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谁知冷宦贤--汪曰桢治学成就述评

湖州籍晚清著名学者汪曰桢学问广博,一生著作等身。天算农医四个中国传统科技分支,他均有程度不等的贡献。其中,尤以方志纂修和历史年代学的成就最为显要,得到当世和后世学者的高度认可。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明代宁夏通志中的黄河书写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历史上,黄河曾流经过十三个省份,今流经九省区。在这些省区的地方文献特别是旧志中,都有关于黄河的书写。传世的四种明代宁夏通志中,关于黄河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山川》《河渠》《水利》类目中,所附地图一般均绘制有黄河及黄河水系信息。各志除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记载黄河外,还在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等层面的类目,如《土产》《屯田》《职官》中记载与黄河相关的内容。同时,各志都收录有歌咏黄河的诗文。明代宁夏通志中,《[正统]宁夏志》最早记载了黄河宁夏段的流向、水势情况,其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宁夏通志在此史料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记载;《[弘治]宁夏新志》中,最早出现了绘制有黄河地理信息的地图,嘉靖、万历两朝宁夏通志继承了这一做法,于所附地图中均绘有黄河信息,该志首次指出宁夏引黄灌溉的田亩数量及黄河对河套平原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还首次收录了专题歌咏黄河的诗篇;《[嘉靖]宁夏新志》则首次全面梳理有关黄河之于宁夏重要性的代表性观点,开始记载黄河对宁夏的负面影响;《[万历]朔方新志》对黄河的专门记述内容更加全面,首次提及黄河的发源地为星宿海,进一步强调部分明朝地方官对黄河有害于宁夏的认识,所附朱笈《豁免屯粮赔累疏》强调,随着历史的推移,黄河为宁夏赢得的“塞北江南”美誉,在一定程度上已严重影响到宁夏的民生问题。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旧方志对明代福建医家的历史书写

福建旧方志共收录明代医家308人,呈现出习医缘由伦理化、医疗技术神奇化、医德医风儒家化的模式化书写。地方志通过对医家书写的增删改造,使得同一医家的形象逐渐发生偏转,主题叙事也随之发生改变。明清以来,地方志关于医家传记的书写,基本上沿袭了儒统化和仙统化的路径,这一路径决定医家传记大部分都选择性忽略了其作为“医”的基本特质,重在凸显医家的德行和神奇,而不是技术性特征。

基于方志史料的明至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研究

本课题基于方志史料,搜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信息,系统梳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明至民国时期纸质物产的种类及其产地的时空分布信息,并对该地区纸质物产种类及其产地的分布特征和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分布广泛,共搜集到产地信息237条,其中以湖南最为丰富。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种类丰富,包括皮纸、竹纸、草纸、棉纸和火纸等。清代和民国时期纸质物产种类则从传统的皮纸、草纸发展到竹纸再到多种原料混合造纸,质量也显著提高,是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和工艺技术提高的共同结果。

明清方志所见江西茶叶产地与名茶考略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江西茶文化上接唐宋,传承至今,依据地理分布可划分为南昌及周边地区、赣中地区、赣东北地区以及赣南地区。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是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认同的产物,明清时期江西茶叶产地和品种的持续动态变化,反映出茶文化在地域间传播与演变的不同特点。将地方志研究与茶史研究相结合,重新审视和挖掘地方茶文化的历史价值,有助于丰富对不同时期江西茶文化的认识,为理解茶文化在地域社会中的传播机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促进地方文化传承和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代后期的卫所与地方官府——以《新安蠹状》所见新安卫与徽州府为中心

《新安蠹状》是明代后期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有关施政措施的档案文件汇编,其中收有四份涉及新安卫的公文,内容涉及新安卫运官路费应否由徽州府承担、新安卫经历应否参与卫所屯粮征解、新安卫城操官军月粮的审计与支放。这些公文显示,明代后期地方官府对于卫所事务的介入程度极深,已经涉及军政管理的核心领域。有关新安卫的各项事务,上级官府均会交由徽州府查议、处理。可见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徽州府几已成为凌驾于新安卫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

明清时期山西中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以《山西通志》为例

通过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古籍特藏文献数据库和实地查阅山西省图书馆等方式,查询明清时期《山西通志》中有关中药材的记载发现,现存《山西通志》共10种,记载山西地产药材187种。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上山西地区中药材的品种、产地及分布等情况,为山西道地药材、优势中药材品种的挖掘、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史料依据,为构建“晋药”品牌体系,实施晋药品牌战略,提升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影响力,为中药材领域的宏观经济决策、市场研判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论明代晋江《青阳志》的编修

编修好乡村志,需要借鉴历史上各地不同类型村志的编修经验。在明代晋江《青阳志》里,当地人的多重身份(乡人、族人、士人)经由地方历史的书写联为一体,他们在各自家族历史里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在人文谱系中塑造自我认同。从民众的日常生活逻辑出发,让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才能真正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所见四川、重庆部分地方文献与《全宋诗》补遗

四川、重庆地方志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著录了《四川府县志辑》70册、《重庆府县志辑》35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正德)蓬州志》《潼川志》《遂宁县志》《丰都县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55首(包括2则残句),补充作者23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明代土兵军事征调研究——以“保靖土兵”为个案

明代土兵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其军事征调的足迹早已踏遍全国各地,进而维护国家稳定和抵御敌国侵犯,从而,形成自觉的中华民族认同,彰显出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明代土兵述论

明代的土兵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卫所制度的崩溃是明代土兵得以发展的历史机遇,土兵发展表现为土兵数量大、民族构成多,战斗力强。土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为明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

分家阄书系诸子均分制度下民间家产分析所订立的格式契约文书。分家意味着分房。分家析产之后,财产上的众存共业颇为常见,法权上的分析而不另立户籍普遍存在,产业交易上的亲邻优先权相沿成俗,明清徽州民间个体家庭之间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家户间往往虽分犹合。并且,明清徽州民间存在女承父产乃至诸女均分家产等分家模式。分家析产不断孕育家庭这一基本形态,对于不同层次的宗族经济来说,具有潜在的瓦解作用。

明清时期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近两年来在天柱实施田野调查所获之碑刻的解读,发现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自明初逐渐步入王朝国家系统而"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之后,教育作为"王化"统治策略之一,备受王朝国家的重视,同时,作为身份改变的一种途径,学校亦备受民众之欢迎。因而,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中发展尤为迅速。在运用碑刻史料对明清时期天柱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时,发现其教育范围涉及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以及清末的新式学堂,同时,碑刻资料也像我们活生生地展现了各级学校在筹集办学经费中的艰辛与困境。通过对明清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状况的描述与分析,或可为当代教育提供另一种借鉴的视角。

明代徽州方志述论

明代是徽州方志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这时徽州府邑正式方志的修纂蔚然成风 ,专志编撰门类多样 ,志书编纂理论日益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