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层治理变革的设计、争议与困境——以城镇乡地方自治区域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改变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城镇乡三种自治区域的界定,事实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县以下没有建制化治理空间存在的现实。在自治区域的划分上,基本的原则依然是尊重传统,依照基层社会的“固有境界”而划分各级自治区域,这事实上将传统的治理传统和自然聚落制度化和正式化。城镇乡三个层次的自治区域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治理空间,对后世的基层治理制度和治理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个案考察、效力依据与完善进路——以贵州省从江县W村为样本

西南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及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惩戒性条款,突显出基层村民自治的契约性与独特性。惩戒性条款在实践中存在的处罚数额过高、处罚形式单一、内容模糊粗糙、规约监督与执行缺乏可操作性以及与国家法之适用冲突等问题不仅亟待解决,在效力依据方面存在政策与法律的矛盾也急需厘清。需要在严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两个不得”和对政策性指导意见进行“限缩性解释”的双重前提下,确立“适度”原则,通过探索制定《村民自治法》的远期规划和善用地方立法权的近期进路,辅之以“备案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进一步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进行规导与监督。

“乡评不可掩”——宋元变革视域下的南宋地方社会

宋元变革社会转型在南宋开启,士人流向呈现出多元化的势态。较之走出乡里,向上流动,士人更注重在地方上的横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犹如作用于政治场的士论,地域社会的乡评,对士人、士大夫的名誉、地位乃至家族利益都产生着重要影响。乡评的性质为何?谁握有乡评的话语权?乡评的影响是否仅仅局限于乡里?透过南宋中期宰相周必大的乡评书写,可以获得清晰的具现。从而可以进一步捕捉到的是,作为明清时代乡绅的前身南宋士人、士大夫在地域社会建构活动之一斑。

地方优秀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的价值与路径——以河池市村民自治文化为例

地方优秀文化形态多样,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地方高校讲深、讲透、讲好思政课的宝贵资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地方优秀文化资源并将其融入地方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中,在思政课中讲好地方精神、优秀文化、精彩故事,可以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强大功能,推进地方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该文以河池市村民自治文化融入河池学院思政课为例,探讨地方优秀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的价值与路径。将村民自治文化融入思政课,需要实现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思政课的有效融合,推动村民自治文化进校园、进校本教材、进课堂、进教学实践和班级管理中。

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传统文化、乡镇企业和乡政村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复兴、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政村治的建立等等导致了乡村权力结构中包含的具有各自利益需求和交换关系的主体———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乡镇企业、村民等等———不同身份特征的获得,并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占有的资源及其相互的利益关联。对11省14个村庄的调查和比较,再现了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探讨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的实际情况、产生乡(镇)村关系不协调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达到理想状态的措施。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尊重民间,向民间学习——建筑师在村镇聚落营造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针对村镇聚落的营造,提出并探讨了建筑师应关注的几个问题,包括:谁是村镇聚落营造的主体、营造中技术层面以外的视野、对当地生活与文化的尊重以及向民间和工匠学习等内容。

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翻烧饼:谷城县乡镇改革述评

地方改革竞争中的拾级而上的政府采纳(或决策)路径,导致了地方改革竞争中的重复改革(俗称“翻烧饼”)现象的盛行,并使之在更高的层级上或更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翻烧饼”问题,必须给下级政府更多的改革自主权。

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乡镇民主建设中的甘肃村民自治现实结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想的意图"的力量来源是村民自治与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统一,乡镇的民主化建设是"理想的意图之所以成为理想的力量"的政治保证。甘肃村民自治现实结构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外部结构特征和三个方面的内部结构特征,其在新农村建设与乡镇民主建设中走向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村民自治的历史嬗变——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审视

传统乡村自治文化是在长期生存过程中对乡村居民生存境域进行深刻认识和对其生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后逐步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生存论方面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方面的参考价值,对生存问题终极思考的永恒性使得传统和现代可以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传统乡村自治文化中长期积聚的认识和经验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得到延续。通过对乡村自治文化进行历史审视和对其内涵做简要分析,发现传统乡村自治不仅出自乡村自我管理的现实需求,也源于教化及文化传承的精神需要,这就使得传统乡村自治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超越性发展有了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度挖掘传统村民自治中的优秀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其和现代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学视野中的“三农”问题(笔谈)

"三农"问题一直横亘在我们心中,拂之而不能去。用社会学视野观察之,是想让具有乡土情结的人"倾听它的声响"。本期论坛主要讨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尊重和依靠农民跳出历史周期律、"组合竞选"谁与之争峰以及影响农民职业流动的因素。陆学艺教授认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格局。郭书田研究员认为,突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必须在十四个方面予以改革;石山老先生认为,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尊重和依靠农民跳出历史周期律;辛秋水研究员认为,在村民自治中创造的"组合竞选制"模式具有科学规范、公平合理、简便易行等优点,值得推广;同春芬博士则在全面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

论托克维尔“以社会制约权力”思想

“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重要内容。托克维尔认为,在限制国家专制权力和多数暴政方面,“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体制固然必不可少,但一个相对自主的多元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对权力产生“社会的制衡”。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民主理论,尤其是多元民主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它也存在不足之处。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两委”关系的摩擦类型及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为填补土地集体所有者主体缺位而产生的乡村新型组织形式,推行至今已经20多年,由于法律和制度规定模糊,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两委"关系不顺、运行机制不规范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村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争权力大小,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两套领导班子不合,由于宗族、派性的渗入而导致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管理权力的冲突等三种类型。为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地方探索出"三配套"、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两委合一"、"两票制"等实践模式。这些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理顺村"两委"及其与乡镇政府的权力运行关系。要保证村民自治的规范化运行,除了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调整,还要进一步明确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转变乡镇政府的观念和工作方式。

日本近代町村会的起源与形成

日本町村会的形成是日本地方社会传统以及启蒙思想、自由民权运动从下推动和政府从上引进的结果,是在上下合力作用下产生的。双方的作用都很重要,缺乏任何一方的推动,近代的町村会实际上都很难形成并巩固下来。日本近代町村会尽管与战后的町村会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成立在日本地方制度的历史上,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进步性应予肯定。

张謇经营南通地方自治的理念与实践

南通在近代的领先发展,是清民之际内轻外重特殊政治架构的时代产物。张謇经营的地方自治,做到了对南通地区社会整体性立体型的改造和重建。张謇的自治实践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穷则兼济一方"的人生新道路。张謇承传中国古代志士仁人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遗产,并以毕生心力付诸实践,成为继汉魏之际的田畴之后,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自主地经营地方自治而获得辉煌成果的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区域社会改良家。

论张謇的“无终山都邑”式社会理想

因兴办工业企业而获得成功的张謇按照他的理想 ,自清末起在南通开始营造一个“新世界”。民国初年 ,这一有着“新村落”等数种称谓的“新世界”吸引了国内外社会的较多关注 ,而又得“模范”之称。张謇所设计的这一理想社会的源头是汉末田子泰经营的“无终山都邑” ,张謇将其演绎成自己的“村落主义”和地方自治。随着张謇对海外世界的进一步了解 ,他在其社会理想中增添了来自于西方的内容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从早年起就奉为圭臬的田子泰式的村落主义。也正是由于这一社会理想的制约 ,张謇设计和经营的近代自治社会没有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 ,而专权式的自治窒息了社会活力 ,再加上其它因素 ,最终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基础 ,阻碍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北京市村民自治地方立法研究

地方立法为北京市村民自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规范 ,但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的整体性推进稍显滞后 ;有些法规可操作性不足 ;规约不规范、形式化等。对此 ,本文提出了以下改进意见 :丰富村民自治的地方法规类型 ;提高法规制定主体的层次 ;细化关键性的程序 ,增强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 ;提高村级规约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