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宁夏通志中的黄河书写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历史上,黄河曾流经过十三个省份,今流经九省区。在这些省区的地方文献特别是旧志中,都有关于黄河的书写。传世的四种明代宁夏通志中,关于黄河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山川》《河渠》《水利》类目中,所附地图一般均绘制有黄河及黄河水系信息。各志除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记载黄河外,还在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等层面的类目,如《土产》《屯田》《职官》中记载与黄河相关的内容。同时,各志都收录有歌咏黄河的诗文。明代宁夏通志中,《[正统]宁夏志》最早记载了黄河宁夏段的流向、水势情况,其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宁夏通志在此史料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记载;《[弘治]宁夏新志》中,最早出现了绘制有黄河地理信息的地图,嘉靖、万历两朝宁夏通志继承了这一做法,于所附地图中均绘有黄河信息,该志首次指出宁夏引黄灌溉的田亩数量及黄河对河套平原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还首次收录了专题歌咏黄河的诗篇;《[嘉靖]宁夏新志》则首次全面梳理有关黄河之于宁夏重要性的代表性观点,开始记载黄河对宁夏的负面影响;《[万历]朔方新志》对黄河的专门记述内容更加全面,首次提及黄河的发源地为星宿海,进一步强调部分明朝地方官对黄河有害于宁夏的认识,所附朱笈《豁免屯粮赔累疏》强调,随着历史的推移,黄河为宁夏赢得的“塞北江南”美誉,在一定程度上已严重影响到宁夏的民生问题。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明代后期的卫所与地方官府——以《新安蠹状》所见新安卫与徽州府为中心

《新安蠹状》是明代后期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有关施政措施的档案文件汇编,其中收有四份涉及新安卫的公文,内容涉及新安卫运官路费应否由徽州府承担、新安卫经历应否参与卫所屯粮征解、新安卫城操官军月粮的审计与支放。这些公文显示,明代后期地方官府对于卫所事务的介入程度极深,已经涉及军政管理的核心领域。有关新安卫的各项事务,上级官府均会交由徽州府查议、处理。可见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徽州府几已成为凌驾于新安卫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

论明代晋江《青阳志》的编修

编修好乡村志,需要借鉴历史上各地不同类型村志的编修经验。在明代晋江《青阳志》里,当地人的多重身份(乡人、族人、士人)经由地方历史的书写联为一体,他们在各自家族历史里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在人文谱系中塑造自我认同。从民众的日常生活逻辑出发,让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才能真正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所见四川、重庆部分地方文献与《全宋诗》补遗

四川、重庆地方志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著录了《四川府县志辑》70册、《重庆府县志辑》35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正德)蓬州志》《潼川志》《遂宁县志》《丰都县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55首(包括2则残句),补充作者23人。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桂西土兵(俍兵)征调制度与明代军事制度协变研究

明朝廷对桂西土兵的征调可概括为听调(额调)、轮戍和屯戍三类,之所以有不同类型是因应明代不同时期的军事制度变化的需要而进行的调整。从明代军事制度变化如何引起土兵(俍兵)征调制度变化的角度切入讨论土兵(俍兵)的征调与轮戍的情况,以及最后向耕兵制的演变;并指出明代文献中出现的土兵、目兵、耕兵、俍兵的不同概念背后有着制度性的差别。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清代西藏方志著录及条目内容的疏漏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后编纂的大型提要性方志目录。西藏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一提要性工具书清代西藏方志的著录及条目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将部分非方志著作纳入著录,所著录的康熙、雍正时期的西藏方志多为行记;二是著录存在遗漏,在清代西藏方志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及影响的几部志书未见著录;三是部分条目的内容有误或不准确、不完整,有的条目未言及志书编纂特点及志中具有资料价值的记载。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影响清代西藏方志的收集整理及资料的挖掘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方志史及西藏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本文旨在与西藏方志研究者交流,同时也为“总目提要”今后的增订提出建议。

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研究

以明清时期的芜湖城区史料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地方重视医士的培养,教育获得途径多样,且医者重视自身品德修养;其二,医士大力编撰医学书籍,分享个人临证经验;其三,官民结合建立医卫机构,投身于地方防疫工作、医药慈善事业中;其四,中药贸易空前繁荣,本地药号鳞次栉比。

新时期元代方志学术研究简述

元代方志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但学界历来对元代方志事业发展评价不一。其实,无论是创修“一统志”,还是地方志书的编修,元代方志事业发展都可圈可点,为传承中华民族的修志传统作出了历史贡献。

论明清方志中古代藏书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繁荣,且多留存至今,虽然方志中没有设立“藏书”一门,但是相关门类中保存了大量的藏书史料。通过这些零散的藏书史料,可以勾稽出古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的风貌,可以考知古代藏书家读书治学的感人情形,还可以辑录出数目可观的藏书诗文,丰富古代藏书文学的研究内涵。

明清田赋药材税的形成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有地方向中央进贡药材的惯例。明朝时太医院将所需药材摊派给各地分别贡纳,药材土贡成为部分地区的额外负担。明后期“一条鞭法”改革后,药材土贡开始折银上缴,至清朝基本实现了白银化,但白银化后的药材税沿用实物土贡时的分配方式,在税理上具有显然的不公平性。药材税的演变折射着明清财政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古代财政思想中的某些弊端。

俭与奢的更迭与矛盾:方志中所见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

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一方面纺织品贸易繁荣,人们鲜衣华服,衣冠趋时。另一方面,明代对地方志书修撰尤为重视,修志事业大为兴盛,且其内容全面、地域特征明显。本文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方志所记载的服饰风俗的研究,发现其中头饰呈现风俗俭与奢的更迭甚至矛盾现象,并论述了其影响因素与形成原因,从中窥视出明代江南地区的习俗风尚、衣着观念、区域发展等内容,以及方志的特殊性对服饰风俗记载的影响。

清凤阳府方志舆图及其特征简析

方志和舆图是展现区划变动、修志水平、政治空间观念的重要文献资料。清代是中国古代志书发展的巅峰时期,但凤阳府的修志工作却存在着志书存量少、增量起伏较大、舆图绘制水平前后差异明显等特点,这与凤阳府的政区变迁、自然灾害、官员调配、战乱等因素密切相关。志书本身的编修体例也经历了由“纲目体—平、纲目体并行—以纲目体为主”的变化,所配置的舆图类别既符合清代志书舆图演变的一般规律,又在分布和舆图择用上融入了地方色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凤阳府在修志层面的特征与理念。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

通过对元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制度的执行、明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的控制和清朝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与土司消失等方面考察而认为,元朝不仅承袭制度比较粗放而且土官承袭方式相对灵活,明朝土司承袭制度无论是自下而上按程序运行还是自上而下跨越程序运行均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清朝土司承袭制度仅在提供材料证实该土司承袭的真实性方面沿袭前朝传统,其它方面如皇帝恩准仪式均已省略,推行降等分袭制度,改由各府县管理各土司。这一改变,强化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并为民国时期的土司承袭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明代福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考述

福州地区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始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明清时期异常兴盛,共编纂出地方诗歌总集17种,其中明代9种、清代8种。其中徐[火勃]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12卷,袁表、马荧辑的《闽中十子诗》30卷,邓原岳辑的《闽中正声》7卷,徐熥辑的《晋安风雅》12卷,叶向高辑的《福唐风雅集》(不分卷)等是梳理福州府历代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地方诗歌总集。

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探讨——基于清代历史方志的分析研究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出现一次新的高潮,巴蜀地域在经历了长达数十载的兵燹之乱后掀起大规模的城市重建活动。在清代官方主导编修的各类地方志书中,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大量与城池营造相关的历史信息,为研究这一时期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物料和重要佐证。通过地方志中历史舆图与文字记载的解析、梳理,从城池的选址布局、空间架构、景观塑造三方面入手,探讨清代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的典型规律和地域特征,既能丰富古代城池空间环境营造的研究视角,也能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