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CEO与企业融资约束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发展。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以及缓解途径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目前对本地CEO如何影响融资约束的研究还鲜有涉及。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本地CEO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非本地CEO的企业,拥有本地CEO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更低,在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代理成本较高和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本地CEO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显著。该研究丰富了高管特质和融资约束领域的文献,并为企业聘任CEO和缓解融资约束提供决策参考。

不同籍地CEO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

参照任职地,不同籍地CEO可分为外地CEO和本地CEO。二者不同的行事风格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战略差异度是企业战略的重要特征之一。从企业战略差异度这一视角切入,选用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地CEO所在的企业战略差异度更高。截面差异分析显示,外地CEO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在非国企、CEO权力更大、CEO连任和CEO原生地风险偏好低时更明显。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地,CEO过度自信部分中介外地CEO对于企业战略的选择。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CEO个人特征对于企业战略的影响,并提醒企业内外部相关者关注外地CEO与本地CEO在战略选择上的差异,为企业战略管理与经营带来思考与启示。

跅弛之士,如何御之?——CEO异地任职与公司违规

本文从首席执行官(CEO)家乡背景角度实证考察了CEO异地任职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异地任职会显著提升其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家乡认同和声誉约束理论,CEO异地任职导致的公司违规主要是由于异地环境下CEO家乡认同和声誉约束的缺失,而异地商会制度作为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异地CEO的违规行为,并与地区市场化水平等正式制度层面形成互补效应。本文厘清了CEO异地任职与公司违规的影响和机制,丰富了家乡关系情境的相关研究,为防范和约束企业违规行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建议。

地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基于高管人员短视主义的机制分析

企业创新是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但地方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而非实质性创新行为。(2)地方产业政策通过高管人员短视主义影响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高管人员短视主义会诱导企业选择策略性创新,导致企业创新重数量而轻质量。(3)相比于国有企业,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选择策略性创新行为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因此,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应关注企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培育,实施差异化激励措施,充分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提升管理层对产业政策信息的获取能力,缓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引导管理层根据产业政策做出符合企业长期发展的实质性创新投资决策。

外地CEO与企业风险承担: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场所依赖理论、烙印理论和文化差异的“学习互补”效应假说,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地CEO能有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外地CEO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经济发展水平、高创新文化和低宗教文化地区更为显著。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渠道分析发现,提高内部监督水平、抑制社会性负担可能是外地CEO提高风险承担的渠道机制。对经济后果的研究发现,拥有外地CEO的企业可以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高公司价值。本文的研究对完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人才引进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反垄断法》的施行能否改善公司治理——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反垄断法》能够有效改善中国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提升市场效率。本文以中国2005—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总经理离职事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反垄断法》的施行是否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本文研究发现,《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离职与企业业绩的敏感程度,促进了市场公平,缓解了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问题,强化了股东对CEO的有效监督。此外,本文通过将样本按照行政垄断程度、行业垄断程度及企业垄断程度进行分组并对比分析后发现,该效应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尤其显著。以上结果均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公平。

外地CEO与企业创新投入:文化的影响

基于地方依赖理论和区域文化差异的"学习效应"假说,本文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地CEO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较低的CEO原生地风险文化偏好和较好的CEO企业所在地创新文化环境均会加强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CEO的多元文化经历则会削弱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风险偏好和较强的创新意识是外地CEO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地CEO在提升企业价值、抑制企业社会资本维护支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市场监管部门引导上市公司主动披露高管原生地等个性化信息、上市公司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和战略重视企业内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提供了管理启示。

本地CEO与企业避税:家乡认同还是寻租?

本文以我国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是否拥有本地CEO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拥有本地CEO的企业避税程度更低,这表明本地CEO会因为老乡身份产生家乡认同感,避税意愿更低。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本地CEO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负向关系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以及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保持不变。文本首次从CEO的家乡身份切入,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补充和拓展了身份经济学假说以及企业避税领域的文献,对政府的税收监管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地CEO与企业价值:推动还是掏空?

CEO家乡背景是衡量非正式制度中社会关系和CEO个体特征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CEO家乡所在城市数据识别了上市公司本地CEO特征,研究发现,本地CEO显著抑制了企业价值,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存在。在使用Heckman两步法、PSM、DID和工具变量等识别策略从各个角度缓解可能存在的估计问题后,证实了本地CEO对企业价值的负向效应具有因果性。机制分析表明,本地CEO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各类重大战略决策、增加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水平、减弱董事会监督作用等渠道降低企业价值。这种“掏空”企业价值的效应在外部监管约束越弱时更加突出。聘用本地CEO的治理模式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本文揭示了本地CEO治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机制路径,不仅从非正式制度角度丰富了企业高管对企业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时为基于地缘社会联系的行动逻辑给出了拓展性讨论。

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基于情绪特质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6—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对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的关系,以及不确定性、地区环境污染的调节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2)不确定性弱化了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关系;(3)地区环境污染强化了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的U型关系。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