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从清宫内务府汉文奏销档看织染局种种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俗语词考释九则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语料珍贵,存有大量俗语词,其中“达”“估”“夥”“撇”“歇”“腰店”“蚁”“■”“站”九个俗语词意思费解,或者容易误解,对读者阅读和研究均造成困难,形成阅读障碍。现根据上下文,结合传世文献,分别考证其义。“达”即“连带、加上”,“估”即“强迫”,“夥”即“伙同、共同”,“撇”即“欺骗、诈骗”,“歇”即“住,宿”,“腰店”即“半道中途的小客栈”,“蚁”即“我的谦称”,“■”即“量、测量”,“站”即“住,宿”。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释五则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被称为“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地方文献宝库”,内容丰富,但存有较多的俗语词,给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障碍。根据传世文献,结合语境,对其中五则俗语词进行考释,得出释义。“耗伐”即“砍伐损害”,“弹收”即“验收”,“向问”即“询问、理论、指责”,“压佃钱”即“租借时所付的作抵押用的钱,俗称押金”,“战哨船只”即“战船和哨船,分别用于作战打仗和警戒巡逻”。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俗语词考释五则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是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纠纷通过司法审判的最早档案,极具民族性。档案中俗语词丰富,其中出现了“承缉”“逗逼”“飞覆”“越日”“争角”等俗语词,令人费解。结合辞书、传世文献及语境,“承缉”即“承担抓捕”,“逗逼”即“逗留,耽搁”,“飞覆”即“迅速回复”,“越日”即“跨过一日,次日;隔天”,“争角”即“争执、吵架”。

“Macrohistory” and “Microhistory” in the writing of libra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archives in the period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of China

Research paradigms determine the ways the history is written and the consequent research products.By analyzing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paradigms in library history,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this study proposes new paradigms based on library archives in the period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China.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随势应变: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统治的构建与调整

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经历了王朝更替、改土归流、地方起义等一系列变局后,仍旧保持着对当地的实际控制权。通过解读现存档案史料,可知暮连土司在社会转型中,通过积极拥护朝廷政策、塑造祖先身份、调整生存方略,从而获得了官方和土民的认可,稳固了地方统治地位,这种随势应变的态度与方式是其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因素。对暮连土司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了解基层土司的自我认知与能动选择,并且增进对边疆民族地区由“化外”转为“化内”的内在机制和复杂过程的理解。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两版《目录》时间订讹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是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内容丰富,价值极高。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全三册)。2015年,黄山书社出版《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共八册)。今以60卷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研究对象,对比《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与《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所录档案的时间信息,并将有误之处具体分为三类:《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时间有误;《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时间有误;以上两者时间均有误。

论拉达克国王策旺纳木扎勒与清廷的关系——以乾隆朝满文档案《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等奏图伯特伯克策旺纳木扎勒遣使呈报爱乌罕屯兵事宜折》为中心

本文通过乾隆朝满文档案《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等奏图伯特伯克策旺纳木扎勒遣使呈报爱乌罕屯兵事宜折》为中心,结合现有藏学研究成果,首先对拉达克王国地域界定进行简要阐述;其次考述策旺纳木扎勒的身份;再次对满文文献内记载的有关策旺纳木扎勒通过叶尔羌办事大臣处与清廷的互动进行梳理,并对一些人名、地名等进行考证;最后论证总结乾隆朝清廷在处理与拉达克国王及王国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准则。笔者认为,通过以乾隆朝满文档案为基础,挖掘、分析、论证文献内记载的珍贵历史线索,研究乾隆朝拉达克王国与清廷的关系,对于今天我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涉及与中亚、南亚关系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战略意义。

经营之道:清末民初北京照相馆的变革与发展

摄影术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北京后,当地照相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京师的摄影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为使照相馆更加适应中国顾客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对照相馆的布景与道具进行变革,增加拍照形式,为照片进行着色等新颖方式对照相馆的艺术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探索,使北京的照相馆在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拍摄风格。这些措施改变了大众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照相业的发展。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至民国时期贵阳同乡组织的演进及其社会功能

清至民国时期,贵阳同乡组织大体经历了“会馆”与“同乡会”两个发展阶段,其演变进程与贵阳地域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作为公共空间的同乡组织在政治上成为各方势力利用与控制的场所,在经济与文化上成为了重要的交流交融平台。同乡组织通过乡籍网络对省际关系与省县关系进行积极调适,成为协调地区利益的重要中间组织。总的来说,贵阳同乡组织积极适应地域社会的变迁,其影响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贵阳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国家视域与边疆治理研究——以清代云南水利为中心

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与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绅高度重视云南水利发展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清代各朝皇帝都一如既往地重视云南水利发展,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云南水利认识更为深刻,并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因地制宜的水利发展策略。正是在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重视水利发展的意识,奠定了云南水利发展基础,为清代治理云南夯实根基,为云南深度内地化创造了积极条件。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清代方志版刻“城市八景图”中园林活动及其空间意象营造研究

清代方志中的版刻“城市八景图”是清代风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市民在城市及周边进行公共游憩活动时的理想目的地和观景需求。文章以清代方志版刻“城市八景图”为研究素材,通过对八景图题名、题记和图像的分析,梳理出山水游赏、田园游赏、城郭远望、公建游园4种活动题材及其活动主体和内容,并进一步从空间范围、构成要素、空间营造手法和氛围总结出活动题材所对应的空间意象。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清代西藏方志著录及条目内容的疏漏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后编纂的大型提要性方志目录。西藏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一提要性工具书清代西藏方志的著录及条目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将部分非方志著作纳入著录,所著录的康熙、雍正时期的西藏方志多为行记;二是著录存在遗漏,在清代西藏方志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及影响的几部志书未见著录;三是部分条目的内容有误或不准确、不完整,有的条目未言及志书编纂特点及志中具有资料价值的记载。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影响清代西藏方志的收集整理及资料的挖掘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方志史及西藏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本文旨在与西藏方志研究者交流,同时也为“总目提要”今后的增订提出建议。

《黑图档·咸丰朝》所见清代盛京地区钱粮清册档案研究

《黑图档·咸丰朝》是记录清代盛京总管内务府衙门处理往来公文的档册,对于研究盛京地区的钱粮清册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黑图档·咸丰朝》内钱粮清册档案的整理,从钱粮清册档案造送时间,有关销算、恩赏、发放俸饷、工程以及官兵借钱这五种类型的钱粮清册档案及其价值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钱粮清册档案具体在反映清代咸丰年间的经济状况、清代赏恤制度以及清代官员及食辛者库等处人口实际情况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以期补充清代盛京地区钱粮清册档案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