的案例表明“高利贷”行为在农村相当普遍。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 ,已成为“高利贷”放贷主体。农民在求贷的途径选择上 ,优先选择“高利贷” ,是因为求贷的成功率与高利息相比 ,成功率更为重要。

民间高利贷的泛刑法分析

近年来,民间高利贷被作为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判例频频出现。究其原由,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就武汉的涂汉江案所为的两个复函。然而,这两个复函关于民间高利贷属于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所列非法金融行为的解释均属无权解释,因此,有关民间高利贷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所有判例,均无法律依据。事实上,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民间高利贷因不违反任何法律与行政法规而不具有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性要件。同时,民间高利贷虽有伴生犯罪之弊,但其更有产生的必然性,也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其也不应通过修改刑法而将其入罪。

中国民间资本引导的法律规制初探

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得以迅速积累,其数量已经达到了足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今后民间资本利用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然而近年来由于民间资本引导的缺位,大量民间资本扮演了"破坏者"与"受害者"的角色,给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基于此,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特殊时期,必须加强对民间资本的引导。民间资本引导须法律先行,这不仅已具备必要性与正当性,同时也具有了实际的可行性,其实现路径也已渐渐明晰。

清代盐商与官僚资本述略

清代官僚资本是盐商发迹的主要资本来源之一。清初,盐商依靠官僚资本的扶持得以迅速发展,并于乾隆中叶达到顶峰。但乾隆后期以来,随着官僚资本的日益高利贷化,盐商因受累于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榨而逐渐走向衰败,嘉道以后,终于发展到纷纷倒闭的局面。事实表明,清代盐商的兴衰与官僚资本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南京国民政府以农贷抑制高利贷的二律背反现象分析

为消除农村中存在的高利贷,南京政府积极开展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一方面对农村高利贷产生了不少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高利贷更加猖獗。这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因素的合理性;在实施农业贷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农村业已存在的传统借贷组织和形式;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债券市场。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先秦秦汉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

先秦秦汉时期,在发达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民间出现了以借贷为核心的金融行为。这一时期的政府具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然而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效果并不好。汉代以后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市场失灵现象,最终在战乱中走向崩溃。

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各地盐商凭借清王朝政府授予的特权,垄断了食盐的运销,借此获取高额的利润。同时,清政府又通过种种手段,对盐商们进行额外盘剥。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入——帑息。

浅论唐宋时期的信用形式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诸多信用业务。主要有高利贷信用、商业信用、消费信用和国家信用等形式。其中,高利贷信用是一种主导信用形式,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较为深远。商业信用在宋代的商业往来中较为普遍。消费信用多发生于饮食业中,发展层次还较低。国家信用还未能发展成一种常见的信用形式。

近代广西乡村民间借贷中债主的阶层分析

在近代广西乡村民间借贷体系中,当铺、地主、富农、商人、商店等是乡村债户借贷的最主要来源。官僚和残存的土司官吏、中农、稍有资产者、赌场老板以及宗教机构、社仓、宗祠等也扮演重要角色,是乡村借贷的补充。

高利贷泛化的解析与扼制

高利贷现象理应出现在金融抑制的时期和区域,因此,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较易出现高利贷。但近期在金融机构林立的城市地区出现了高利贷泛化的现象,"城市版"高利贷的成因复杂。究其原因,是宏观货币政策与阻滞的银企合作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剖析"城市版"高利贷运作的模式,并针对于此,提出高利贷泛化的扼制对策。

从《歧路灯》看清代中叶市民经济生活的文化蕴涵

李绿园的长篇小说《歧路灯》以18世纪的河南开封为背景,对清代中叶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习作了详细的描绘。借助小说中对"质当"、"滚算"等经济行为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中解读清代中叶的市民经济活动,并管窥其中的文化蕴涵。

我国民间金融问题及其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金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民间借贷纠纷增多、非法集资高位运彳亍、“高利贷”越演越烈、民间“倒会”事件接连发生等问题。通过原因分析，得出民间金融运作中产生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保护的滞后、监管制度的缺失、信用约束的软化等。建议政府应当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合理的监管制度、改进相关的保险、担保、社会信用配套制度，从此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民间金融的问题。

清代盐商与官僚资本述略

清代官僚资本是盐商发迹的主要资本来源之一。清初,盐商依靠官僚资本的扶持得以迅速发展,并于乾隆中叶达到顶峰。但乾隆后期以来,随着官僚资本的日益高利贷化,盐商因受累于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榨而逐渐走向衰败,嘉道以后,终于发展到纷纷倒闭的局面。事实表明,清代盐商的兴衰与官僚资本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探析校园贷之现金贷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校园贷主要类型——现金贷发展迅速,无抵押、放款快、借款方式灵活吸引了众多借贷者,而高额利息和普遍周转续贷(利滚利)的做法让借贷者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发生不良贷款后个别平台所采取的非法、暴力催债导致恶性事件屡屡发生。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我国校园贷——现金贷存在的风险及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现金贷的管控对策,加强对大学生、年轻人的金融消费教育和普惠金融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做好人生的理财规划,规避现金贷风险。

明代中后期京债探析

明中后期,皇帝怠政,宦官弄权,朝廷政治腐败,科举仕途尤为黑暗。一些新科进士、候选官吏以及即将上任的官吏不惜花费重金甚至借京债在京候选。虽然京债利息较高,但仍有大批官员趋之若鹜,一时间京债盛行,甚至出现"拉京债"现象。一些候选官员,为早些得到官职,大举京债买通权贵,严重破坏了铨选,这给明朝的政局带来了极坏影响。

探析“高利贷”的财务杠杆——以生产经营性高利贷为例

"生产经营性高利贷"是生产经营者为获取超过本金的利润,在客观上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有利于社会经济增长,但其投资收益率远小于债务资金成本率的民间借贷行为。负债筹资不仅能弥补企业资金的短缺、带来杠杆利益,还能产生利息税盾,但前提条件是投资收益率大于等于债务资金成本率,因此企业要控制举债规模,提高资金利用率,优化债务结构,比较投资收益率与债务资本利率,切忌非理性的"饮鸩止渴"行为。

民间融资的立法前瞻

融资自由是经济自由的应有之义,并对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有现实意义,但民间融资合法化的呼声却遭遇金融垄断与维稳困境的障碍。破解立法难题应形成有效的市场自律与政府管制安排,构建以私法自治为基础的民间金融法律秩序。

套路贷案件研究——以M院案例为基准实证分析

套路贷案件是近年来新兴的犯罪,相应判例较少,且存在多个罪名交织、刑民交错、案情疑难复杂,取证难、新情况与新问题不断等特点。因而对此类案件进行研究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民生层面都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有必要对套路贷案件的定性争议、罪名辨析、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套路贷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难点,从证据审查、量刑幅度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今后套路贷案件的办理提供帮助,并对套路贷案件的预防和规制提出建议。

高利转贷罪处罚范围的合理限定

司法实务中存在着将一些难以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高利转贷行为认定为犯罪的现象,过度扩张了刑法的处罚范围。传统观点认为高利转贷罪保护的法益是信贷资金管理秩序,这与立法增设本罪时计划管理的信贷市场相符。而在信贷的市场化管理转型后,以信贷资金管理秩序作为本罪保护的法益难以符合如今我国的信贷市场状况。司法机关应秉持刑法适用谦抑的理念,将高利转贷罪保护的法益理解为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并在司法适用中依法限制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