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旧方志对明代福建医家的历史书写

福建旧方志共收录明代医家308人,呈现出习医缘由伦理化、医疗技术神奇化、医德医风儒家化的模式化书写。地方志通过对医家书写的增删改造,使得同一医家的形象逐渐发生偏转,主题叙事也随之发生改变。明清以来,地方志关于医家传记的书写,基本上沿袭了儒统化和仙统化的路径,这一路径决定医家传记大部分都选择性忽略了其作为“医”的基本特质,重在凸显医家的德行和神奇,而不是技术性特征。

明代后期的卫所与地方官府——以《新安蠹状》所见新安卫与徽州府为中心

《新安蠹状》是明代后期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有关施政措施的档案文件汇编,其中收有四份涉及新安卫的公文,内容涉及新安卫运官路费应否由徽州府承担、新安卫经历应否参与卫所屯粮征解、新安卫城操官军月粮的审计与支放。这些公文显示,明代后期地方官府对于卫所事务的介入程度极深,已经涉及军政管理的核心领域。有关新安卫的各项事务,上级官府均会交由徽州府查议、处理。可见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徽州府几已成为凌驾于新安卫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

桂西土兵(俍兵)征调制度与明代军事制度协变研究

明朝廷对桂西土兵的征调可概括为听调(额调)、轮戍和屯戍三类,之所以有不同类型是因应明代不同时期的军事制度变化的需要而进行的调整。从明代军事制度变化如何引起土兵(俍兵)征调制度变化的角度切入讨论土兵(俍兵)的征调与轮戍的情况,以及最后向耕兵制的演变;并指出明代文献中出现的土兵、目兵、耕兵、俍兵的不同概念背后有着制度性的差别。

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研究

以明清时期的芜湖城区史料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地方重视医士的培养,教育获得途径多样,且医者重视自身品德修养;其二,医士大力编撰医学书籍,分享个人临证经验;其三,官民结合建立医卫机构,投身于地方防疫工作、医药慈善事业中;其四,中药贸易空前繁荣,本地药号鳞次栉比。

南宋地方性备荒仓的兴衰及其原因

南宋时期,地方性备荒仓如社仓、平籴仓、平粜仓等纷纷涌现,形成了以常平仓、义仓等全国性备荒仓为主,地方性备荒仓为补充的备荒救灾仓储体系。与常平仓、义仓相比,社仓等地方性备荒仓因地制宜,管理经营灵活多样,有利于吸收地方的各种资源为救荒服务。南宋地方性备荒仓的兴起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地方财政的困窘和常平仓、义仓救荒功能的削弱是其兴起的现实原因;地方官与乡居士人、富人等基层势力是地方性备荒仓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南宋地方性备荒仓的兴起也源于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推动。然而,南宋地方性备荒仓在积极发展的同时,大多数仓储却难以维持长久,吏治腐败、豪强把持以谋私利是其主要原因。

明清田赋药材税的形成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有地方向中央进贡药材的惯例。明朝时太医院将所需药材摊派给各地分别贡纳,药材土贡成为部分地区的额外负担。明后期“一条鞭法”改革后,药材土贡开始折银上缴,至清朝基本实现了白银化,但白银化后的药材税沿用实物土贡时的分配方式,在税理上具有显然的不公平性。药材税的演变折射着明清财政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古代财政思想中的某些弊端。

俭与奢的更迭与矛盾:方志中所见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

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一方面纺织品贸易繁荣,人们鲜衣华服,衣冠趋时。另一方面,明代对地方志书修撰尤为重视,修志事业大为兴盛,且其内容全面、地域特征明显。本文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方志所记载的服饰风俗的研究,发现其中头饰呈现风俗俭与奢的更迭甚至矛盾现象,并论述了其影响因素与形成原因,从中窥视出明代江南地区的习俗风尚、衣着观念、区域发展等内容,以及方志的特殊性对服饰风俗记载的影响。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

通过对元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制度的执行、明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的控制和清朝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与土司消失等方面考察而认为,元朝不仅承袭制度比较粗放而且土官承袭方式相对灵活,明朝土司承袭制度无论是自下而上按程序运行还是自上而下跨越程序运行均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清朝土司承袭制度仅在提供材料证实该土司承袭的真实性方面沿袭前朝传统,其它方面如皇帝恩准仪式均已省略,推行降等分袭制度,改由各府县管理各土司。这一改变,强化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并为民国时期的土司承袭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明代福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考述

福州地区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始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明清时期异常兴盛,共编纂出地方诗歌总集17种,其中明代9种、清代8种。其中徐[火勃]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12卷,袁表、马荧辑的《闽中十子诗》30卷,邓原岳辑的《闽中正声》7卷,徐熥辑的《晋安风雅》12卷,叶向高辑的《福唐风雅集》(不分卷)等是梳理福州府历代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地方诗歌总集。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与地方社会——以南海县登云堡为中心

明清时期,里(图)甲制是理解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片山刚和刘志伟两位学者有关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里(图)甲制的研究出发,以南海县登云堡为个案,具体分析该堡图甲编制及其演变的过程、结构,以及图甲制与土地开发、宗族建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通过探讨珠江三角洲内部更小尺度区域的社会结构过程,对进一步理解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民族互嵌格局下明清恩施本土文人及文学研究

民族互嵌虽是一个现代概念,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缘,恩施地区的民族互嵌格局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在明清中央政策的推动下,民族互嵌格局以人口迁移、土司从征、朝贡、建立学校和书院等途径得以形成。在此背景下,恩施本土文人不局限于其少数民族身份,主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恩施地域涌现出一大批封建文人与文学家族,其文学创作体现出多民族的双向接受与认同,彰显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方王学门人尤时熙的思想及地方实践研究

尤时熙是北方王门的代表人物。他于嘉靖二年将王学带回河南府,并在其后的40年间通过自悟、拜师、交游一系列活动,将王学与程朱理学融合,提出道一论、“格物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以及实学等思想,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成功实现了王学的“在地化”。在“万物一体之仁”及实学思想的指导下,尤时熙以身作则,改善洛阳县风气;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开展讲会,传播王学。这些工作既有力改善了河南府的地方风俗,又成功拓展了王学在当地的影响力。

基于舆图的明清获嘉县城城门研究

本文首先借助现存可见的方志舆图等材料,将获嘉县城形象分成三类,即图注类、矩形符号类和写实类。进而说明获嘉县城城门设置的特殊性在于北城墙无门、西城墙设置两座城门和西城墙城门的定名,其成因可能与应对现实情况的实用性需求,即自然环境、邻县县城分布和主要交通方向有关。

明代陕西方志俗字研究——以《雍大记》为例

论文以明代陕西方志《雍大记》中的一至十三卷为研究对象,从俗字角度出发,借用汉字构形学理论,在异构俗字和异写俗字两大类的基础上再细分为十三小类。在穷尽性整理归纳《雍大记》俗字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例证分析了其中不同俗字的类型、成因及主要字书的收录情况,最后通过定量研究,总结出《雍大记》俗字具有时代共性大于地域个性、异写变化大于异构变化、古体沿袭大于整体创造、正字俗字并用的随意性、俗字形体构造的综合性的特点。

近二十年国内明清绅士研究概述

绅士是在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治下所造就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处于国家和民众间,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中介,在地方上发挥着很大作用。近20年来,区域史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使绅士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流动的文化:明清桐城私修乡贤传记考论

基于乡贤传记概念将前人鲜少涉及的传记史料与地方文化地理著作有机结合,从文献分布、编撰时间轴和文献类型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桐城乡贤传记的的基本情况作出概述:认为桐城乡贤传记的书写区域相对集中,有以宗族为中心的分布特点;编撰时间长且主要集中于三个高峰时期;文献类型分为单独的人物传记和传记附传主著作的合集等两种。作为地方史书写的重要文献,桐城乡贤传记的编撰具有重视考据、以人存史的收录原则、秉公论和崇理学的编撰理念、重视家族文化的书写倾向以及广见闻与通俗性的编撰策略。而桐城士人赓续传承地书写乡贤则是为了保存乡邦文献,构建地域文化,以及广施教化,让桐城才力不限于一代,风气不囿于方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