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spending competi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Using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regarding expenditures, the mechanism behind expenditures interact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Our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Significant strategic interaction exists am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regarding expenditures mainly owing to fiscal competition mechanism in China, and expenditures interaction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since tax sharing system reform, which has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conclusion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public functions, size and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绿色转型

依据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促进本地经济绿色转型作用显著,但会阻碍相邻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合理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财政纵向失衡与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

本文采用1980—2019年数据,在制度分析和事实梳理基础上,运用面板联立方程组探讨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的影响及财政收入周期在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加剧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财政收入周期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的重要传导机制,但财政纵向失衡对财政收入周期和地方财政支出周期的影响方向相反。分税制改革后,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方向没有变化,但总效应从正向扩张效应转向负向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解财政纵向失衡、提高政府逆周期调节能力提供了决策依据。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已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阻碍。以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开前门”和“关后门”两个阶段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两阶段改革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开前门”和“关后门”阶段改革分别通过财政收支巩固和债务规模控制来发挥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作用;异质性分析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激励较弱和财政监管力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效应会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推进债务预算硬约束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财政支出结构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财政对新时代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研究通过熵值法,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个维度评估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结构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民族地区财政支出责任重大,主要集中在民生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尽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低于全国,但呈上升趋势;地方财政支出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综合激励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生产性支出、民生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为提升地方财政支出激励效应,政府需加大投入并优化支出结构,突出重点支出方向。

地方政府债务、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财政纵向失衡约束下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逻辑--基于中国特色财政激励的视角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呈现出财政纵向失衡的典型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安排与激励设计,既要保证中央权威又需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财政纵向失衡的体制安排表明,中央政府在“赋权-控权”的过程中主导着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同时注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寻求调动地方经济积极性与维护中央权威的动态平衡,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财政激励制度。然而,财政纵向失衡在激励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会诱发地方政府的偏离行为,此时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和纠偏。合理解释财政纵向失衡安排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深入刻画中央财政控权与地方自主理性行为之间的动态博弈,是深刻理解中国式财政改革逻辑的关键。由此,未来推动现代化财政体制改革应延伸至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重塑,由激励机制的单向逻辑走向治理权力的综合逻辑,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有为政府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地方财政支出的视角

本文基于地方财政支出的视角讨论了地方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优化。首先在空间一般均衡框架下刻画地方财政支出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机理,然后校准核心参数并评估财政支出的作用效果,最后从区域协调发展视角考察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1)在空间一般均衡框架下2000—2015年间的地方财政支出变化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如果不考虑人口流动和贸易成本则会得到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结论。(2)财政支出结构对区域经济差距的边际效应大于支出规模的边际效应,且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下降会放大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3)相较于财政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优化不仅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提高经济总产出。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的路径优化研究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我国当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依赖政府财政靠前发力,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成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最大阻碍。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在基建投资中的占比持续走低,但是政府财政仍然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的关键角色。基建投资不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较高、影响我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根源。从估算结果来看,虽然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但是2020—2022年政府资金的平均资金撬动效应高达2.7倍,民间资金依赖政府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带动作用。预计至2035年,我国每年基建财政支出空间在5.5万亿—7.3万亿元,“十四五”期间政府资金预计平均每年拉动其余资金16.2万亿元。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开展基建投资的关键在于优化专项债使用机制、提升政府投资决策能力以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投资、补贴与价格的协同机制,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财政预算资金撬动民间投资,带动经济系统整体健康平稳运转。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风险形成的三重逻辑与治理出路——基于财政属性视角

我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以下简称专项债)已成为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内容。从近些年全国与各省的审计情况看,我国的专项债既有包装、谎报、虚报收益违规发行问题,也有闲置不用、挪作他用、低效使用的情况,这些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发债初衷相悖离,难以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甚至出现收不抵支、以债养债现象,影响代际公平。本文在分析专项债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从专项债的财政属性视角剖析专项债风险形成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理论上,对专项债发挥财政政策工具作用的方向界定不准;制度安排上,赋予专项债过多的财政职能;实践中,地方政府存在“财政幻觉”。这些因素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使专项债不仅“偏航”,而且“走样”,不断泛化为“万能债”。对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理论上追本溯源,厘定专项债的职能范围;第二,制度上革故鼎新,为专项债稳根固本;第三,实践中审时度势,用区块链技术为专项债保驾护航。

营商环境、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企业税收遵从

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改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均衡,有助于政府提高最优税收努力水平,进而提升国家财政能力。构建“政府-企业”两部门Stackelberg博弈模型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准自然实验”,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优化营商环境与地方财政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代表的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提升地方财政能力,表现为企业税收遵从的显著提升;在所得税由地税局管辖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这种效应更加明显,从而证实了营商环境优化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进而提高企业税收遵从的理论机制。研究结论对于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提升国家财政能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促进抑或抑制:财政分权如何影响绿色生产率?

在财政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的当前,财政分权的作用备受关注。从财政收入与支出分权的角度,基于2012-2018年我国30个省级层面面板数据,结合SBM-GML模型,分析和检验财政分权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绿色生产率整体呈现逐年改善的现实特征,但财政分权却显著抑制了各省的绿色生产率。上述抑制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非东部地区更明显。进一步,地方政府竞争构成财政分权影响绿色生产率的关键机制。在财政分权时代下,应持续推进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地发挥财政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作用,健全地方政府及官员考核机制,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升。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

地方收入体系,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是我国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而筹集的一切资金总和及其配套的制度和征管体系。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全新概念后,优化地方收入体系就成为未来国家治理工作的关键要务。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收入体系存在事权划分出现“收权放责”且地方政府民生事权偏重现象,税种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资源经营性收入占比过大、高度依赖非税收入以及地方政府收支缺口较大等主要问题,提出基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即在坚持中央统一框架、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财政事权、确定支出责任与标准、改进税收分成体制、用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力缺口。由此确定新时代地方收入体系由转移支付、地方专享税收入、适量的非税收入和合规的地方债等政府性债务收入等四部分组成的大体设想。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弥补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问题研究的不足,更好地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方针下优化地方收入体系,为持续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财政职能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财政职能经历了从财政政治化向财政经济化的转型,这在宏观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的国家主导型财政管理体制向市场化改革后“放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模式的转变,贯穿其中的两条线索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税利分配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关系。第一,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在推动企业由“国营”向“国有”转变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有资产财政的实现形式,而且也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国有资本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转化形式。第二,在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实践中,行政性分权、分税制等改革措施不仅直接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的经济行为主体,即竞争性地方政府,而且形成了一种中央财政容忍和地方财政自主的隐性分权模式,即“包容性财政体制”。国家与企业、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动态调整,属于一种生产关系变革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是我国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制度架构,在这一过程中财政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并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基础发挥着重要的物质力量。

地方财政压力能否提升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质量

本文基于手工收集的2010—2019年我国122个城市商业银行样本,从信贷供给侧角度研究地方财政压力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研究表明,地方财政压力与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城市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与地方政府中长期发展规划一致度较高时,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提升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实证证据反映出地方财政压力下,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影响具有前瞻性,引导信贷资源配置在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产业,更好发挥“有形之手”调控作用。因此,随着政府治理体系的完善,适度财政压力能够更好调动地方政府善治兴业积极性,促进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提升,从而有利于金融系统稳定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