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1911年山陕地区高分辨率农业收成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

本文探讨了地方志在长时段高分辨率农业收成序列重建中的限制因素:将地方志对丰歉2种现象记载的峰值伴随出现的现象定义为“丰歉组合”现象,初步分析了其可能成因;分析了记载的完整性限制。通过引入丰歉等级非线性赋值与年际衰减指数较好地突破了这些限制,提出了新的区域农业收成序列的重建方法,该方法可以:①在保持年分辨率的同时较大程度延伸重建时间尺度;②将丰歉两种现象整合到同一序列中。利用该方法成功重建了明清时期山陕地区4个子区域的年分辨率的农业收成序列。结果表明:①山陕地区的农业收成呈现40a左右准周期的低频高幅脉冲与高频低幅振荡2种波动模式;②山陕地区的农业收成与气候要素存在良好的“冷抑暖扬”“干抑湿扬”的对应关系;③社会系统的“脉冲型”“适应型”“周期型”响应模式在明清时期山陕地区农业收成序列中均有体现:严重歉收事件周期性地冲击地方社会,其他绝大多数时段则以高频低幅振荡为主,而两类歉收事件均在18世纪明显减少,这些均与明清当地人口的增长态势、“康乾盛世”等史实相一致。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研究

以明清时期的芜湖城区史料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地方重视医士的培养,教育获得途径多样,且医者重视自身品德修养;其二,医士大力编撰医学书籍,分享个人临证经验;其三,官民结合建立医卫机构,投身于地方防疫工作、医药慈善事业中;其四,中药贸易空前繁荣,本地药号鳞次栉比。

明清田赋药材税的形成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有地方向中央进贡药材的惯例。明朝时太医院将所需药材摊派给各地分别贡纳,药材土贡成为部分地区的额外负担。明后期“一条鞭法”改革后,药材土贡开始折银上缴,至清朝基本实现了白银化,但白银化后的药材税沿用实物土贡时的分配方式,在税理上具有显然的不公平性。药材税的演变折射着明清财政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古代财政思想中的某些弊端。

基于GIS技术的明清江浙藏书家地理分布研究

[目的/意义]藏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将GIS空间信息模式引入到藏书家地理位置空间分布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对藏书家地理分布特点产生更加理性的解读和思考。[方法/过程]运用GIS空间分析法,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揭示明清江浙藏书家地理分布特征,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角度分析形成原因。[结果/结论]江浙藏书家分布格局并不均衡,在空间上,藏书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富裕的“苏嘉杭”一带;在时间上,藏书家在各时期的分布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规律。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

通过对元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制度的执行、明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的控制和清朝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与土司消失等方面考察而认为,元朝不仅承袭制度比较粗放而且土官承袭方式相对灵活,明朝土司承袭制度无论是自下而上按程序运行还是自上而下跨越程序运行均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清朝土司承袭制度仅在提供材料证实该土司承袭的真实性方面沿袭前朝传统,其它方面如皇帝恩准仪式均已省略,推行降等分袭制度,改由各府县管理各土司。这一改变,强化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并为民国时期的土司承袭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与地方社会——以南海县登云堡为中心

明清时期,里(图)甲制是理解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片山刚和刘志伟两位学者有关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里(图)甲制的研究出发,以南海县登云堡为个案,具体分析该堡图甲编制及其演变的过程、结构,以及图甲制与土地开发、宗族建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通过探讨珠江三角洲内部更小尺度区域的社会结构过程,对进一步理解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民族互嵌格局下明清恩施本土文人及文学研究

民族互嵌虽是一个现代概念,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缘,恩施地区的民族互嵌格局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在明清中央政策的推动下,民族互嵌格局以人口迁移、土司从征、朝贡、建立学校和书院等途径得以形成。在此背景下,恩施本土文人不局限于其少数民族身份,主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恩施地域涌现出一大批封建文人与文学家族,其文学创作体现出多民族的双向接受与认同,彰显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舆图的明清获嘉县城城门研究

本文首先借助现存可见的方志舆图等材料,将获嘉县城形象分成三类,即图注类、矩形符号类和写实类。进而说明获嘉县城城门设置的特殊性在于北城墙无门、西城墙设置两座城门和西城墙城门的定名,其成因可能与应对现实情况的实用性需求,即自然环境、邻县县城分布和主要交通方向有关。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近二十年国内明清绅士研究概述

绅士是在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治下所造就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处于国家和民众间,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中介,在地方上发挥着很大作用。近20年来,区域史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使绅士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

方志所见明清时期贵州火灾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贵州火灾呈现出频繁发生、波及范围广、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惨重的特点,以贵州地方志为中心,以清水江文书与碑刻等资料为辅,分析贵州明清时期的火灾情况,探求其中原因、影响与防救措施。

流动的文化:明清桐城私修乡贤传记考论

基于乡贤传记概念将前人鲜少涉及的传记史料与地方文化地理著作有机结合,从文献分布、编撰时间轴和文献类型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桐城乡贤传记的的基本情况作出概述:认为桐城乡贤传记的书写区域相对集中,有以宗族为中心的分布特点;编撰时间长且主要集中于三个高峰时期;文献类型分为单独的人物传记和传记附传主著作的合集等两种。作为地方史书写的重要文献,桐城乡贤传记的编撰具有重视考据、以人存史的收录原则、秉公论和崇理学的编撰理念、重视家族文化的书写倾向以及广见闻与通俗性的编撰策略。而桐城士人赓续传承地书写乡贤则是为了保存乡邦文献,构建地域文化,以及广施教化,让桐城才力不限于一代,风气不囿于方隅。

从明清方志看江浙地名中的通名“扇”

文章从历史、语言和地名本身等方面对太湖东南角水网地区以“扇”作通名的特色地名进行了研究,认为“扇”是吴地对水网地区“圩田”的形象称呼,它虽与田亩图中“扇”的得名原因相似,但两者互无引申关系。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

分家阄书系诸子均分制度下民间家产分析所订立的格式契约文书。分家意味着分房。分家析产之后,财产上的众存共业颇为常见,法权上的分析而不另立户籍普遍存在,产业交易上的亲邻优先权相沿成俗,明清徽州民间个体家庭之间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家户间往往虽分犹合。并且,明清徽州民间存在女承父产乃至诸女均分家产等分家模式。分家析产不断孕育家庭这一基本形态,对于不同层次的宗族经济来说,具有潜在的瓦解作用。

明清时期江南伤寒名家对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明清时期江南伤寒名家对日本汉方医古方派学术思想形成影响的探讨 ,认为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形成深受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经过自身不断充实 。

明清时期浙北杭嘉湖市镇的徽商

从明代中期起 ,越来越多的徽商进入浙北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市镇 ,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活动 ,尤以在丝织、米粮、木材、盐、典当等行业最为活跃。徽商不仅在促进当地市镇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对提升市镇品味 ,提高市镇的知名度、美誉度 ,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浙商的历史溯源:地域、时段、人文基因的交互融合

历史上浙商是颇具实力开拓型的商人群体。它秉承吴越大地的英气,在历史转型中,接受了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学说,志在天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为浙商提供了丰裕的商品;畅达的交通,方便了浙商的贩销;然而人文基因(事功学说)更是培育了它的成长。诸多因素交互作用,把浙商推向历史舞台。本文以大量史实和历史文化精英的论述为根基,采用历史实证的方法来研讨浙商的历史。

列女书写、妇德规训与地域秩序——以明清乐清县志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版本的明清县志《列女传》,在传记内容和叙事策略上存在着隐晦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呈现出士绅的妇德塑造脉络,以及不同时期士绅妇德内涵的演化轨迹。结合时代环境的变化分析士绅的妇德规训意图,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清中叶以后妇德内涵建构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由明代较为单一的"贞烈"导向,增加了以欧阳修母亲式的以"荻训"为特征的贤母规范,到清末士绅又表达了列女书写包含"才女"的意向。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学界的这个一般性认识:明以后妇德内涵朝着"贞烈"的单一导向而趋于"窄化"。第二,士绅的妇德建构因应特定的时代问题,清中叶以来妇德建构的两方面内容:倡导贤母和批判佛道信仰、私育异姓,均非作者书斋臆想的产物。第三,士绅妇德规训牵涉到极为实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列女书写具有维护地域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三个方面的意涵。近百年来节烈观念批判者的攻击火力主要集中在道德规范层面,而没有探究妇德规训背后坚硬广阔的底座。因此,新文化运动健将无法解释古人普遍肯定妇女节烈实践的事实。研究妇德观念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